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尝试所有其他的方法，直到失败后才会寻求心理治疗的帮助。确实如此，心理治疗不仅耗时、昂贵、麻烦，通常还充满痛苦，同时会暴露自己的隐私。我们已经讨论过，生命中大部分的改变缘于外部世界：环境、挑战、冒险、失望、争执、过渡、心理创伤、机会和其他重大意外事件。一个人只有穷尽了现有的方法，才会主动或者被迫寻求专业帮助。

心理治疗和咨询就是专门来推动改变发生的。在这里你所经历的都是精心设计的，你朝圣至此，解决心中的困惑。如果你不开心、不满足、烦恼、紧张、抑郁、挫败、被孤独困扰或者只是想找个人聊聊计划和想法，你都会从中受益。但也许那些酗酒、嗑药或有长期人格障碍的人，治疗效果不一定好。然而还是有约80%~90%的患者觉得治疗效果不错，另有5%的患者情况恶化。甚至有证据表明超过四分之一的患者的问题在第一疗程就得到了解决或改善。当然，治疗效果受很多因素影响，例如患者叙述问题是否逻辑清楚、患者的动机、性格、外部支持、使用的方法、治疗方法、心理医生的能力和治疗经验等。

目前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研究对心理疗法的内在运作机制进行考察，探索它是如何促使改变发生的。有些研究很有指导性，几乎分析了近百年以来全部具有代表性的治疗方法，找出了其中的共同点。这类型的书我写过几本，每我都从一个方面出发，从患者、医生以及两者的关系三个角度研究治疗经验。也许你会想，我经验丰富而且著作众多，一定精通这个领域。但我启动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整合已有的研究，不单是专家的报告和研究，重点是研究患者的报告。通常患者的体验和医生、研究人员的报告大相径庭。

这里给大家透露一下，心理医生非常执着于自己的理论和技术。我们崇拜伪装的偶像，把自己偏好学说的公认著作奉为圣经，仿佛它们是上天的旨意。召开大会时，主要带头人就像是摇滚明星一般，他们的信徒（大部分都获得了医学学位）排队求合照。工作坊和讲座上派发的工作手册，据说包含颠覆心理学领域的某些最新技术，参加者定会如饥似渴。每隔几年就有新技术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患者眼前摆摆手治疗创伤，参照语言学隐喻来观察眼球移动的方向，改变能量场或让患者进入冥想状态等。

现在我已经彻底冒犯和惹怒了阅读这的大部分治疗师。我承认我跟所有人一样，只要能提高效率，对于任何可能的方法、干预或者灵丹妙药我都如饥似渴。四十多年来，我曾经十分推崇过不下六种主要方法。我很喜欢看别人对我的著作评论，我的头衔有存在主义治疗师、精神动力学治疗师、认知行为学治疗师、综合性治疗师。原因之一是我始终坚信应根据患者在不同时间的特殊需求采用不同的方法，甚至需要基于治疗师的偏好、心情和技巧。

每当研究人员想找到对患者最有用的方法时，他们就会对比不同的治疗方法，或者对比某种方法的不同变体。每个治疗师都有自己的目标和评价标准，这让情况变得更复杂。近期越来越多研究表明，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治疗师的技术只起了15%的作用，45%要归功于存在于一切治疗方法中的所谓的“共同因素”，包括关系质量、患者的期许和性格、敞开心扉倾诉的机缘、获得的支持感、采取的积极冒险措施、重新认识自己、困难的源头等。大部分治疗师都知道，过去几十年心理学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临床实验转化为以经验验证和以证据为基础的治疗。已有专门的研究对几百个案例的研究结果进行分离、测试变体和元分析。尽管无数研究显示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治疗师采用的技术，但我们仍然醉心于寻找最新最好的方法。

询问患者真相

治疗师一直认为是我们的充满洞见的智慧和绝妙的干预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觉得这句话对于外科医生和水管工人同样适用。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当患者觉得医生愿意倾听、理解他们时，他们的满意程度更高。同样地，患者通常会提起各种我们没有留意的治疗细节，但却忽略了我们自认为的神来之笔。更让人惊讶的是，我们看来纯粹是浪费时间的环节对他们却是记忆深刻。相反，我们认为产生重大突破的环节，他们只字不提。现实就是这样残酷，大部分时候我们不知道哪些重要，也无法可靠地预测什么能产生正面作用。

