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政权交替，国家政策不同，导致富户们的悲惨命运。浙江为天下首富，其运更烈。洪武三年（1370）二月，朱元璋问户部：“天下民孰富？”对曰：“以田税之多寡较之，惟浙西多富民巨室。”(60)由此，浙西（钱塘江的三吴地区）富户受到的打击也最重。浙东的富户虽不及浙西，同样摆脱不了被打击的命运，杨氏即为其一。

1．明初的豪右打击

西杨义房杨景修长子杨起汶（1349—1420），字浩卿，号颐正，排行兴七，为十二世祖。他是一个横跨元明两朝的人物，经历了新旧王朝的更替，备尝人间艰辛。由于家境优裕，杨起汶走的是读书之路，“究心儒书，兼通释典”(61)。其家到杨起汶时，“累世所畜之书，殆充栋矣”(62)。其弟杨起哲，字彦卿，号式中，亦能诗，有《式斋稿》。杨范有《贺式斋诗韵》，称：“老成人物擅吾宗，冠服从来有古风。笔阵已遵义献法，诗坛欲蹑孟韩踪。”(63)

新王朝建立的时候，杨起汶刚好20岁，正是可以入世时期。然而明初朱元璋实行打击豪右的政策，他将东南富人及从事“三产”之业的人统统迁徙到“二都”（南京、中都）及边境等地。“高皇帝初定天下，征江南诸郡民称大家者，悉赴阙。既至，造于廷，亲训谕之。”(64)吴兴商人沈万三“家富敌国”，朱元璋就想借事杀掉他，马皇后反对：“彼固富可敌国，然未尝为不法事，奈何疑而杀之？”由于皇后的极力相救，沈万三得以不死，但仍被流放到云南(65)。据《明会要》卷五〇《民政·移徙》，至少有五次。吴元年（1367）十月，迁苏州富民于濠梁。洪武三年（1370），迁苏、松、嘉、湖、杭4000户于临濠。洪武七年（1374），迁江南民14万户于凤阳。洪武十三年（1380），苏浙地区四万五千多户富户被朱元璋强行迁到南京。洪武二十四年（1391）七月，迁浙江、应天等富民5300余户于京师。其他地区也有移民活动，如洪武二十二年（1389），迁杭、湖、温、松、苏等富民于淮、泗。“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66)。一直到永乐元年（1403），仍有迁直隶、苏州、浙江等3000户富民于北京之事。二是借故整治。当时人方孝孺（1357—1402）明确说：“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断治海内，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间，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67)又说：“当是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68)丘濬（1421—1495）称：“我圣祖承元人叔季不纲之余，尤疾兼并之俗，豪家巨族往往以失道逾制获戾。”(69)方孝孺父亲方克勤（1326—1376）上皇帝书，其中就有“黜豪强，除暴敛”(70)一条，说明打击豪强是当时不少人的想法。

2．镜川杨氏的败落

从镜川杨氏来看，明初打击富民的手法，主要有以下几途：

（1）借故灭族

在西杨四房中，老三杨景芳的礼房最富。“时独礼房豪富，而不善用其财”，从而留下了祸根。所谓“不善用其财”，主要是得罪了族人。族人杨仲延，家中贫穷，妒富心重。他常向礼房借钱，可能是礼房态度不好或其他原因，种下仇恨。洪武二十六年（1393）蓝玉（？—1393）党案起，下诏捕蓝党，杨仲延乘机诬告，将礼房当作蓝党成员。当时党案处罚相当重，一旦有人举报，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处死。结果，“宗人被祸没籍者，不啻数十家”(71)。精确地说，礼房“一家四十八口抄籍殆尽，更有株连被害者数家”(72)。礼房杨景芳长子杨起嘉“以高赀闻，好施与，重祖谊，恤孤贫。洪武间，以豪右抵法，礼房遂绝”(73)。杨景芳次子杨起俦及其四子杨性善、杨敬善、杨惠善、杨复善均遭牵连而死，礼房差点断绝香火，族谱中没有礼房人员精确的生卒年及事迹，正是避讳的表现。这支惟杨熙慷、杨熙恺逃出，迁居罂湖夹塘。此外，其他房也有人牵连，如仁房兴三房的杨起良被族人杨仲延诬奏，与三个儿子杨与贤、杨与忠、杨与敬均遭牵连而死(74)。阜卿公是第十二代后裔，也被籍家，宅屋荒废。杨浩卿《哭阜卿公故宅诗》：“抚事哀歌泪万行，重临故宅益堪伤。极怜巢破无遗卵，空说兰枯有旧香。高榭已倾苔鲜合，曲池初涸草莱荒。杖藜欲去仍回首，衰柳寒蝉又夕阳。”(75)这位阜卿公断子绝孙，家谱中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来。不过，那位作恶多端的杨仲延也没有好的下场，“太祖以为诬告，敕仲延背命礼房，辨明，发落。仲延转到苏州而毙，礼房未之知也”(76)。也就是说，杨仲延死在了苏州。这一个案，让我们对明初党案的草菅人命有了深切的了解。

