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日益被迫处于被动地位，既需要维持高额的长途电话费以补贴当地电话业务，又需要降低长途电话费以免肥水外流，这种处境越来越让公司左右为难。但如果不是因为通货膨胀的影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或许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的。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通货膨胀，不仅动摇了贝尔系统的财务和政治基础，还破坏了它的自信心。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自己的职工很少知道，他们的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性金融机构。多年以来，该公司一直是资本市场上最大的借款方，因为电信行业是一个资本高度密集的行业；但它同时还是全国最大的贷款方，因为多年来，它必须为每个电话用户垫付资金。

按照传统，电话用户不用为电话接入到家里或办公地点而花钱，也不用购买电话设备。这两件事情都由电话公司完成，用户通过支付的电话费来偿还这笔钱。一般来说，用户平均要经过五六年才能完全偿还电话公司在电话安装中的投资。最初这么做是不得已，因为在电话发展的初期阶段，很少有人愿意或有能力支付购买电话设备这样一笔可观的费用。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年月里，西奥多•韦尔（Theodore Vail）——此人从1905年至1920年去世前一直担任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总裁，也是贝尔系统的总建设师——把这种不得已的做法变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好事。他意识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可以用比个人贷款低得多的利率获得贷款；在历史上，该公司贷款的平均利率是3%～4%。因此，公司就能为客户提供一个非常低的利息——历史平均水平为4.5%～5.5%，并仍能获得丰厚的利润。这不仅为该公司带来了巨大的财力和保障，还使公司可以进一步降低地方电话服务费。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获得好处。

但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通货膨胀让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必须支付高达13%～15%的利息，这种最好的金融措施就注定要戛然而止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支付的利率改变了，但电话用户所支付的利率却丝毫没变，于是为电话用户垫付资金就变成了一种非常危险的赔本买卖。市场的增长，也就是申请服务的新用户，变成了一种威胁，这就是为什么贝尔系统的各个分公司在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地区（如南加利福尼亚州）经营得最糟糕。虽然电话行业实现了自动化，但仍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随着通货膨胀推动工资上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及其业务分公司不得不要求提高电话费。可因为为新用户（以及要求新装机的老用户）垫付资金这件原先毫无风险且有利可图的事情，变成了一种巨大的财务损失，该公司不得不以远远高于通货膨胀的速度提高电话费。

即便如此，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在美国的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电信服务中，电话费仍然比20世纪50年代甚至60年代低得多。而且除了加拿大以外，美国的电话服务费可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便宜。可60多年以来，美国公众只知道电话费一直下降——而且地方电话服务费从来都是降得最快的，现在，电话费却突然上涨了，地方电话费还涨得最厉害，这实在让美国人民无法接受。

电话费涨价引发的“怨声载道”，肯定不像报纸和电视里报道得那样夸张。对大多数人来说，给编辑写一两封投诉信，抱怨抱怨就满足了。但它造成的政治影响却非同小可。州长、州议员和公共事业委员会的委员们认识到，只要他们公开抵制电话费涨价，抨击“电话垄断”，就能上新闻头条，给自己赢得声誉。

这给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员工造成的心理影响是毁灭性的。大公司往往会抱有一种顾客“喜欢”自己的危险幻想——一般来说大型机构都是这样，比如大学、医院和工会等。当它们发现顾客完全不讲交情、不知感激、只会问“明天你会为我做些什么”的时候，它们就会大受震撼。但在美国，没有哪家机构（至少没有哪家企业）会像贝尔电话系统那样关心自己在公众舆论中的地位，并坚信自己被公众“热爱”。不仅高级管理层这样看，职位较低的员工更是深受这种荒诞想法的影响。

于是，哪怕只是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及其业务分公司提出相当温和的批评（这种批评，在通用汽车看来大概会被误认为是喜爱的表示），该公司的员工们就会觉得被爱人抛弃了。在贝尔系统中，很多我认识的中层管理者都感到自己的人生算是白费了。他们全心全意地为公众服务，却被人攻击成贪得无厌、唯利是图的奸商。他们一直坚信自己受到公众的支持，可现在，由于出现了财政困难和日益激烈的竞争，第一次需要公众给予支持时，公众却转而反对他们。

正当贝尔系统所有的传统根基摇摇欲坠时，司法部于1974年11月21日，向贝尔电话系统提起了反托拉斯诉讼，要求将其解散。

解体（没有抗争）

在美国历史上，针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反托拉斯诉讼保存了最为完整的资料，比其他的反托拉斯诉讼案都更完整，然而它仍然充满了各种难解之谜。

我们有理由肯定，这场诉讼的提出，完全是因为在尼克松总统任职的末期，白宫出现了政治真空，这样一来，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律师从政治束缚中解脱了出来。但是政府为什么要继续进行这场诉讼呢？在卡特总统执政期间，一个总统任命的调查委员会曾斥责本案违背了国家利益。福特、卡特和里根内阁中，都有好几个成员建议放弃这场诉讼。五角大楼更是在不止一个场合公开声称，一个集中统一管理的标准化全国性电话系统，绝对是国防所必需的，绝对不能解体。然而福特、卡特和里根总统都不曾采取任何措施来终止这场诉讼。这是为什么呢？