我曾经为一位脑部严重受伤的女士提供咨询。长期以来的头晕让她近乎抓狂。她无法集中注意力、专注于一件事或连贯地思考，感觉压抑且高度紧张。她还失眠，时刻感觉失控。她认真想过自杀这件事。

第一个疗程花了几个小时。不谦虚地说，我绝对是个聪明人。我让她相信，她经历的纯属正常，症状会慢慢消失，她要有耐心。我听她讲诉她的恐惧，让她感觉安全，可以放心倾诉。我能感觉到她立即松了口气，疗程结束后，她看起来平静踏实多了。我对自己的治疗技术非常自信。

问题出现了：我再也没见过那位女士，她也没有康复。我从别人那里听说，我的态度让她很不悦，疗程结束后她很生气。她觉得我并不了解她所经历的。她这样不买我的账，我一下失去耐心，也很懊恼。最令我不解的是，我居然不知道自己完全没有跟她建立联系。这恰好吻合了一些研究，心理医生总是夸大自己的能力，贬低同行的失败：我们是最杰出的实践家，同事只是平庸之辈。有90%的心理医生自认为比同行更杰出，而专家、大学生、商学院毕业生、司机也是这么评价自己的。

你也许会好奇，为什么我不在疗程结束后问问她的感觉，征求她的反馈以做改进。其实我问了，但她撒谎了。很明显她对我不够信任。我觉得这也正常，因为觉得投诉很麻烦，所以我们也常常给别人的服务做出好评。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正打算跟一位患者告别。我们刚刚在治疗中获得重大进展，我突然想到，也许对治疗进行评估是个好主意，可以了解真实情况以及原因。那时我热衷于参加工作坊，记得一个讲师说过，如果不对治疗结果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就应该感到羞愧。再加上我当时学了很多类型的新技术，又对其中一些治疗隐喻培训特别着迷，所以，非常期待能给我的患者带来显著改善。但是当然，改变也可能是由于其他任何一种我在她身上用过的方法：强力对抗、诱导催眠、心理戏剧再现……太多了。

显然，硬要患者告诉我在她看来哪一种方法是最有效的，并没有多大价值。她直接指着我鞋上的洞说，治疗时我总是跷着二郎腿坐，她每个疗程都在盯着这个洞看。这是我经常穿的最喜欢的一双鞋，但不知道鞋破洞了。不管怎么样，她没多说，最后总结说，她开始觉得我是一个无所不知的高傲的人，但当发现我并非如此，这给了她一些安慰。她说：“某种程度上，这让我觉得自己的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连你都有不自知的地方。”

这肯定不是她获得重大进展的原因，对吧？我常常说起这个故事，每次同事都会说，她只是否认，不愿意承认我的功劳，或者仇视权威人士等。可现实是，我们多数时候并不清楚患者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的假设、理论和怀疑只是一些无法证实的可能性。

几十年来，很多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建立更加系统化、更具针对性的反馈研究，如：汉斯•斯特鲁普（Hans Strupp）、迈克尔•龙博（Michael Lambert）、布鲁斯•姆波尔德（Bruce Wam-pold）、斯科特•米勒（Scott Miller）、约翰•诺克罗斯（John Norcross）、蒂莫西•凯瑞（Timothy Carey）、大卫•彭斯（David Burns）。患者不仅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更是他们自己的专家。他们的故事里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过去，特别是包含了他们最需要什么的线索。

的核心问题，往大的方面说专业的核心问题是：自毁性的习惯是怎么改变的？心理治疗常常起重要作用，但是只是其中一块拼图。治疗外还有很多因素和事件一并产生作用：经济条件的改善、家庭支持、新机会、自愈、自发行为、冲动行为、偶然的交谈、电影或者书籍，我们永远无法感同身受和理解患者的内心。

我们的研究对象不确定，显得复杂和模棱两可，而我们却试图用具体的、可测量的结果或者分散、孤立的变数来处理。有时我们在治疗中会偏离患者的自诉，还试图减轻他们的症状、改善他们的行为。这也许能满足科学要求的准确性，可是往往抓不住事情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