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言(1637—1705)称:“次庄之诗工组练,善考索,一以严沧浪、高国材所论为宗。……考据典确,对偶工致,吾不如次庄。”(101)所谓组练,指结构安排井然有序。所谓考索是指考查探究,也即有一定的学者味。由此可知,杨德周诗以“考据典确,对偶工致”出名。
1.创作《铜马编》
《铜马编》二卷,为作者上北京述职与回南方时作的诗文集。今收入《四明丛书》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清代,入禁毁书目,称“无刻书年月,约万历间刊,书内卷下《舆中》、《忽及边事》(102)二首,语属违碍,应请抽毁”(103)。
杨德周“积学有原,为政有谱,其为古田令,以经术经世务,而职无不修”(104)。崇祯六年十月上路,十二月十四日到北京,前后花了55天,行程五千余里。腊月十六日,写成《北征记》。到云阳(今江苏丹徒)以后,遇朋友费道用,于是一道北行,“舍舟遵陆,度天堑,涉濠梁,逾淮泗,踄齐鲁,以望燕蓟。行役之次,间以余晷,探胜览古,玩山水以忘劳,话兴衰以寄慨。于是激而饮酒,感而赋诗,诗成而相与存之订之,亦聊以舒远道之郁纡,记岁月之踪迹”(105)。 卷下《南征记》则记崇祯七年二月六日以后出都之事,仍约费道用同行。《怀归》“那复理行囊,南天道路长。民贫羞月俸,年过惜春光。……微官民社在,那暇苦哦诗。……长慵材自拙,多病鬓先衰。”此诗将其民本思想充分展示无遗,因多病而致鬓发早白。经过杭州时,与妻子见了面。至四月二十日暮,杨德周回到古田。次日早,“治事如初”。 成稿后,请余文龙作跋、费道用作序。书刊于崇祯七年(1634)重新续任古田知县时。余文龙《跋》称:“今读南仲南北征二编,大都抒恬夷之趣,暴为苍蔚之词,抱旷达之思,掷为宫商之韵,模古而酷能,铸古趋时,而单厥超时。凡采风辨俗,吊古怀今,以及离卉之微,忠孝之巨,与夫山川胜迹异同真似之际,剖析精详,情景逼肖,诚沨沨三百之遗音,盛唐之继躅也者。”(106) 这两篇游览记,由于走的是官道,以陆路为主。这是典型的以舆地为中心的游览记,所以价值相对低。四库馆臣称“文格颇历落自喜,诗则庸音也”(107),此不无道理。当时正是承平之时,“以大典故,不敢诉行路之难”,所以,《铜马编》中的诗作思想显得平庸。 2.“杜学”研究 杨德周一生“尤服膺少陵,酷有杜癖”(108)。对杜甫及其诗歌的研究形成了一个专门术语“杜学”,在“杜学”研究史上曾出现过两个高峰,一个是宋代,一个是清代(109)。杨德周研究杜甫的作品共有三部: 《杜诗解》,也题《杜诗类注》,八卷,有明刻本传世。“是编裒诗家之论杜诗者为第一编,盖即蔡梦弼《草堂诗话》之意推而广之,然分类不免于琐屑。其最不检者,如八卷补注例第一条云韩昌黎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抑而行之,必发狂疾,故杜云束带发狂欲大叫。如此注,那得不补云云,是杜诗乃用韩语,天下宁有是事?他如杨慎辨槎字一条,既全载于《订讹字》中,又复见于《正讹例》中。如斯之类,亦往往失之嗜博也。”(110)分类注解,详于故实,为清初甬上杜诗研究者仇兆鳌所肯定,其凡例称:“杨德周之《类注》,俱有辩论证据,今采录编中。”(111) 《杜注水中盐》五卷,清初刻本。国家图书馆等有藏,题“古堇杨德周次庄甫注”,至于参订的人,有同社陆宝敬身甫、门人徐之垣维翰、同社周昌晋晋然甫、陈朝辅燮五甫、同社闽龙溪黄以升孝翼父、汪枢伯机父、潘访岳汝父订。前有张拱机《杨次庄先生杜注水中晶序》:—,“句余次庄先生,笃学不衰,一似袁伯业(遗)藩溷,皆著纸笔;一似左太冲(思),尤服膺少陵,酷有杜癖。……蜀西社弟张拱机群玉父题”。