这一风格的形成，显然与杨守陈的诗歌创作思想有关。《赠主事戴公挽诗序》称：“人之心感于物而动，则必形之于声。诗者，声之成。文者，也由心有所感而形。于是可以观兴焉，是故感吉庆之来则乐心动，感横逆之至则怒心动，感凶丧则哀心动，感祸难则忧惧之心动，感亲昵则爱心动，感神人之尊则敬心动。惟其心之感动有异，而声之异随焉，是故乐心动则其声蝉以缓，哀心动则其声噍以杀，怒心动则其声粗以厉，忧惧之心动则其声繁以促，爱心动则其声和以柔，敬心动则其声直以廉，诗无不具焉。……观其美则思劝，观其恶则思戒，此诗之道所以至于美教化、移风俗也。”(41)这是杨守陈对诗歌创作规律及社会作用的深刻理解。《诗坛雅韵序》称：“人之生也，有形斯有声，有心斯有志，志发于言而为诗，声成文而员谓之韵。自古诗无不韵者。世既降，而诗体屡变，韵学寖微。……嗟乎！古者诗作而韵生，后世乃依韵以作诗，诗道盛衰，于是乎系，吾安得隆古之英与论大音之妙哉！”(42)由此可知，杨守陈坚持诗歌是人类思想的结晶。不同的感受，有不同风格的诗歌。杨守陈《彭文宪公文集序》：“古今文至众矣，创意立辞者，固人人异。后或扩而章之，或翻而直之，或蹈之，或攘之，亦莫能同。大抵本乎资，得乎学，乘乎时与位之故耳。”(43)这是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作品，虽然有继承之处，但资质、学力、时代与地位的不同，使得他们不会有完全相同的作品。这实际上是否定了简单的模拟说。

2．散文创作

杨守陈的散文喜欢说理，尤重视德性的培养。《送孔生序》：“世谓有赀为富，有爵为贵，而贫贱反是，皆系乎天而不可必得。然吾观人之富贵贫贱，有不在赀与爵者，何居？世之都三旌、位有万金产者，或贪求而不止，或忧苦而不释，是与乞璠丐道而号啼寒饥者不异也。古之君子，虽羹藜晗糗，处环堵之中而无慊于己，无求于人，其至道之充腴，盛德之辉赫，溥之而昌六合，与天地同其大，播之而烛万世，与日月同其明。虽四海之富，万乘之贵，莫敢与之并也，而况如前所云者，曾何足道？而彼以是骄稚于我，是以腐鼠吓鹓雏也，孰顾之耶？士方慕人之富贵而不知己之有富贵，又反羞己之贫贱而不知富贵者之贫贱甚于我也，往往丧其守以徇其势，何其昧哉？……故少而富者长多贫，老而贵者其少也多贱，终始富贵者几人哉？故侯旧相鬻瓜丐食，而耕渔贩筑饥寒顿踣者，往往取王侯将相之位。故富贵者不必骄人，而贫贱者不必畏人。生归矣，尚惟求在我之富贵，而勿畏在人之富贵，以俟在天之富贵可也，而祖不云乎‘学也，禄在其中’”。这篇别序开篇直入主题，可见杨守陈是有感而发，与一般赠别序的应酬之作颇有差异。世人向往富贵，财富与爵位乃是富贵的象征，逐爵求富是很多人终生奋斗之目标。杨守陈认为“人之富贵贫贱有不在赀与爵者”。在他看来，所谓的富贵之人，拥有财富和爵禄，却为贪欲所困，精神上的贫乏与饥者无异，难说得上真正的富足。古之君子即使“羹藜晗糗”，饮食粗劣，“处环堵之中”，为时所屈，却有难得的坚守，“无慊于己，无求于人”，“至道之充腴，盛德之辉赫”，物质上十分贫乏，精神上却是甚是富足。“溥之而昌六合，与天地同其大，播之而烛万世，与日月同其明”。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最终扬名于千秋，真正称得上富贵的当属此类。世人目光短浅，很多士人亦是“慕人之富贵而不知己之有富贵，又反羞己之贫贱而不知富贵者之贫贱”，甚至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操守，因此沉沦，又是何等的愚昧。杨守陈这种超脱世俗的认识实乃难能可贵。