（2）重徭压身

西杨义房的杨起汶“以赀甲于乡”，他有点文化，头脑清醒，知道自己属豪右之列，主动“散其家千金”，而且让出自己的豪宅，避居到村西北几里地的葑里（今古林镇葑里村），建起几间草房，后称为葑里别业，也作葑里草堂。杨起汶《移居葑里》诗称：“扰扰征徭八九年，千金散尽一身全。移居近向三家市，负郭惟余半顷田。满圃松葵含暮雨，绕门桑柘霭春烟。日高柴户无人到，醉向花阴自在眠。”(77)据此，约在洪武中期，杨起汶为逃避繁重的徭役而散财千金，最后只剩下半顷田。“新室官籍没，旧宅人逋亡。向来轮奂地，化作沙砾场”(78)，可见杨起汶房子被政府没收了。“国初，以豪右抵禁，曾祖、祖相率而避地，于是，杰栋华榱，鞠为蓬藋，久而故址陵夷，漫莫之省。”(79)由此可见，杨起汶迁移以后，原来奢华的房屋逐渐败落，成为一片沙砾场，最后连故址也难找到了，一个富室就这样败落了。杨起汶作《偶题诗》称：“旧业枫江上，新居葑里中。小园春菜绿，香径晚花红。犬吠柴门月，莺啼柳树风。老夫尘事少，不放酒杯空。”(80)迁居葑里草堂以后，过着十分低调的生活。他们家本来有丰富的藏书，逃难时，只能将书放在空房子中，结果，“为虫鼠之所齿伤，风雨之所浥烂，邻叟里童之所窃去，其幸存者真泰山一毫芒耳”(81)。图书的四处散佚，对文化家族来说是一巨大的损失。

东杨的杨熙端，字可庄，自称：“余生平立志，近君子，远小人，力学躬耕，清贫自守。虽诸艺颇晓，要不敢以浮名绊世。奈险阻备经，不获宁息。二十年（1387），因诏筑沿海大嵩城池，差役到都抄扰。举家染疫，医祷费多，不堪其任。三十五年（1402），运粮德州交纳，路病，得痊。永乐改元（1403），被邻杨舍诬告，破坏家财，罪非缧绁。又以浮尸一事，家人图诬索命，拘棰几死。二子冤讼连岁月，幸张文鼎劝处得息。自后，江湖游学。亦尝设闱闾里，以授生徒。父亡于疫，吾兄弟三人，勤俭成家，独奉萱堂。永乐四年（1406），始建堂屋三间，族叔浩卿贺之以诗。”(82)由此可知，洪武时期，他经历了沿海修卫所城、长途运粮食到德州两次大的徭役折磨。永乐年间，又遭遇两次大的诬陷。直到永乐四年，才安定下来，建了三间堂屋。所谓族叔浩卿贺之以诗，指杨起汶《贺可庄居诗》，称：“构厦三间喜落成，安居高第乐升平。天心契合人心好，地道相宜家道荣。堂上慈颜应老健，室中昆季安得宁。莫贪爵位重重贵，但学遗贤教子经。”(83)由此可知富户杨浩卿的紧张心情。