从司法部的角度来说，它并没有做过什么推动这场诉讼的事。它等了6年，才于1981年1月把这场诉讼付诸审判。然后它又立刻推迟了审判，希望公司能提出和解协议。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反托拉斯部门的上层人物，受到内部反托拉斯“真正信徒”的压力，迫不得已发起了诉讼，却希望自己一方能败诉。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举动同样令人费解。该公司比美国其他任何一家大型企业都更重视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多年以来，它和报纸、地方政界和学术界建立了亲密的联系，然而它却并未下大力气动员这些有利的舆论资源来争取大众。贝尔系统的管理者从一开始就知道，按照反托拉斯部门提出的首要和中心要求，把地方电话服务和长途电话服务分开，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地方电话费大幅上涨，让个人用户更加难以承受。实际上，任何一位局外人，只要稍微有点电话方面的经济知识，都知道这一点。可据我所知，没有人向顾客或各个公共事业委员会提醒过这一点。贝尔系统的管理层还知道，对公司的员工来说，任何改变都会带来大量的裁员和工资的大幅下降——这一点同样是相当明显的。和所有受保护的行业一样，由于贝尔系统可以把工资方面增加的成本转嫁到顾客头上，因此一直保持着过多的员工和过高的工资。可显然没人做出过任何努力，动员它的60万名员工及其工会——美国通信工人工会——站在公司一边来反对反托拉斯诉讼。工会本身也对这场明显会损害自己利益——甚至威胁自身生存的诉讼不置一词，尽管只要有支持工会的国会议员提出反对，肯定能迅速终止这场诉讼。而且，贝尔系统的管理层似乎从未宣传过五角大楼对诉讼案的强烈反对立场。可是，由始至终，贝尔系统的高级管理层确实满腔热忱地和反托拉斯诉讼进行了斗争，没做任何让步。他们认为这场诉讼完全没有道理，也是不道德的。实际上，根据大量已公布的资料来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多年来一直全神贯注投入诉讼之中，很少有时间考虑其他事。可难道贝尔的高级管理层全都发疯了吗？难道他们全都被公司将要发生的变动吓倒了吗？难道他们全都因为被美国公众所抛弃而变得瘫痪了吗？

突然，在1981年的最后一个星期，贝尔投降了。它自愿同各个业务公司脱离关系，并把自己的业务范围限定在长途和海外通信、制造和销售电话设备以及电信研究方面。做出这一决定之前没有任何征兆，使贝尔系统的每个人都大感意外。在此之前，人们大多相信这场官司肯定会拖到1990年前后，贝尔会与最高法院斗争到底。然而，贝尔却自愿接受了这场反托拉斯诉讼提出的大部分要求。

对于贝尔系统高级管理层突然改变主意，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它发现自己必须重新定义自己的作用和职能。自从20世纪初西奥多•韦尔时代开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一直把自己看做是一家“为公众服务的私营公司”，而不仅仅是一家“私营企业”。正是出于这一传统，贝尔系统的高级管理层才感到自己应当义不容辞地与政府的反托拉斯诉讼做斗争，认为这场诉讼会损害美国的经济，牺牲穷人的利益，危及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导地位（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考虑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在整整6年的时间里，公众方面却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困境，没有人给予他们支持——媒体、政府、各州的公共事业委员会、工会，甚至五角大楼（在这次反托拉斯诉讼中，它受到的危害可能最大）全都没有这么做。于是，贝尔系统的高层管理者或许这样对自己说：“既然没有人承认我们是公共利益的捍卫者，我们只好按照法律要求的那样做，也就是只关心公司和股东的利益。”自然，这只是人们的猜测。

这样一来，他们放弃抵抗之后，就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行动起来。两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1月1日，贝尔系统的解体正式完成。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长途电话业务和向公众提供设备方面接受其他公司的竞争。与此同时，它不再承担地方电话服务的职责，也不再有义务补贴地方电话业务的用户。这一职责转由7家独立的大型地区性公司来承担。业务分公司或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也不再垫付客户的设备费，它们现在可以自由地出售这些设备。到1987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就可以自由地制定长途电话费的价格，和它的竞争对手们做斗争。这些对手都是贝尔从前的价格结构所造就并在事实上给予了资助的。20世纪20年代，由于害怕受到早期的反托拉斯法起诉，贝尔系统卖掉了自己在欧洲的制造企业（这以后，它又把业务范围限制在北美以内，自20世纪50年代又限制在美国以内）。而现在，它终于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竞争了。而且，它还可以从事任何一种业务，比如销售电脑和办公设备等。

这件事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各个业务公司有些什么特殊意义呢？贝尔系统的解体，对美国的电话用户和美国的国家安全又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