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二年十一月，长子杨自惩卒。此事对杨范夫妇的打击不小。景泰三年三月初，杨范自作墓志铭，称：“少而慕古，壮而学古，老而益好古，吾之行也。”(186)到了三月二十四日，杨范过世，享年78岁。所著《四书直说》、《道统言行集》、《栖芸稿》，可惜没有刊刻，仅家中流传，今不传。“道统一编遗手泽，直从伊洛溯唐虞”(187)，可见《道统言行集》是杨范研究程朱之学成果的汇编。

程敏政称杨范：“负用世之才，而卒老死岩穴，岂其本心哉？然先生诸孙，……前后以其遗经显于时，魁元相望，簪绂竞爽。其文行焯焯，类有先生之风。先生亦固自知其有今日哉？古仁人志士，不克自见者，必有所托，以尽发其平生，不徒终也。若栖芸者，非邪！”(188)从科举家族的兴旺过程来看，杨范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杨范沉潜乡村，从事私塾教育，是杨氏由经济富户转向文化家族的开始。正是有了杨范的教育积累，镜川杨氏逐步成为科举家族。

杨范的经历，让我们关注到了乡村塾师的贡献问题。塾师是明清两代基层私立学校的教师，属于“无位无官”之人。明清两代，塾师的足迹已达城乡各个角落(189)。私塾的出现是由古代中国教育体制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虽是古代世界上最为重视教育的国家，然而，古代中国没有类似今天完备的教育体制，它只管考试，不管教育。虽然官方有府县儒学与国子监，但不是正规的学校，更像今天的助考教育机构。秀才进入这些教育机构，实际是注册，学官偶尔会有教育辅导，引导其参加乡试。秀才以前的教育，完全市场化，由民间自主解决。民间自发组织的教育机构，就是私塾。明清设塾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家设塾，教授学生；二是为人所聘，上门服务，人称处馆。杨范一生从事塾师活动，既有上门服务，也有在家设塾活动。一般说来，私塾的规模不大，少者几人，多者也就十多人。数量多，规模小，成本高，这是私塾的一个特点。私塾教育包括了学前教育与成人教育两大类基础教育。任何时代，基础教育的贡献，总容易让人忽视。私塾是文献中看不见的基础教育，塾师是看不见的基础教师群体。相比较而言，浙东的科举比较浙西发达，而这正是建立在浙东乡村教育比浙西发达基础上的。

2．走向复兴之路的杨自惩

明代以儒治国，以科举选人。“昭代崇儒术，华夷溢教声。皇图天共广，圣德日初升。礼乐威仪盛，文章治化明。风生因虎啸，云翕应龙兴。俊乂俱登用，贤良总发英。”(190)在这种国家政策导向下，全社会都围绕着科举教育而转。

杨氏家族，到了永乐以后，才逐渐恢复元气。杨范生三子，即杨自惩、杨自悆、杨自忞，在家谱中分别称为义大房、义二房、义三房，为第十四代。教师总是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为了家族的复兴，三兄弟做出了不同的努力。其中，长子杨自惩起了核心作用。

（1）志期复先业

杨自惩（1396—1451），字复之，号梅读。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五日生。杨自惩如其父，个子很高，“长身而修髯，言动有则，人望之，知为君子”(191)。他“自幼颖敏，好问学，遵父母训。年十四能干蛊”(192)。干蛊，指儿子继承父亲的事业。“吾乡素文献，吾家本诗礼。今我不力学，汩没良可耻。”(193)他像父亲一样，走上了塾师之路。永乐八年（1410），16岁的杨自惩，到西塾做老师，靠知识赚钱养家。“我今年十六，趋庭方学诗。童蒙乃求我，我岂好为师？学焉知不足，教焉困用知。自反仍自强，古人以为期。”(194)可见，他将教书视为进学途径之一，坚持教学相长理念。

杨范《示男自惩诗》：“巨航渡海次边城，长夜无眠听转更。客久怕渠慵进学，家贫愧我拙谋生。……向此勤勤过晚岁，春风三月候归旌。”(195)此诗收入《壬辰集》，成于永乐十年（1412）。可见，这年长子杨自惩曾巨航渡海到边城，可能是做幕僚。杨范担心儿子长时间在外，影响学业，故希望他早日回家。