经此折腾，杨氏破产。杨范《寄九渊弟》诗称：“忆昨家方盛，埙箎不断声。一朝全破产，两地各偷生。尔复移何处，吾犹寄此城。愁听云里雁，故作一行鸣。”(84)这位杨九渊可能即杨范二弟杨涑，因破产，只能客居别处求生。

（3）选任粮长

明初建立了粮长制度，把缴纳田赋一万石左右的地方划为一区，政府指派该地区土地最多、纳粮最多且具有威望的富户担任粮长，替政府负责催收和解运田赋。这是一种完全将政府责任转移到富户头上的民收民解政策，对富户来说，弊大于利。因为，粮食的征收与运输费用完全由富户来承担，政府既不出力也不出资。如此折腾，有可能让富户倾家荡产。杨起汶《旅舍书怀》：“去岁飘零烟瘴头，今年迢递上皇州。只因家富反多事，未得身闲镇是愁。野馆花明慵对酒，江城月落倦登楼。拂旌早晚东归去，高卧风亭对水鸥。”“只因家富反多事”，这样的痛苦境界，在以杀富济贫为己任的时代是理解不了的。

杨起汶曾负责将粮食押运到首都南京。有《杨子江诗》、《宿江浦》、《到京诗》、《镇江诗》，正是他途中写的诗。杨起汶《再到京诗》：“一别京华又几年，重来何事独淒然。……可堪落日思乡处，又送归人上画舟。”(85)说明他前后两次到过南京。离开家乡，一人独处南京，思乡之情十分深切。弟弟杨起哲作《寄浩卿》诗，称“君在京师我在家，两响凝睇路何赊”(86)。杨起汶《答彦卿韵》：“一从徭役远辞家，旅况凄凉别恨赊。……寒灯旅馆谁相问，落日穷途只自嗟。独有连枝情义重，偏题书札寄京华。”在农耕社会，区域之间人员的流动率低。从宁波到南京的交通不方便，偶尔去一下南京，已经感到十分远了，空间距离感一时难以适应。

粮长的风险很大。成九公杨宏道即杨景常，洪武间，担任本都粮长，仅因彩绘《鱼麟图册》，系于狱，卒于南京。杨自惩《送粮长侄森》：“吾族惯膺徭，今推尔富饶。征完一乡税，去趁百官朝。”(87)由此可见，杨氏家族“惯膺徭”，杨自惩的侄子杨森一度担任粮长。谁富谁就得承担粮长之任，就得承担相应的徭役，久而久之都倒霉。家谱中没有“杨森”名字，可见此人下场不妙。杨自惩《和人韵送粮长》：“交情欲尽双瓶酒，别意惟因万斛粮。铜浦帆开风正顺，钱塘客到日初长。薇垣若怪催科拙，为说民饥待发仓。”(88)铜浦即鄞县铜盆浦村（今属鄞州区首南街道），位于奉化江畔，可能是一个小型码头。粮长为了将万斛粮送到省城，只得与朋友分手，匆匆上路。可见，这是一份苦差。

（4）充为军户

西杨的杨兴十二，字礼卿，重宗族，处事有果断，喜音乐。代父任粮长，“进鱼麟图本，违限，谪云南京东卫军，卒于彼”(89)。东杨后宅的杨兴道（1308—1409）为第十二世祖，“洪武间，为方氏军，稍事，充南京水军右卫军”(90)。由此可知，他原是方国珍水军。方氏投降后，他被编排为南京水军。后来，其侄子杨仲皥代他充军，成为扬州卫军(91)。仁房杨景彝有五个儿子，即兴一杨起宗、兴二杨起祖、兴三杨起善、兴四杨起良、兴五杨起敬。“兴三戍盐井卫时，伯仲兴一兴二已析居，不与其难，为民户。独公同炊，遂为军籍。迨兴三没后，公子孙代为戍，绝无怨言。今子姓繁衍，衣冠不替，咸孝友之所致也，天道岂远哉？”(92)由此可知，由于杨起宗、杨起祖已经分家，成为民户；而未分家的杨起善、杨起敬兄弟则成为军户，世代为军户。军户是世袭的，所以杨起善死后，因没有子孙，其四弟杨起敬一家世代成为军户。在明代，民户充为军户，是一种家庭灾难，而不是荣誉。江浙一带流传至今的诅咒性话“充军”，正是这一现象的写照。杨起敬一家世袭军户，绝无怨言，只能是没有办法下的心态好。

