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企业或其他任何机构承担社会责任，如果这种要求事实上是要企业和其他机构篡夺权力，那就应该拒绝。这种拒绝，也是为了企业自己的利益，篡夺者的权力总是不稳定的。拒绝这种要求，正是以真正的社会责任为依据，这是因为：事实上，那是一些不负责任的要求。不论这种要求是真诚的，带着真正的痛苦提出的，还是在花言巧语的外衣之下追求权力，都是不负责任的要求。在任何时候，当企业或其他任何机构被要求承担超出自己绩效领域的责任以及自己造成的影响以外的责任时，最好问一问自己：“在这个领域中，我们有这种职权吗？我们应该有这种职权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了对社会负责，就不应该接受这种要求。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只说“不”是不够的。管理人员必须拒绝对损害或消极影响其绩效潜能的社会问题承担责任（包括大学或医院）。在有关承担责任的要求超出机构的能力时，也应该拒绝这种要求。当一种责任实际上是在要求非法的职权时，也必须予以拒绝。但是，如果的确存在着一种现实问题，最好仔细考虑并提出另外一种替代方法。如果问题的确很严重，最终必须通过某种方式予以处理。如果管理当局只是置之不理并拒绝提出任何办法——即使它对提出的任何一种解决办法的拒绝是合理的，并且的确是从负责态度出发的——那么其最终解决办法也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害。

在多元社会里，为共同利益而承担责任，是从来没有得到解决的核心问题。要人们对社会责任不予关心的惟一途径，就是使社会成为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这是因为：根据极权主义政府的界定，它对所有事情拥有权力，而对所有事情都不承担责任。

由于这个原因，所有的主要机构，包括工商企业的管理当局，必须关心社会的严重弊病。只要有可能，它们就应该把这些问题转化为取得杰出绩效和做出贡献的机会，并以此来解决这些问题。至少，它们要仔细思考这是什么问题以及怎样才能够予以解决。它们不得不关心这些问题，因为在这个组织型社会里，没有其他人关心这些真实的问题了。在这个社会里，各个机构的管理人员就是领导群体。

但我们也知道：一个发达社会需要各种取得杰出绩效的机构，这些机构都有自治性的管理当局。发达社会不可能像极权主义社会那样行使职能。事实上，发达社会的一个特点——以及实际上使它成为发达社会的——正在于它的绝大部分社会职责是在各种有组织的机构之内，并通过这些机构来实现的，而这些机构又都有自己的自治性管理当局。这些组织，包括绝大多数政府机构，都是有着特殊目标的机构。它们是社会中的各种器官，在特定领域中谋求特定的绩效。它们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它们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在它们的职能范围内取得杰出绩效。比较而言，对社会最大的不负责任，就是由于承担了超出其能力范围的责任或以社会责任的名义篡夺权力，以至于损害了这些机构的绩效潜能。

企业与政府

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责任领域——对新政治理论的需要——历史模式——重商主义——立宪主义——模式与现实——新的问题——几项指导原则——企业和管理人员的自治权和责任——开放式经济——健康而正常运转的政府——多国公司——作为社会责任领域的政府关系

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人员，他们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处理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可是，当人们讨论管理当局的社会责任时，却很少提及这一问题。

对工商企业本身来说，很少有其他关系像与政府的关系那样重要的。管理人员对这种关系承担责任，就如同他要对企业本身承担责任一样。它是企业的社会影响的一个领域。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而产生的。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在每一个主要国家里，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都处于不好的状态，迫切地需要重新考虑、重新评价和进行重组或重新构建。在每一个发达国家里——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在这方面并不存在着明确的规则，也很少有共同的理解，至多只有些零乱拼凑起来的法令、偏见、规定、传统和一些特殊的临时措施。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从相互进行游击战到最紧密的伙伴关系。同时，还有些新的重大问题不见容于现存的关系之中，如环境问题和多国公司问题等等。

实际上，日益增长的混乱对政府所造成的威胁，甚至比对企业的威胁还要大。它使政府制定政策和提供指导的潜能——即基础的机构完整性受到了损害。它引诱政府从事远超过其能力的工作，但又使政府在需要进行政治领导的领域中迟疑不决和畏首畏尾。例如，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就是这样。但是，一个能干的、职责明确的、能正常运转的政府，却是我们这个复杂而互相依存的社会的第一需要。

最终，我们将需要一些适合于组织型社会现实和需求的政治理论。同时，企业和政府也必须从事它们各自的工作，它们必须弄清楚：在这些工作中，有哪些工作是需要共同解决的，有哪些工作是需要彼此分开独立完成的。到目前为止，想要找出解决办法还为时过早，但是，必须设计出各种方法和规范，即使只是针对个别情况、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加以实施，也必须这样做。同时，又必须十分小心，以免这些过渡性的解决办法成为不恰当的长期模式，阻碍我们选择有价值的其他办法，使社会陷入显然不恰当的关系之中。

制定出这些过渡的解决办法并对它们加以监控，是管理人员的主要工作。他无法等待由政治哲学家先提出理论来再采取行动，那样做，只能使他的企业、经济和社会陷入危险之中。

为了承担起这项责任，管理人员首先必须了解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历史背景。在不同的国家里，有关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政治传统和行政传统存在着很大差异。在各个国家中，政治家、政府官员、政治科学家以及公众和工商业者本身所认为的“正确”和“恰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传统决定的。目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处于极其混乱的危机状态中，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些传统。但是，无论是有关政府，还是有关企业的论着，却很少注意到发达国家中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历史背景以及行政与政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