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科举入仕，也就意味着成为全国的人才。他们得听从朝廷的统一调配，到全国各地为官。为了防止官员坐大营私，明朝实行易地做官政策，官员不得在本地为官。又实行官员三年年休政策，所以官员多长期在外工作，回乡时间甚少。

毕竟，农耕社会不同于工商社会，在外为官的人员，仍会想着回老家。休假时（年休或守丧期），他们偶尔会在家乡生活一段时间。退休以后，官员多选择回故乡。杨守陈、杨茂元父子虽在北京有寓舍，但他们仍习惯回宁波。他们的后裔并没有在北京发展成强势的一支，可见农耕社会故土意识之强。退休回乡的官员，后人称为士绅。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完全置身于地方事务之外。但镜川杨氏出身理学世家，对自己的道德操守比较看重。官场奉行的谨守职分理念，也不可能让他们对地方有过多的干预。故镜川杨氏在宁波地方的影响是有限的，且正面影响更多一些。

杨氏生活的明中叶，正是中外朝贡贸易时期，宁波是中日朝贡贸易口岸。既要国防安全，又不想放弃朝贡美名，这让明朝政府处于十分尴尬境地。面对朝贡贸易及禁止私人海外贸易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1．杨守陈的绝贡思想

成化中叶，杨守陈曾作《与张主客论倭奴贡献书》。除了见于《杨文懿公文集》外，也见于《筹海图编》卷十二，均不详写作时间。高宇泰《敬止录》第十五册《贡使考》笼统地作“成化初”，只有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东夷》明确作成化十三年（1477），称“十三年，日本复遣使入贡，庶吉士、鄞人杨守陈贻书主客郎中，欲请绝之”。更为可贵的是，有上报结果，“礼部不果从”。从“仆虽斩焉在缞绖之中”来看，当时杨守陈正在宁波家中替母亲守丧，故作成化十三年是准确的。《殊域周咨录》所录这篇文章的文字，与《杨文懿公文集》本略有不同，当是传抄者改动的。

这篇文章，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洪武至成化间的情况。“倭奴僻在海岛，其俗狙诈而狼贪。自唐以至近代，已尝为中国疥癣矣。国初洪武间，常来贡而不恪，朝廷既正其罪，后绝不与通，著之为训。至永乐初，始复来贡，而后继之。于是，往来数数，知我中国之虚实、山川之险易。因肆奸谲，时拿舟，载其方物、戎器，出没海道，而窥伺我。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侵夷则卷民财，朝贡则沾国赐。间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得，其计之狡如是也。至宣德末，来不得间，乃复称贡，而朝廷不知其狡，诏其至京师，燕赏丰渥，稇载而归，则已中其计矣。正统中，来而得间，乃入我桃渚，犯我大嵩，劫仓庾，燔室庐，贼杀蒸庶，积骸流血如陵谷。缚婴儿于柱，沃之沸汤，视其啼号以为笑乐。捕得孕妇与众，计其孕之女男，剔视之，以赌酒。荒淫秽恶，至有不可言者。举民之少壮，与其粟帛，席卷而归巢穴，城野萧条，过者陨涕。于是朝廷下备倭之令，命重师恒守要地，增城堡，谨斥堠，大修战舰。合浙东诸卫之军，分番防备，而兵威振于海表。肆七八年间，边氓安堵，而倭奴潜伏，罔敢喘焉。”

第二部分谈了成化年间的情况。“兹者天诱其衷，复来窥伺，而我军怀夙昔之愤，幸其自来送死，皆瞋目砺刃，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彼不得间，乃复称贡，而我帅遂从其请，以达于朝，是将复中其计矣。今朝廷未纳其贡，而吾鄞先罹其扰，芟民稼穑为之舍馆，浚民脂膏为之饮食，劳民筋力为之役使。防卫昼号而夕呼，十征而九敛，虽鸡狗不得宁焉。而彼且纵肆无道，强市物货，善谑妇女，貂珰不之制，藩宪不之问，郡县莫敢谁何。民既哗然不宁矣，若复诏至京师，则所过之处，其有不哗然如吾鄞者乎！矧山东郡县当河决岁凶之余，其民已不堪命，尤不可使之哗然也。且其所贡刀、扇之属，非时所急，价不满千，而所为縻国用、弊民生以通厚之者，一则欲得其向化之心，一则欲弭其侵边之患也。今其狡计如愚前所陈，则非向化者矣。受其贡亦侵，不受其贡亦侵，无可疑者矣。昔西旅贡獒，召公犹致戒于君；越裳献白雉，周公犹避让不敢受。汉通康居、罽宾，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议。况今倭奴，最我仇敌，而于构衅之余，复敢怀其狙诈狼贪之心，而施其奸计以罔我，其罪不胜诛矣，复可与之通乎！然彼以贡献为名，既入我境，而遂诛之，则类于杀降，不武不义。若从而纳其所贡，则中其奸计，而益招其玩侮，又不可谓智。取一而损十，得虚而费实，又不可谓计。弊所恃以事无用，俾其不兵甲而骚，不水旱而窘，又不可谓仁。有一于斯，皆非王者之道也。”