（5）强为吏员

今天在县府做吏员（公务员）是一件人人羡慕的工作，而在明代却相反。因为明朝实行官、吏分流制度，吏近于今日西方国家的文员，无法成为官。杨起汶有三个儿子，长子杨范，次子杨涑，三子杨昱。杨昱，为地方政府“充吏”。永乐十年前，杨范作《勉昱弟十律》称：

穷通须守分，何事苦谋为。人孽诚难逭，天心不可欺。视金曾化土，炊饭已成糜。寄语诸贤季，此情知勿知。

富贵从天命，蚩蚩敢滥叨。求荣反作辱，谋逸转成劳。吏事饿三载，亲年已二毛。取人勿苟合，须识笑中刀。

尊卑名已定，小大事惟难。独任能成乱，偏听必致奸。慎思毋出位，履道莫逾闲。要识横渠子，西铭是订顽。

前修俱检束，后辈太荒唐。不解谀言恶，安知苦药良。亲疏忘物则，厚薄反天常。怒甲犹移乙，差讹失审详。

结交须直谅，便佞莫相求。作伪劳而拙，思诚逸且休。己非无过耻，心放欲知收。早夜能勤慎，何忧事不周？

久执冬曹事，才能患不多。任人应在尔，舍己去求他。家达邦还达，心和气始和。三年期不远，考绩欲如何。

常忆相逢好，相逢似九疑。语言安可合，恩义亦如衰。风断衡阳雁，雷轰荐福碑。有家徒四壁，何日是归时？

世间多少事，错误在忙中。暴怒须知戒，勤劳必见功。瞻称三语掾，珣作黑头公。克慎初来志，终当不困穷。

人非唐虞圣，焉能无是非。慎终惟慎始，防隐又防微。谑浪中心悼，端严自已威。昕宵如白事，亦用转圆机。

忘形与同气，恩义是谁嘉。兄弟有急难，友朋空叹嗟。当忧身上事，莫论眼前花。管鲍无人继，何如自一家。(93)

这首诗当是杨昱为吏以后所作。由此可知，杨昱担任冬曹事，即工科，任期是三年。家徒四壁，说明葑里别业生活之简陋。官场生活，风险较高。于是，杨范写诗告诫弟弟，交待有关注意事项，譬如交友要有原则，知面又知心；做人要诚实，不要虚伪；办事要公正，兼听各方意见；做事要勤劳而谨慎，心态要平和，这些正是研究杨范为人处事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世间人祸确实难免，但天心不可欺，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坚持。

可惜，吏不好做，杨昱最终仍是“被诬，征吏赃至万，别业亦荡覆”(94)。杨氏被逼得卖掉了葑里别业，用来抵债。后来，杨昱只身逃难到直隶武清县小直沽（今天津）。正统十四年（1449），杨自惩《到直沽》诗称“扰扰征行客，离家近五旬”(95)。也就是说，杨昱离开宁波时约49岁。杨守陈《哭墓诗》称：“公生富豪家，尘土殊珪璧。文肄黉业内，欲射金门策。岂料图南鹏，未翔先锻翮。漂泊至于斯，犹能大其宅。余尝奉尊颜，颜朱鬓才白。对酒笑轰雷，雄谈髯奋戟。气压五陵豪，心轻九州伯。抚我如亲孙，待之若嘉宾。累月始分携，忽复幽冥隔。”(96)由此可知，杨守陈幼时曾见过这位小爷爷杨昱。考杨守陈生于洪熙元年（1425），则杨昱逃难天津时间应在正统初年。杨自惩《直沽哭季叔父》：“南浦三鸣雁，飞飞独离群。秋风家万里，夜月客孤坟。花落无由见，鹃啼不忍闻。睽违犹子罪，空自泪纷纷。”(97)由此可知，杨昱客居天津以后，在宁波的亲人们不知道杨昱是何时故世的。杨昱生卒年不详，约卒于正统年间，有三个儿子，这一支情况不详。

