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定非要去国外或陌生城市，才能体验旅行带来的改变；旅行只是让你更容易沉浸在一个新环境中。一场旅行甚至是无计划的冒险，不一定能保证你获得显著成长。早晨换种方式起床，怀着冒险的精神面对新一天，用开放、灵活的方式面对遇到的人，换种方式做事，这些都能点燃个人成长的火花。

虽然远离平常的影响和限制，开始一场旅行更简单，然而改变是会随时随地发生的。实际上，如果旅行只能教会我们一件事，那就是：生命如此美好短暂，不要把自由限制在旅行中。旅行不是对正常生活的逃离，也不是被隔离的现实，而是一种提醒，告诉我们体验每一天生活的可能性。

改变一切的时刻

刚过半夜十二点，上了一天学的梅根（Meghan）还在熟睡，门铃声惊醒了她。她迷迷糊糊醒来，路也走不稳，先是听到楼下有动静，然后是哭声。她立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梅根倚着楼梯的扶栏往下看，有个肩膀在剧烈地抖动：她父亲在哭。父亲努力收回眼泪并清了清嗓子：“不好了。”他抬头看着她用嘶哑的声音说道：“你姐姐她……她没有挺过去。”

父亲的话让梅根如同遭受五雷轰顶：“我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双腿瘫软摔倒在地，动弹不得。我仿佛还听到姐姐穿过房子，尖叫着，而这个消息就像一出‘希腊悲剧’似的，那么的不真实。”

梅根和姐姐被带到楼下，牧师在等着她们。“我没法跟他对视。”梅根回忆道，“我只能盯着他的上半身。我记得自己在想他花了点时间整理衣领。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终于抬头看着他的眼睛，意识到他也没有答案，我只能自己去找。”

家里平静下来后，梅根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第一个念头是她姐姐的蓝色毛衣终于属于她了。她为这闪过脑海的念头感到羞愧不已。但一切似乎都不在她的掌控之中，以至于那晚她对自己产生的任何想法都不感到吃惊了。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

梅根亲眼目睹她妈妈整个人崩溃，她并不觉得意外，妈妈的字典里向来没有“坚强”一词。但有趣的是：梅根清楚地记得且有意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受害者。那是她姐姐给她最后的礼物：“我开始思考、试图理解人生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第一步就是尝试理解蓝色毛衣的念头，但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被我爸妈的期盼所困扰，现在我选择不去管它了。”

回顾过去，梅根认为她的生活发生巨变不仅仅是因为姐姐的去世。情况没那么简单：“深埋于内心深处的我的一部分价值和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姐姐的死打破了我生活的泡沫。这个事件是个导火索，让我身体内的种子破土而出，然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她浑身洋溢着决心，要过一个别样的人生，而不是走别人为她铺好的路。

“我从小养尊处优，”梅根承认，“我以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到我，直到我姐姐死去。我才猛然惊觉生活不是一场游戏，它是真实存在的，我想是时候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了。”

遭遇相同境遇时人们的反应各异，这不是很有意思吗？一个家庭里发生的死亡悲剧“毁掉”一些人的生活，却使得其他人从中萌出“新生”的种子。当梅根因为失去亲人而获得独立与自由时，她姐姐和父母的反应却完全相反。其他事情也是如此，人们会根据他们的信仰体系做出不同的诠释和反应。

航班延误了，一些人暴躁狂怒，一些人却泰然处之。当然，乘客的旅行目的决定了个人的不同状态。如果飞机延误让你错过了会面、会议取消或者更漫长地延迟，其影响会比有灵活计划或者备选日程的人要大得多。从大的方面来看，人们对于生命中出现的困境、灾难或者悲剧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人一受伤便一蹶不振，而有些人能在较短时间内痊愈，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好。

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反应呢？根本上说有以下几个决定性因素：那个时间点在这个人身上发生的其他事情、人的性格、认知风格以及在同龄人中的感染力。

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洞见乍现的惊人时刻——以前不了解的事似乎豁然开朗。这种顿悟将永久改变你对自我的看法。经过变化和内化的过程，它通常会引起其他的一系列改变。有人这样描述这个自相矛盾的过程：“某一天我自我感觉超好，但是当我认真思考它时感觉却没那么好了……这是循序渐进的，但改变却来得很突然。”看来，似乎显著的变化往往伴随着缓慢的演变过程，而达到质变临界点后便发生了令人惊奇的顿悟时刻。

最伟大的作家也难以描述的改变时刻

改变一生的明晰时刻既可能以顿悟形式突然发生，也可能是逐步领悟获得的。而后者几乎不受关注，变化也不明显，而由于有更多机会思考其中的深意、践行新的行为和将洞见推广运用到其他方面，其影响也更为持久。然而，正如所指，只要有足够量的积累和准确的时机，量变和顿悟也能持久。

洞见并不单纯指将经历过的事当作“真理”，而是“想象被塑造”。这在作家的回忆录里体现最明显：作家与他们的恶魔战斗，恶魔们既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又使得他们濒临疯狂状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个人的洞见把他们从深渊拉回来的。

研究作家自传会有所发现：伟大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都因他们的生活环境而历经苦难。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他正要被行刑队执行死刑前的最后一刻才得到沙皇（Czar）赦免。他的大多数同伴由于受到过度惊吓罹患精神病，而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和他一起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大多是杀人犯、强奸犯和无政府主义者，他深感陷入绝望之渊。面对那些囚犯他觉得恶心，然而当回忆童年生活的片段时，他发现自己开始改变。他感觉自己完全变了，不仅是内心，还有他看待别人的角度：“我突然觉得我可以看到这些不幸的人完全不同的一面。刹那间，心中所有的仇恨和愤怒奇迹般烟消云散了。”对被压迫者的怜悯和同情成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余生的主旋律，是贯穿他小说的普遍性主题。

托尔斯泰同样遭受了巨大苦难，但内心的煎熬远胜过狱卒和压迫带来的痛苦。当他因《战争与和平》（犠犪狉犪狀犱犘犲犪犮犲）和《安娜•卡列尼娜》（犃狀狀犪犓犪狉犲狀犻狀犪）享誉世界、正值创作力旺盛期时，却因严重抑郁症而自杀。正如其他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杰克•伦敦（Jack London）、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约翰•济慈（John Keats）、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一样，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丝疯狂。他说自己与上帝对话让一切变得不同了：“我的内心与周围发着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亮，而这光永远伴随着我。”

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很多作家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他们对生活巨变的洞见。这种经历的强度、活力和力量不容忽视。它们“令人敬畏又充满挑战，因其无限的神秘感暗示着该想象力来源无法被认知”。它们难以描述，这也并不出奇，因为大多数人都无法准确地描述出他们的感觉。原因之一是感觉分为初级和中级水平，而前者根深蒂固，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危险而进化出的适应性反应。这既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也有助于理解潜在的决定性洞见——尽管对陌生人、蜘蛛或者蛇的本能恐惧属于天生自我保护机制，但其他中级情绪如生气或烦恼均为个人判断作用的结果，这种判断如果换一种解释就不一样了——由此，造成痛苦的大部分来源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