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初版发表的时间,稍晚于第一台现代电子计算机的诞生日,但比计算机在管理上最一般的应用还要早出好多年。尽管计算机现已广泛应用于组织工作中,但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旧生活在原始的计算机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不过是用计算机去实现以前计算器和打字机同样可以执行的功能,只不过比以前速度更快、成本更低。除了现已被广泛运用于运筹学的线性规划技术和人工智能专家系统的一些中层管理决策领域外,计算机只是稍稍改变了管理决策过程和组织设计的形态。
不过,我们必须对那种从过去推测未来的方法持谨慎态度。汽车在问世之初影响力也非常微弱:它只不过是承接了从前马车完成的任务。当时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以后会对整个运输系统,实际上是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郊区化、移动住宅、家庭远距离度假等,这只是几个比较显而易见的例子。
我们到现在也已经知道了,计算机绝非巨型计算器,它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意义远比计算器重要得多。12不过,它的重要性才开始显现出来,十年前个人电脑的出现可能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有一种方式可以猜测计算机能够承担的重要的新任务,那就是仔细审查对计算机的多种比喻。第一,计算机是一个功能相当强大的数字计算器。特别是在工程及科学上,计算机的数值运算成果不凡。不过,随着计算机威力日益增加,我们还会发现其许多新的用途。第二,计算机是一个大型记忆库。我们才开始探索(例如在互联网上)应该如何组织大型数据库才能选择性地访问,以便降低抽取其中蕴含的与特定任务相关信息的成本。
第三,计算机是专家。在如医疗诊断、工程设计、下棋、法律搜索以及越来越多的应用领域的表现,它能够达到人类专业水准。第四,计算机是全球通信网络核心,是信息高速公路。每个人现在几乎瞬间就可与“任何人”通信。第五,计算机为一巨型头脑,能够思考、解决问题,还能做出决策。我们持续寻找计算机能发挥重要作用甚至有时包揽一切工作的新决策领域:信用风险评估、基金投资、生产安排、公司财务问题诊断等。 由于计算机有能力输出大量的信息,所以我们很容易得出错误结论:更好地利用计算机的主要条件是,提升其信息储存和信息扩散的能力。其实正好相反,计算机的发展史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是:信息不再稀缺或迫切需要加强扩散,现在的世界与过去不同,信息极其丰富。 我们热衷于无限量信息的全球网络化,有时就忽略了另一种新的稀缺已经形成的事实:就是人类对流入信息关注时间的稀缺。信息革命使每个人能在组织中或世界范围内散播的信息量成倍增加;然而每个人每天拥有的时间没变,可用来消化信息的时间也没能增加。因此,组织沟通系统设计的主要要求,并不在于降低信息的稀缺度,而在于让人与信息的洪流搏斗,并找到时间关注与任务最相关的信息——只要我们能在信息系统包含的无关信息的泥沼中迅速找到出口,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我们在及其中,将探讨在这个不缺乏信息,却缺少关注信息的时间的世界里,沟通及组织设计所面临的问题。在本文的中,我们会解释为何第一代甚至第二代管理信息系统及管理决策辅助通常表现平平,并且简单描绘未来可能采取的更有效的信息系统形式。 “垂直”决策制定:决策过程剖析 正文提到“垂直”专业化,即操作人员和监督人员之间决策任务的分工。本文也指出,将决策任务细分成多种组成要素的划分,比上面深入得多。任何重要决策都依据大量事实(或对事实的推断)、种种价值观、边界条件和各种约束条件。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事实和价值,当成最后决策的前提——就是投入到最后制定出决策的装配过程的原材料。 有形产品的制造过程可在大量专业化部门完成:依次进行原材料转化、最终产品元件的生产、元件装配以及产品的最后处理。同样,决策可以先分为各种元件,每种都分别由专家及专业团队制造,最后再组装成一个协调的整体。因此,制定新产品投入市场的决策,可能需要下述专家主动提供事实证据与目标:设计工程师(改善产品或降低成本)、制造工程师(由重新设计简化制造过程)、营销专家(预测潜在市场的规模和特性)、财务专家(设计新工厂的融资方案)、法律专家(确认潜在的专利问题、产品责任)等。