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基的话透露了一个关键点，治疗或者群体性治疗可以提供支持、关心、尊重、接纳性关系，这为探索之前被忽略或无法靠近的领域提供了可能。在这里，你不再那么害怕别人的评价，不再担心说出出格的话或做出出格的事。几十年前，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等人将这个“首要关系”称为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而这么多年以来，心理医生却不再注重这个，而是迷失在治疗技巧和理论的幻想中。当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询问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他们改变最有指导性的是什么，他们给出的是治疗师忘记的答案。

希望

这个话题值得一再探讨。在任何情况下，希望是所有努力改变的核心。不管是针对精神还是健康问题，人们必须改变的希望越大，结果可能就越好。他们到底期待什么呢？简单说，希望就是相信目标可以完成的信念。没有信念，努力往往白费。

尼采曾说：“最邪恶的是不切实际的希望，因为它会延长人的痛苦。”不切实际的希望的确会产生失望。在这里说希望有指导性作用，是因为它是联结有意义的目标与直接指向目标的行动之间的桥梁。患者无一例外地会提到，他们在绝望时，在治疗过程中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内心更加充满希望和乐观。

人际关系的联结

某个研究要求患者参与一个针对抑郁症的高度结构化的认知行为治疗，治疗包括辨认、评价和改变异常的想法。治疗师最看好自己的干预手段和解释，自认为这是治疗过程中最有效的。然而，当问起患者时，他们觉得最有效的是与治疗师的关系给了他们安全感，感觉有人理解自己。他们一再说到一些偶然性的个人因素。一位患者说起治疗师，“她的微笑让我感觉很好。当你不知道怎么办时，就讲笑话吧。”

因为有了新的发现，患者也很感激，例如，潜在的想法和随之而来的感受之间的联系。虽然这是项目中的一部分，但是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让他们能更好地与自己相处。“我觉得很久没有直面真实的自己了，我又回到了现实。”一个患者说。

研究人员通常对证实自己最喜欢的理论更感兴趣，就算是接到指示要尽可能客观，不干扰研究结果。即使实验方法中设置有预防措施，他们的偏见、预设、世界观和程序都可能预先影响结果，让他们得出预期的结果。一直以来人们都很少询问患者他们认为什么对他们的影响最大，很可能是因为觉得他们的观点不如其他测量方法准确。几乎所有研究中，患者总是说到一些模糊的因素，比如治疗关系提高了他们的自控感、自我接纳度，给了他们更多的安全感，让他们可以继续探索自身。其实患者有时非常聪明、老练，其辨别能力和洞察力很强。只要清楚、准确地告诉他们做什么有用，做什么是白费力气，并且告诉他们这么做的原理和理由就行。

治疗方法不同，与患者建立关系的侧重点也不同。有的治疗师单纯地认为自己是指导者，有些自认为扮演的是像父母一样的角色、教练、密友、合作伙伴或者煽动者。所有这些不同的角色设定都会产生不同的关系，放大了被认为最有治疗效果的因素。抛开形式不讲，只要患者认为自己与治疗师建立了稳固、支持性的关系，就极容易原谅他们的失误和不足。患者自诉，在关系中感到信任和关爱比其他一切都来得重要。

患者的自我陈述

治疗师也许很欣赏自己的治疗技巧、策略和干预方法，但是患者最喜欢的环节却是讲述自己的困扰。之所以在治疗中这部分时间设定很短，是因为患者日常中跟信任的密友倾诉都能得到类似的安慰，不管对象是神父、教练、老师、发型师、酒保、朋友或者家人。

一些治疗方法，把“谈话治疗”（弗洛伊德原话）作为治疗的核心，鼓励患者说出自己的故事、梦想、幻想、想法和感受。虽然所谓的简洁、问题指向性的治疗侧重具体、习惯性的行为，但是“谈话治疗”能让患者感到有人倾听和理解自己的困扰。

“我们能看出治疗师最喜欢什么”，一位患者笑着说，“哈！他们以为我们没留意，其实我们很多都懂。我的治疗师最喜欢讲故事，大部分故事都很精彩，虽然有时讲重复了。我表面在听，内心却在翻白眼。我很喜欢她！但是我最喜欢的环节是让我来说，说什么都行。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最让我享受的也是跟她说话，虽然多数时间我们没有任何进展。”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不管我们做什么、用什么方法、引入什么干预手段，每个优秀的治疗师都需要知道并且理解，一定要跟患者进行深层次的交流，说说那些重要的、让人沮丧或者兴奋的事。

学习新事物

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和治疗师都一致同意：医生喜欢教，患者喜欢学，只要相关课程可操作且实际有用。但治疗师常常会教一些他们自己喜欢的，忽略了患者当下真正需要的。

“总体来说我喜欢治疗，”一个人分享说，“但是我烦透了治疗师讲的那些不着边际的故事。你知道吗？我从来都听不懂，但是对那家伙似乎很重要，所以我从来没跟他说过。”

患者经常说起他们最喜欢的治疗环节之一，是学习跟自己有关的新知识。特别是疑惑或者懊恼的时候，他们喜欢探讨问题，解决问题。甚至有时他们会提到很喜欢减压、处理矛盾或者负面情绪的技巧。前提是治疗师看起来友爱、有同情心、有同理心、开放、投入和善解人意。

弗雷德说起自己在治疗中学到了什么时甚至不知道从何开始，他用了很简短的一句话描述：“把自己内心的对话说出来。”他的意思是，这样有助于大声把事情讲出来，而且让他强烈意识到：“我不知道如何了解自己，也许是因为我是个男生，不习惯说很多。把吞没我的淤泥拨开看清前路真的好难。我的治疗师告诉我如何思考、如何解读数据，这些我之前都没想过。”

治疗师会抛出难以回答的问题，逼他思考。弗雷德喜欢这个环节，觉得终有一天他会了解自己。虽然他的家人和朋友因为他参加治疗而嘲讽他，这却对他起到了正面作用。“治疗中第一个重要的时刻是，我试图弄清为什么我两个最好的朋友让我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让我很受伤，”他回忆道，“我们在澳大利亚待了3个月，冲浪、睡帐篷。但是大部分时间里我觉得自己跟他们的关系是割裂的。我们沟通上的小障碍最后变成了巨大的隔阂。”

弗雷德跟治疗师一起讨论自己的性格特点，最后发现弗雷德跟他的两个朋友在性格和人际交往风格上较为独特。“治疗师说，我跟朋友的相处方式没有错，只是不同而已，就是这么简单。治疗师特别淡定，注重事实，这一点感染了我，我的内心也平静下来，并接纳了自己。”

最重要的是，弗雷德能把在这件事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生活的其他方面。把治疗中学到的技巧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方面，这才是治疗的真正目的。

治疗师相信什么

这个问题很棘手。治疗师都特别固执，总是觉得自己做的最重要。更让人费解的是，他们富有激情的论断，虽然都有研究和临床数据支持，但有时却相互矛盾。一些治疗师深深以为要获得最好的结果，必须深挖过去，但另一些治疗师觉得这纯粹是在浪费时间，而应该聚焦当下或者未来。一些治疗师相信行动来源于认知层面，但究竟发生在讲述阶段、信念阶段还是神经阶段却无法达成一致。一些学派则认为理顺未解决的情感问题、负面情绪再现或者形成正确的经验更重要。而有些治疗师则倡导只关注行为层面，通过干预实现具体目标。我能列出一长串方法，但是很明显，到底什么最重要，各个流派的观点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