第三部分提出了对策。“窃以为宜降明诏，数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杀之仁，归其贡献而驱之出境。申命海道帅臣，益严守备。俟其复来，则草薙而禽猕之，俾无噍类。若是，则奸谋狡计，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临，物莫能遁，故天下咸知朝廷之明。贡献不纳，质贿不贪。虽有远方珍怪之物，无所用之，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廉。自江浙以达京畿，亘数千里之民，举不识输运之劳，不知征敛之苦，父哺其子，夫煦其妻，而优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朝廷之仁。裔夷知吾国有礼义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国有谋猷而不敢发，桴鼓不鸣，金革不试，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威。举一事而众善备焉，斯与劳民费国而幸蛮夷之者，万不侔矣。仆虽斩焉在缞绖之中，然不忍民之罹殃，而虑国之纳侮，故敢布之下执事，冀采择以闻，庶少补庙谟之万一，惟执事其亮之。”(119)杨氏认为，驱逐之策，可以达到让中外知道朝廷之明、之廉、之仁、之威的四大目标。

这篇上书的背景，与当时朝贡贸易形势的变化有关。成化以后，日本的贸易要求增强，想冲破中国所定的十年一次的在他们看来是极不合理的朝贡贸易成规，经常不到贡期就派出商团来宁波。“成化初，倭船忽至宁波，知我有备，矫称进贡。守臣为请于朝，且欲遣之至京。杨文懿公守陈贻张主客书去”(120)。贡或战，对中国好处不多，对宁波尤其是鄞县，影响十分大，既要提供舍馆、饮食费用，又得提供防卫费用。这些费用，全靠从民间“十征而九敛”来。杨守陈想了一个比较绝对的方略，主张断绝朝贡贸易，“贡献不纳，质贿不贪”。也就是说，实行更为彻底的闭关锁国政策。不过，礼部没有采纳。严从简十分肯定此理念，“今观此书，凿凿正谊，洞烛倭情。使当时肯奏行之，岂有今日扰乱之祸哉”(121)。从嘉靖以后关闭朝贡贸易、导致海上走私贸易实践来看，杨守陈这样的想法当然是行不通的。从今天来看，禁不如疏，更为有效。

2．杨守阯与朝贡贸易

杨守阯生活时代晚于其兄，正德初年退休回宁波以后，因家就在宁波城中日湖边，朝贡口岸机构近在咫尺，所以，关系也更为密切。

（1）坚持有礼有节地对接日本贡使

正德初年，杨守阯与日本贡使省佐曾有一段交往，目前有四段材料涉及此事。据此，可以让我们对当时的交往情况有所还原。这四段记录的内容相同，惟在时间上有出入而已，高宇泰《敬止录》作正德四年，杨守随《碧川杨先生行述》作正德五年，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作正德六年。到底哪一种说法可靠些？这里涉及宁波知府张津，考张津任职宁波知府时间是正德六年（1511），则正德六年更为可靠一些。何以会出现正德五年、正德四年说，需进一步考订。

日本贡使省佐是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大内艺兴派来的贡使。据祝允明《怀星堂集》卷八《和日本僧省佐咏其国中源氏园白樱花》，知省佐是日本和尚，这是符合已知常识的。省佐之所以要谒访杨守阯，主要是想让杨守阯出面与宁波知府张津打招呼，给日本贡使方便。“时郡守张公津防范甚严，来求尚书碧川先生为之申悃。”(122)用今天的话说，是要开后门。由于明朝与日本关系的不和谐，所以，每当日本人来，宁波当局是相当紧张的，防备森严。

