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自治管理者作为现代经济中的“哲人王”，不受股东或其他任何委托人的控制，最多只受专业操守的约束——是在50多年以前，由阿道夫•柏利（Adolph Berle）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ner Means）在其1932年的经典作品《现代企业和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柏利和米恩斯认为，“控制权”已经从“财产权”中分离出来。实际上，“财产权”不再是“所有权”。它是一种投资，只和股息及资本收益有关，而同财产本身的福利或管理无关。

从一开始，稍微有点政治理论或政治历史知识的人都预测到这是行不通的。人们能够确定地说，和所有从前产生过的“哲人王”一样，管理阶层绝不可能维持太久。管理层确实有权力完成自己的工作，它也必须拥有这个权力。但不管管理层的表现多么优秀，多么有知识，意图是多么良好，权力都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除非它获得了自身之外的某种承认，拥有某种“合法基础”，不管是神权机构也好，选举也好，或是被统治者的同意也好。否则，权力就不具备合法性。它的用意或许是良好的，它的表现或许是出色的，它甚至在调查或民意测验中“大受欢迎”，然而没有合法性的权力，一面临挑战就会彻底垮台。它或许没有敌人，但没有人信任它，也没有人愿意为它效忠。

对于管理阶层不具备合法性这一点，50年前柏利和米恩斯指出美国企业里并没有真正的所有权的时候，美国管理层就应该很明白了。毕竟，自从亚里士多德驳斥了柏拉图哲人王的概念以来，在两千多年里，所有的哲人王——也就是以表现而不是合法性为基础的权力——都不能长久存在。但美国管理层所做的却和所有从前的哲人王一样——比如18世纪欧洲的“开明专制”，它为自己的良好意图感到骄傲和自豪。美国企业的管理层还忙着消除自己开明统治的最后一道障碍，一个独立而强大的董事会。然后，当柏利和米恩斯所谓的“投资者”变成了养老基金的投机者时，管理层发现自己根本无力和第一个挑战者，也就是袭击者相抗衡。这样一来，恶意收购投标就宣告了公司资本主义的末日。

但我们确实需要管理层。工商企业需要一个管理机构，需要一个拥有权力、连续性，能够履行使命的管理机构。换句话说，它需要一个拥有合法性的管理机构。公众持股的美国大型企业管理阶层，要怎么做才能恢复合法性呢？

步骤之一，肯定也是第一步，是恢复独立而强大的董事会。实际上，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只要存在这样的董事会，袭击者基本上就会被击溃。即便是那些只对迅速获取利益感兴趣的股东，也往往愿意追随一个在社会中有地位、受人尊重、不是管理层傀儡的强大而独立的董事会。这样一来，恶意收购潮可能最终将推动重新建立强大独立的董事会，这是企业界多年以来的要求。

但这样的董事会，不会也不可能仅仅由股东的代表所组成。获得人们敬重、能让人信服的董事会成员，必然是“独立董事”，也就是说，他不代表包括名义所有者在内的任何委托人，而只代表企业本身的完整性和利益。因此，恶意收购几乎肯定能加速这样一种已在进行中的发展趋势：出现一批高质量的专业人士，同时为少量（不超过4个）董事会服务；因为他们的成就和正直人品，他们在社会上有地位，受人尊敬，他们对待自己的职责严肃认真。他们的责任包括：为高层管理者制定绩效目标并监督其执行，监管高层管理者的行为和道德，甚至将那些傲慢自大，达不到董事会根据企业利益所定标准的CEO撤职。

但这会不会只是用另外一批技术专家或聪明人代替了哲人王呢？显然，在拒绝恶意收购时，外部的独立董事会成员和公司总裁不一样，并不是为自己的工作而战。但他们仍不代表任何委托人，除了无私的表现和知识以外，也没有任何合法性的根基。美国公众持股的大型公司是不是必须学会动员新的委托人，引入其他的“利益集团”来平衡从前的所有者、现在的投机商，并激发起新的忠诚心呢？

根据报道，袭击者不敢向员工持有大量股份的公司提出恶意收购投标。他们知道，员工持股人不可能接受他们的报价。显然，对大多数员工来说，工作职位受到威胁所带来的损失，比从股票中所得的利益要大得多。此外，如果员工对企业具有认同感，会从个人和情感上都希望公司保持独立。打败恶意收购投标最辉煌的一次战役，并不是由拥有良好绩效记录的管理层办到的，而是前面提到的俄克拉荷马州巴特尔斯维尔的菲利普斯石油公司，整个城市都团结起来保护这家当地的主要雇主。

30年以前，在美国大企业里流行一种说法，说企业管理层是“股东、员工、工厂所在社区、顾客和供应商之间最佳平衡利益的受托人”。当然，在很多情况下，这只不过是用来掩盖管理层哲人王及其开明专制实质的一句托词。然而，即便在那些并非出于私利而做出此种论断的企业，也并未努力将它变为现实。很少有人尝试将这些假定的企业“委托人”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现在是不是该认真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保卫企业和管理层呢？这种制度化的关系又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