《与冯汝止书》：“孔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然则德者，尤吾子之所以当勉者也。古今人学超一世，才高万众，而逐于乡，摈于国，幸而达者，不诛于当时，则诛于后世，无德故也。其有德者，穷则善一乡，达则善天下。虽或晻昧，屈抑于一时而卒，光明俊伟于百世不可磨。吾子修其德有年矣，然欲任天下之重而收后世之名，不可不加勉也。坳堂杯水，仅浮一芥，而江海容百斛之舟；一烛荧荧，逾时息焰，而日月光于万古。故当大任、振家声者，非大德则不能之，吾子之德不可不大之也。尊所闻，行所知，以古圣贤为标准，而必求其至焉则得矣。”(44)这封信阐述了德学的重要性。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始终如一的究理修德是不可或缺的。“尊所闻，行所知，以古圣贤为标准，而必求其至焉”，简单说，就是究理践行。

《南山黄先生墓志铭》：“吾鄞风俗自古朴淳，大里之高节，董溪之纯孝，可征也。宋庆历、淳熙以来，诸老杰出，表以驯行，阐以正学，既骎骎于古矣。国初，士犹修德行、砺名节、尚道德，而文艺、仕进不甚贵之。逮于今，则文艺日以盛，仕进日以繁，而向所谓德行、名节、道学者，或莫知省。于是，老成人凋谢尽矣，而先生岿然若鲁灵光之独存，后生小子有志于古者，尚可宪而乞焉，今亦已矣。噫，可痛哉！”(45)这是为其祖父道友黄润玉撰写的墓志铭。由此可知，宁波的乡村社会风俗，明初与明中叶有了较大的变化，明初先道德后文艺仕进，明中叶以后先文艺仕进后道德。如黄润玉、杨守陈诸人，处于转型之中，苦苦坚持着明初的先道德后文艺仕进理念，然而显然已经非常困难。

杨守陈散文也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批评精神。如《览怡寿堂诗集》：“正统中，宦者王振方贵擅威福，有贱工谄事振，与为赂阶，故趋其门者若市朝，自公以下多折节与之交。后振谋不轨，致上皇北狩。既伏族诛，遂戮及其党，而彼贱工者卒脱死，盖其所交者犹在位故也。其有《怡寿堂诗集》锓于梓，余偶览之，皆一时名卿才大夫所作，类皆讳其贱而妄称其贤。呜呼！工者，民之役，士且不与之齿也，况大夫卿乎？彼大夫卿者，荷国之恩，食天之禄，锦绣其袍，金玉其带，峨冠而纳履，登金门，上玉阶，与天子相唯诺。居则坐严屋，据高案，胥吏列侍与台卫翼，俨赫若神明，呼喝鞭笞，莫敢不服。出则乘高舆，策骏马，从者左执盖，右执孟，前呵而后拥，途之人皆拱避焉。其尊且贵如是，所谓天子之毗，诸侯之师，庶人之宗主，而四方万姓之所瞻依者也。胡不自重，胡不为国重，而与夫至卑极贱奔走服役之人缔交结好以固位希爵。且作为文辞以称引之而不耻，则其于振可知矣。”(46)此论语言动人，议论犀利。杨守陈将这些朝臣享受的恩惠和声望，与卑贱之工匠行为进行对比，形成了强烈的落差，以现此等朝臣的无德与无耻，读罢不免感慨万分。这篇议论文是杨守陈25岁左右所作，耳闻时局之艰，目睹世风之日下，难免伤感悲痛。相比其出仕之后的多数应酬之文，此时期的文章显得生动不少，可读性也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