由于明朝的朝贡实行地方负责招待政策，宁波作为接待日本朝贡方，就多了一项额外的负担。宣德间规定，十年一朝贡，每次的贡使团不超过三条船，每船不过三百人。正常的情况下，也有九百人左右。正德以后，日本人不守此规，经常是几年就来一次。“正德庚午，倭使入贡，夷至千人。主市舶者求索无厌，里中费用不可胜计，四境骚然。太守张公津捕市舶生事者，扑杀之，然后人心稍安，而夷酋亦不敢纵横矣。”(123)正德庚午是正德五年（1510）。如上所述，张津任宁波知府在正德六年，则应是正德五年发生的事。宁波知府张津下决心整治，杀了浙江市舶使的经办人员，煞了日本使团一些威风。省佐他们虽然进了宁波城，住进了迎宾馆，但宁波地方官员态度显得简慢，办事也拖拉。不得已，他们就想通过当时退休在家的前尚书杨守阯出面疏通关节。杨守阯显然是知道的，所以开始不肯接见。“有日本使名省佐者，求见惟立，不许，至再三，乃见之，礼亦甚恭。”实在不得已，才勉强同意接待。“及门，脱屦于户外，入厅事。”这是日本人的习俗。在礼节上，有人主张按外国使臣礼接待。杨守阯说：“不可，此外国陪臣耳。中国体面，不宜自贬。”杨守阯认为对方是大夫派出的使臣，不是日本国王派出的使臣，所以坚持降一级，让他们坐在席角。杨守阯“上座，置之席隅，与语，甚严正”(124)。省佐当然不悦，“似有不豫色者”，但也无可奈何。“坐顷，时索纸笔书”。由此可知，明朝人的中外交流，是通过书面来交流的。省佐开门见山地提出，他们到宁波受到了地方政府的怠慢。《敬止录》作“本国差使臣入贡，府县迟延简慢，使臣之辱，何以当之？”杨守阯回答说：“天朝与尔国法制不同。尔辈入贡，有司达之巡按御史，奏闻朝廷，朝廷下之礼部，参议可否，然后施行，往返动经数月，何谓迟慢？我朝之成宪，非有司可得而专也，何辱之有？”省佐说：“先皇帝于本国甚有眷顾意，今有司不知，待慢殊甚，乞公以意达有司。”杨守阯反问：“所谓眷顾尔国者，有征验乎？”省佐回答说：“累朝类降诏旨，皆有是意。”杨守阯回答说：“予在史馆，得拜观《祖训》条章，诸外夷国，皆有朝贡限期，惟尔国臣服不常，绝之。至文皇时，尔国奉表乞贡，方许入朝。其间，所降诏旨，亦招徕远人之意耳，何眷顾之有？”杨守阯的回答义正词严，无懈可击，让日本贡使十分难看，“省佐辞窘面赤，局脊不安”，“惶汗拱立”。省佐对杨守阯说：“宜少霁颜色。”杨守阯回答说：“吾大臣，不可失中国体。”久之，省佐再书曰：“老大人久坐恐劳。”省佐拜伏，杨守阯“辞而入，留省佐饭”。等杨守阯过屏风后，省佐始站起来，复写字，对杨守阯儿子们说：“久仰尊翁盛名，今日始获一见。观其词气威仪，或人之言，果不诬也。敬仰！敬仰！”对其同行说，杨先生是“正人”。饭中，省佐明确提出，希望杨守阯“为之方便”。

杨守阯做得相当得体，不仅留省佐等吃了饭，事后也与张津打了招呼。“张公信之，诸夷甚感激”。杨守阯是如何打招呼的？张津又为何肯接受？前面的文献不详，而下面的记录可以很好来解释。“尚书碧川先生知张公有风力，乃殆以书曰：‘主上明圣，四夷来王，固我朝之盛事，万世之国体也。闻之诸夷国，俱有朝贡之期，独日本心性狡猾，臣服不常，非信义可结，得间则残害地方，荼毒生灵，卤掠财物，稇载而归。若中国有备，则张旗称贡，海道莫之禁，有司莫能阻，纵其入城。所贡方物，不过数百金之值，而供亿浩繁，何啻数十百倍。以一郡生灵之膏血，为豺狼之鱼肉。况其贪暴之心，无有纪极。为民上者，不可为之动心一裁处耶？窃惟外夷入贡，本为朝廷，非因有事于宁波而来，岂应独累一郡百姓？浙江十一府，虽非倭奴停泊之所，独非朝廷之臣子乎？何宁波一府独受其祸！抢掳则地方遭杀戮之惨，进贡则百姓受供亿之难，各府晏然，无毫发之累，是岂肘臂相维之义哉！恭惟执事，风裁著于内台，声名溢于外服，忧民之心，动见颜色，虽常节制，何补万一？为今之计，莫若请敛各郡帑藏之余，为外国供饷之费，依数类解，总司收贮。如倭夷入贡，则取自公家，供给不得遍累一府，庶几惠均而泽远，事济而民安。无事之日，则动支官钱，修理战舰，雇募骁勇，以时训练。风帆时月，则巡视海道，以备不虞。标掠则逐而去之，入贡则卫而进之，春秋则疏放归农，庶几百姓无遍累之苦，而外夷有警畏之心。虽不为万全之计，亦可以救一时之弊，而纾一方之困也。其间处置通塞之宜，固有定见矣。不知以为可不可乎？如其可行，乞速为申请，或即为具奏，以为永规，则执事之恩泽，与天地相为悠久矣，岂直一郡生灵之幸哉！’张公见书，欣然曰：‘杨公爱我至矣。’即具由，允十一府均派解纳总司。”据此可知，杨守阯认为日本朝贡与朝廷有关，与宁波无关，宁波一个府没有理由为此埋单，至少也得浙江十一个府均摊。这个主意出得非常好，张津收到信后非常高兴，立马上报朝廷。由于在理，朝廷也采纳了。这对宁波来说，当然是一个善事。日本接待之事也得解决，才有诸感激之语。正德八年，日本使臣来宁波，再次谒访杨守阯。可惜此前一年，杨守阯已经过世。知道杨守阯死了，日本人坚持写了祭文，到坟上祭祀以后才肯离开。应该说，双方做得相当得体。这是嘉靖二年争贡之役前发生的事。由于材料的局限，前人甚少注意这段往事。