“水中盐”是宋人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喻杜甫用典手段的纯熟。杨德周希望借此书还原杜诗的典故。 杨氏又有《读杜漫语》,有清刻本,不传。《读杜漫语》评杜诗曰:“‘世情只益睡’,是阅世语。‘吾生亦有涯’,是达生语。‘男儿行处是,客子斗身强’,是真阅历语。‘物情尤可见,词客未能忘’,是真声气语。‘侏儒应共饱,渔父忌偏醒’,‘心微傍鱼鸟,肉瘦怯豺狼’,必身经忧患,才晓读斯语。‘定知深意苦,莫使众人传。贝锦无停织,朱丝有断弦’,必身罹谗谤,才晓读斯语。”(112)道出丰厚艰困的人生阅历与杜诗富于精辟深微思致的密切关系(113)。 清人《御选唐宋诗醇》引用了四条杨德周的评论,卷十《襄阳杜甫诗二·万丈潭》,杨德周曰:“刻划之中,元气浑沦,窈冥之内,光怪迸发。”卷十四《襄阳杜甫诗六》于《秦州杂诗二十首》,杨德周曰:“秦州诗忧愤悱恻,都非文人伎俩,即‘归山独鸟迟,老树空庭得’二语亦令人阁笔。”卷十五《襄阳杜甫诗七》于《建都十二韵》,杨德周曰:“必如颔联,方不堕咏物劫,王元美以为古今咏梅第一。”卷十六《襄阳杜甫诗八》于《春归》,杨德周曰:“微风燕子斜,正与此同看,咏之不尽,味之有余。”由此可知,他对杜诗的艺术赏析相当到位。 3.地方风物咏吟 宁波奉化的芋头是相当有名的。杨德周编成《澹圃芋纪》一卷,同县人赵士骏有所增定。“其书专纪芋魁典故,凡十类,一名,二艺,三食,四忌,五事,六论,七诗,八赋,九谣,十方,采摭颇详。”(114)另有《芋赋》,应是其中一部分。 清人陈劢《四明乡先生遗文偶录》收录杨德周几篇文献,如成于顺治五年(1648)的《鄞俗诗后五十韵》,曾提到天一阁后裔与丰熙,“范木王(汝梓)、丰五溪(熙),俱大儒也,著作富而奥,今也罕传,惜也”(115)。这是作者临终前写的诗。 4.其他诗文创作 《高唐照乘堂舆识随笔》十六卷,存十四卷(三至十六),国家图书馆有胶卷。日本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有一部足本,八册,崇祯刊本。《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作《舆识随笔》十二卷,《四库存目》作《舆识随笔》一卷。题“四明杨德周孚先父订,男秉錡校”。由于缺乏前二卷,卷二末虽有“都门沈光裕”题识,不全,故无法了解此书的编纂情况。从“高唐照乘堂”来推断,应成于高唐任职期间。“是书杂采经史奇字,钞撮成帙,多引原注,发明甚少”(116),此说有理。这是一部谈资性笔记作品,所谓“舆识”即大众之见,多摘钞、节录前代文献而成,当时有一定的普及阅读价值。从今天来看,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均不高。笔者翻阅了一下,找不到任何值得介绍的感觉。 杨德周尚有(1)《淞庵集》;(2)《鹤堂集》,别作《六鹤堂集》;(3)《六鹤斋诗存》,也作《六鹤斋诗选》,六卷(117);(4)《独眺草》;(5)《武夷缀稿》四卷;(6)《礼略》;(7)《梦言》;(8)《秋怀》;(9)《落花前后咏》;(10)《羲根三刻》;(11)《石门避暑录》;(12)《它山小志》二卷;(13)《天王寺志》一卷;(14)《三洞志》(118);(15)《荒政纪略》一卷(119),也作《荒政考》;(16)《宁郡补忠传》一卷(120);(17)《光溪集》;(18)《玉田吟卷》;(19)《诗筏》(121)。从这些目录来看,杨德周是杨氏家族中作品数量最多的学者。可惜这些作品未传于世。如果他的作品能全部传承下来,学术界当会更加关注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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