葑里别业失掉以后，杨氏一家只得重新回归到祖居枫江。这个时间点，应在永乐八年（1410）前后。杨自惩《喜复故宅》：“家难久流离，归来喜可知。枫江鸥落处，桃浦燕来时。堂室徒悬罄，田园但卓锥。重闱总无恙，百事不须疑。”(98)由此可知，其故居地地名称枫江。据笺注，此诗为“永乐间，自葑里别业复枫江故宅以后所作”。枫江故宅是恢复了，但一时无法住人，暂时只能租房。杨范“少生富家，长罹患难，穷窘至僦屋以居”(99)，可见他们重回镜川的时候，只能租房生活，可以说穷到了极点。族中杨自通建造房屋时，杨范赠《题德庆轩诗》相贺，称“吾宗闻望几荒坠”，可见杨氏之败落。

富户的落难生活，在杨起汶兄弟身上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失意之余，他们只能以消极态度应世。杨起汶《偶题诗》称“老夫尘事少，不放酒杯空”(100)。杨范《奉父命赋乐闲诗》称：“吾亲明达笑蝇营，自喜优游过此生。心泰本来抛事物，年高犹自遁声名。黄鸡白酒家中宴，绿竹清泉世外情。”(101)此诗反映出杨起汶的自我边缘化生活。杨起哲《隐者诗》称：“茅茨盖屋竹编笆，隐向南村鬓渐华。……功名好似蕉中鹿，富贵何如陌上花。”(102)经历过政府打压的富户们，如惊弓之鸟，能生存下来，就是万事大吉了。因为他们将生活目标降到了最基本的生存线上，少了功名富贵竞争之心，所以心态容易平和一些。

当地有一对孤儿寡母，有田数亩，有屋数间，被一学霸看中，蚕食殆尽，母子无以聊生。她想控告那学霸，无奈势单力薄。偶尔遇到杨起汶，哭泣着诉说起此事。杨起汶听后，为之恻然，即以自己的肥田七亩给了她俩。那母子罗拜于地，曰：“愿尔家世世昌荣。”(103)前人多将此事作为杨起汶积德家乡的故事加以记录，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富户不敢与强人斗法的心态。

洪武二十七年（1394）七月初九日，杨起汶夫人陆氏（1350—1394）死，其家穷到没地方可下葬。到永乐十八年（1420），72岁的杨起汶卒于先庐时，“先业之未鬻者，独和嘉阜耳”(104)。儿子想将父母葬到那儿，但不知道那块地是否吉利，于是请风水先生来察看，风水先生认为可以做坟地，于是，位于镜川故居西北三四里芝山之阳的和嘉阜成为杨氏坟地。永乐二十一年（1423）(105)，率先葬下了父亲杨起汶，和嘉阜从此成为杨氏祖坟所在地。当时，杨起汶继配陈氏（1349—1434）尚在世。

总体上看，明初的杨氏第十第十三两代，受到的打击最大。“国初，法令方严，一时故家大族，鲜有不及者。”(106)镜川杨氏正是这样受打压的大家族。明初，杨氏诸族人多隐居不仕。如东杨的杨熙洁（1344—1426），字仲恺，“昆季切磨，种学渊源，善于诗赋，笑傲丘园，日相唱和，诗酒神仙”(107)。杨熙文（1357—1425），字仲杰，善诗赋，与兄弟们“日相唱和，不以名利为念”(108)。杨熙均（1364—1444），字仲彬，“砥砺讲诵，学贯诸经，期于效用，不获自售，托于吟咏，与栖云公自相唱和”(109)。西杨智房始祖杨复初（1415—1496），“为人诚笃，涉猎经史，老而靡倦”(110)。由于仕途受阻，他们只能隐居乡村，教授子弟，以诗赋自乐。东杨后裔设立的堂，分别称为“积庆堂”、“积善堂”、“积德堂”、“怀德堂”、“尊德堂”、“德庆轩”。由这些堂名可知，他们祁求“庆”、“善”、“德”，这正是高压政策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