本中,我们使用决策前提来表示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事实要素及价值要素,该过程包括事实搜寻、设计、分析、推理、谈判,所有步骤都适合采用大量“直觉”判断甚至猜测。 组织功能的主要任务是,首先确定提供各种决策事实前提的知识的所在位置。然后再确定,能可靠地向哪些职位分配责任,确定该组织要实现的目标以及决策必须满足的约束条件和边界条件等。设计将各种决策前提组合成决策的有效过程,同设计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销的有效过程一样重要。本用许多篇幅来处理各种决策前提来源的识别及其装配过程的追踪。 组织的社会学及心理学 有时会有人问:从决策制定过程的角度来分析,组织是属于“社会学”范畴,还是属于“心理学”范畴?这个问题,就像问分子生物学究竟是生物学还是化学一样,有点奇怪。这两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就是:“两者都是。”《管理行为》从组织参与者的决策行为的角度来分析组织,但正是围绕这一决策行为的组织系统赋予了它自身的特色。组织成员的角色是通过他们认同的目标来塑造的,而成员对目标的认同,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他们在组织中的位置以及组织的沟通模式。 角色的概念,提供了人类行为的标准社会学解释:船长之所以要与沉船同归于尽,是因为他认可自己的船长身份,而且这也是我们的社会文化对船长角色的要求。然而,我们采用“决策前提”而不采用“角色”来描述组织行为还有一个原因,“角色”作为戏剧用语,本意所蕴含的行为模式太具体了。譬如母亲不会照剧本念台词,她的角色行为适合并取决于她所处的情境。而且,在扮演某种社会角色时,还要留有个体差异导致变动的空间。 如果我们把社会影响看成对各种决策前提的影响,那么角色论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角色(或身份)是对个人制定决策时依据的某些前提的具体说明,而不是全部前提。除了角色前提之外,同一决策中还包括许多其他前提,包括信息前提及由于个性差异所表现出的个性化前提。对某些目的而言,只要了解角色前提,就足以预测其选择方案。而对有些目的来说,信息等前提才是关键。 除非把前提当作基本单元,否则角色理论就会犯一个与经济理论正好相反的错误,即不给理性留任何余地。如果一个角色就是一种行为模式,那么该角色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的确可以发挥作用,但是该角色的扮演者不可能拥有理性,甚至没有个人意愿,因为他纯粹只是扮演自己的角色而已。另一方面,如果说一个角色处于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的具体规定下,那么该角色的扮演者往往为了合理利用事实来实现价值,不得不思考和解决问题。如果根据前提来定义角色,角色扮演者就能在行动时留有思考的余地,并纳入他的知识、需求和情绪等元素,尽量发挥。 当然,决策分析不是组织研究的唯一途径,这与生物化学不是生物研究的唯一途径道理一样。有许多研究者,特别是社会学家,喜欢考察比较全面的组织特征,并考察这些特征与组织规模和组织环境等变量的关系。这类研究工作在组织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希望找到各个研究层次之间的联系。如果不同行业的组织(如钢铁公司和广告代理商)呈现明显不同的结构特征,我们当然希望根据决策制定要求上的基本差异来解释结构特征的差异。而要求上的差异,又会体现组织运作环境的差异。 组织中的决策制定,不是在个体的思想中孤立进行的。相反,某一成员的产出,是另一成员的投入。该过程在每一步都要吸收利用员工记忆、组织的数据库和计算机程序存储的知识和技能库。由于此相互关联性的存在,又有丰富的半正式沟通网络支撑,所以决策制定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关系系统,而组织化只是一个系统设计的问题。读者可以自行决定本是属于“心理学”还是属于“社会学”,也可以认为这个问题根本无关紧要。老实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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