杨自惩“温厚阔达，学古厉行，于孝友睦任尤笃，乡人至今称叹，以为莫及。通《易经》，博览百氏，文辞典雅”(196)。和父亲不同的是，他志向远大，“我有万间屋，结构胸中藏。志期复先业，力乏徒慨慷。草创三四楹，废址重开荒”(197)。永乐中期，他得在故居上建起三四楹的房屋，后人称为梅读公宅。《营屋有感》：“草间卧阶石，一石数丈长。豪家争睥睨，利诱还力攘。哓哓聒吾耳，口舌相支撑。我诿白诸翁，为言公怒瞠。曰此先世物，宝重逾琳琅。欲图一瓦覆，无论千金偿。取予非道义，吾宁畏豪强？彼知不可夺，挥手去踉跄。旧物幸存此，泰山一毫芒。”(198)由此可见，曾有豪家用利诱加抢夺之法，想获取他们的屋基地。杨范父子坚决不同意，最终保住了这块祖基。

杨自惩“茹苦躬劬，营訾植产，卓然振奋于倾覆流离之余”(199)，从此，杨氏走上了复兴家族之路。他非常辛苦，《夜泊西渡》：“曙鸡三唱别亲庭，船过西津第一程。……回首郡城犹未远，便风时送夜钟声。”《夜泊西陵阻雪》“客船暂泊浙江头”，说明曾到钱塘江以西。《元旦用前韵》：“忆自离家已越旬，忽惊今日是新春。……无药可医心内癖，有诗难济客中贫。悬知兄弟亲庭下，拜寿称觞少一人。”离开家乡，外出赚钱，难解心头愁。《钱塘归兴》“公事才竣别异乡，月生潮长便登航”，说明年底到杭州是出差办事。《耕读》：“君子当未遇，安居守田庐。安居岂素食，既耕时读书。潜心笃经训，委力躬菑畬。……筑场伺秋登，简编恒卷舒。……谋道复谋食，心力诚勤渠。……吾今耕且读，出处知何如。将为伊尹欤？将为董生欤？”这诗首则写出了他的耕读生涯，担心以后的出路。《次王士原写情韵》：“吉凶消长每相随，命禀初生讵可违？……闲事世态趋炎热，莫与常情较是非。”这首诗写出了他的人生观，祸福命定，要想成就大业，就得有一种心态，不与世事计较。《遗安堂》：“世人徇名利，冯河蹈虎尾。”《偶兴》：“检束身心不外求，飘然应世一虚舟。执鞭求富诚为耻，被褐居贫亦寡尤。……区区人爵何须分，惟日孳孳天爵修。”(200)人爵、天爵说，始于孟子。所谓人爵，就是高级的官职；所谓天爵，就是高尚的品德。他的意思，官大官小不用分，更应追求永恒的道德，那才是完美的人格修养。

杨自惩的自强自力，得到了邻村栎社张侍宗的肯定，将其女儿嫁入杨家。张氏本江苏淮阴人，后迁苏州。祖先张礼“当宋季，避金兵，渡浙，宅于吾鄞之栎社。子姓繁昌，代有显宦，号称九世簪缨之家，名声烨乎郡国”(201)。可见，栎社张氏是一个北方来的移民家族，且是一个世宦家族。不过，张侍宗一支并不算太富裕，“曾祖、祖，皆不仕”(202)。张侍宗，攻书善诗，号春乐先生，有《春乐诗稿》藏于家。张侍宗有一个女儿叫张素纶（1400—1474），此女性格如其父，“少敏慧，烹饪、翦制之事，一学辄过人远甚。性婉嬺，寡笑言，志识高远”(203)。鄞人议婚重“世族”，时旧家子弟鲜有当春乐意者。一日，见一少年美秀而文，一问是杨范长子杨自惩，于是下决心将女儿许配给他为妻。杨家托媒婆问名，商量婚姻之事。张氏亲朋坚决反对，称：“是虽旧家大族，奈其贫何也？”张侍宗亲自跑到镜川调查，有人指着杨范三间破屋说“此弊屋，仅三间，空如悬磬，奈何欲女之？”张侍宗态度十分坚决，认为：“世有才如杨氏，而终穷者乎？”有人给其女张素纶出主意，称“汝父陷汝于贫家，将终身不任困苦”，为什么不要求母亲出面阻止呢？结果，张素纶不为所动。张侍宗大喜，称：“吾固知吾女志识不凡。”(204)于是，婚姻成功，嫁入杨家，时间约在永乐后期。由此可见，张侍宗、张素纶父女看重杨自惩的正是其责任心与能力，相信他未来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宁波杨氏的发迹，与夫人张素纶的聪明能干不无关系。结婚时，杨自惩仅有破屋三间，有田数亩，园圃数十畦，是一个小自耕农。婚后，杨夫人亲自“纺绩为布帛鬻之，又缀白华草为帽鬻之，又取其珠翠金银、绮缟组绣之物鬻之，赀用日裕，田园日增”(205)。杨夫人亲自织布帛、做草帽，且将之出售，这就是民间家庭手工业。宁波西乡有做草帽的传统，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