（2）反对全面禁止中外贸易

由于生活时代的不同，对待朝贡贸易的态度，杨守阯更为灵活一些。“夫朝廷所以命按察之官，以巡海道者，盖以海外诸夷，或有草窃狗偷，窥伺边境，以戕吾民；亦以吾民或有奸宄，携中国所有，私入诸夷，若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故设武卫以徼防之，复敕宪臣以督视之。其著令所禁，不以中国所有私入外夷者，谓马牛、军需、铜铁、织文、丝帛之类也，舍是则非所禁矣。非所禁，而夷商越贾，风飘浪舶，往来互市，象犀、玳瑁、珠玑、玻璃、异香、椒苏之属，鳞崪中国，固太平盛事，可尽禁乎？甚至操舟入海，樵于山、渔于水者，亦以违禁下海而遏绝之，果法意乎？即有不遏，则于关隘之所私为厉禁。虽渔樵之舟，必纳赂而后得以出入，又何法也！古之为关，将以御暴；今之为关，将以为暴。……是非立法之意，殆亦为法之弊耳。……惟通变宜民之道，请书诸绅。”(125)这种“通变宜民”的理念，是值得肯定的。

阻止市舶司太监的额外索派。浙江市舶司太监梁氏，是杨守阯在北京宫中教过的太监。正德三年六月，想在宁波接官亭外建座望京楼，预算为八十两银子。实际做下来，要五百两银子，不足部分拟向地方政府索取。杨守阯听说后，赋诗阻止，称：“望京门已傍樵楼，何必临流更运谋？八十两银官价少，百千什物县家求。民膏民血真堪惜，公赋公徭尚未周。我愿明公怜赤子，事非急务且宜休。”(126)梁氏收到后回信，称“事已兴工，不可中止，但不敢取办于民，以负公之教也”。由此，望京楼建起来了，同时也得不扰鄞县之民(127)。

（3）因灾荒为地方请愿

杨守阯在家时，“地方之利弊，军民之休戚，官吏之得失，世俗之污隆，世家之强弱，靡不有闻”。他的本意是“恐其亲族有以非礼、官府势利摄乡曲假此以通其蒙蔽耳。至于利弊休戚有关于时者，辄与当道言之，毋容人私嘱也”。正德六年，宁波春潦夏旱，宁波知府张津因连年申荒，恐为上级批评，不敢再次上报。他找杨守阯商量，杨守阯说：“岁之不成，民之灾也。若此举不行，民力益竭，岂君辈牧民之道？”于是出面写信给当局，上报朝廷，诏免征六分(128)。门生、浙江按察副使彭泽到宁波，因杨守阯病，十分关怀，结果杨守阯说：“贤契爱老夫之心可谓切至，即今两浙凋弊，亦犹痿瘅之切身。若能推此心以治疗之，吾民其有瘳乎？”彭泽对杨守阯儿子说：“老先生此言，真忧国忧民之盛心也，非师友情深，未必训以金石，吾当终身诵之不忘也。”(129)“士夫家并富室，多刲羊解牛以供宴席，废用无节。”杨守阯出面言于地方官，因示禁令，“侈靡之风，一时丕变”。

（4）严加约束亲族

杨守阯的家法甚严，屡屡对地方官说：“吾性简静，万一有不才亲族，黩货妨民，赝书求贷者，甚坏名节，且为乡邦之怨。今后设或有之，万望为我擒拿发遣，以为将来之戒。若以老夫为念，而轻纵之，非所以相爱也。”结果，杨氏后裔“循循雅饬，无敢犯于有司。虽受侮于人，不敢出一语”。他对儿子说：“人之出处，自有一定之数，非能倖致也。”可见，他强调自我努力，甚至相信命运有天数，没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