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这一方面，首要的就是人们对政府逐渐不再抱有幻想，逐渐不相信政府能够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关于这一点，请参见作者的《不连续的时代》中第10章“政府的弊病”。）

大约就在“一代人”以前，那些目前要求工商业（或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人对政府有如下期望：如果不能够关心个人的每个问题的话，至少也要关心每一项社会问题。在所有的国家里，还存在着要求有愈来愈多的政府规划的压力，但对愈来愈多的政府支出和税收的抵制也愈来愈大。即使在日本、瑞典和德国这样一些对政府很尊重并有很高信任的国家中，即使最热烈拥护政府采取积极态度的人，也不再真正期望政府能够取得什么成果了。即使最热烈地拥护强大政府的人，也不再认为问题一旦转入政府手中就可以得到解决了。结果，那些最关心这些问题的人，那些自由派和进步派人士，在一代人以前曾经集合在“强化政府”的旗帜之下，现在则日益寻求其他的领导群体和其他的机构，特别是工商企业，希望它们来解决那些本应该由政府来解决，但却未能解决的问题。

提出由工商企业从事美国大城市中贫民区的重建工作的，不是美国全国制造商联合会，而是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兰克•坦纳鲍姆（Frank Tannenbaum）是美国著名的工会理论家、是最坚定和最受尊重的一个主张政府采取积极态度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即在1968年春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世界商务学报》（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上宣告：多国公司是和平世界的“最后的、最好的希望”和“惟一的基础”。

新的领导群体

总体来说，对管理人员提出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的原因，在于管理当局继承了社会中的领导职位。

在20世纪里，在每个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一些大型机构的管理人员成了社会的领导者。以前的一些领导群体，无论是贵族群体，还是神父群体，或者已经完全消失，或者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即使是科学家，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期里充当神父的人，其威信也大为降低。涌现出来的惟一的新领导者，就是各种管理人员——工商企业和大学、政府机构和医院的管理人员，他们控制着社会的资源和人力。因此，人们期望他们担当起领导的角色，并承担起主要社会问题和主要社会结果的责任，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由于这些转变——管理人员成为社会的主要领导群体，对政府日益失去幻想，关注的中心从生活的数量转变为生活的质量——要求管理者，特别是工商企业中的管理者，把对社会的关心作为企业本身活动的中心。这就是要求把生活的质量作为工商企业的业务。传统的观点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安排车子（或鞋子）的制造，以免损害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念和信念、个人及其自由以及良好的社会?”而对工商企业所提出的新要求是：塑造社会价值观念和信念，为个人创造自由和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

为了满足这个要求，需要管理人员有新的思想和新的行动，不能用传统的态度来进行处理，也不能用公共关系来加以处理。

公共关系所提出的问题是：企业或工业部门是否“为人喜爱”或“为人理解”？因此，公共关系所担心的是：黑人权利拥护者谴责面向黑人居住区的营利动机。大概正如他们对其他任何白人机构一样，他们不喜爱工商企业。但真正的问题，却是黑人权利运动的领导者在黑人居住区的就业、教育和住房等方面期望企业做出奇迹来，而且期望在一夜之间就做出奇迹来。关于这方面的相关问题，应该是：“企业能够解决这些巨大的问题吗?怎样才能解决？企业应该解决这些问题吗?”而这些却不是公共关系所能解答的。

三个警示的事例

在现在的书刊上，充满了有关“企业不负责任”、“贪婪”和“无能”等使人厌恶的事例。无疑，肯定存在着不负责任的、贪婪的、无能的管理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毕竟也是人类的一员，但有关社会责任的真正问题，却不是不负责任、贪婪和无能。如果是这些的话，那么很容易加以解决，只要制定出一些行为标准，并要企业遵守这些标准就可以了。但不幸的是，社会责任的基本问题不是这样一些问题，而是良好的愿望、正直的行为和高度的责任心等问题——过去都弄错了。下面三个警示故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联合碳化物公司和西维吉尼亚州维也纳镇

西维吉尼亚州从来都不是美国比较繁荣的一个州，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由于该州长期以来主要依靠的煤矿业开始趋于衰落，其经济更是急剧下降。由于人们对煤矿事故和矿工疾病的关心日益增加，结果进一步促使煤矿业的衰落加速。因为西维吉尼亚州的许多煤矿都是小型的，在经济上只是勉强能够维持，所以根本无力支付现代化的安全预警设备和提供恰当的保健设施。

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该州的主要工业公司警觉到了该地区的经济在持续下降。联合碳化物公司是美国一家主要的化学公司，其总部在纽约，但该公司原来的许多任务厂都依赖于西维吉尼亚州的煤炭。而且，除了少数大型煤矿以外，该公司还是西维吉尼亚州最大的雇主。因此，高层管理当局要求本公司的一些年轻工程师和经济学家拟订一项为西维吉尼亚州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特别是要把公司的新工厂设备安置在该州的主要失业地区。在西维吉尼亚州，最困难的地区处于同俄亥俄州交界的最西端，但这项计划的拟订者却不能够为该地区找到一个有吸引力的计划，而该地区却又最需要就业机会。在西维吉尼亚州的维也纳小镇及周围地区，人们处于完全失业的状况，而又看不到新的工业前景。能在维也纳地区开设的惟一工厂，是一种采用陈旧生产流程的铁合金工厂，而且其成本很高，同联合碳化物公司的竞争者已经在应用的更现代化的生产过程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

即使对于陈旧的生产流程来说，维也纳镇也是一个不合乎经济性的地方。生产流程需要大量高质量的煤炭，而该地区惟一可以得到的煤炭中却含有较高的“硫”，以至于在使用以前必须花费很多资金进行处理和净化。而且，即使在花费了这样大量的资本投资以后，这种生产流程还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噪音和污染物，排放出大量的烟灰和有毒气体。

而且，铁路和公路交通设施都没有位于西维吉尼亚州境内，必须渡河到俄亥俄州去。而把厂房设在那里，就意味着常刮的西风会把工厂烟囱中排出的烟灰和硫气正好吹到河对岸的维也纳镇上去。

可是，在维也纳镇建厂，将为该镇本身提供1500个就业机会，并为不远的一个新煤矿提供5001000个岗位。而且，这家新煤矿可以采用露天开采法，因而可避免该地区陈旧煤矿中日益严重的事故和有害健康的状况。联合碳化物公司的高层管理当局得出结论：尽管在经济上说是处于临界状态，但社会责任要求该公司在那里建立新工厂。

该工厂配备有当时最先进的反污染装置。那时，在大城市的电力厂，也只能回收烟囱所排烟灰的一半，而维也纳工厂的装置却能回收75%——至于从高含硫的煤炭中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硫气体，任何人也没有好的办法处理。

在1951年该厂开工时，联合碳化物公司成了英雄。政治家、社会名流和教育家都赞扬该公司承担起社会责任。但在10年以后，从前的救世主很快就成了社会公敌。随着整个国家日益关心污染问题，维也纳镇的居民开始愈来愈厉害地抱怨从河对岸飞到他们镇上和家里的烟灰和有毒气体。大约在1961年，一位新的镇长由于“同污染做斗争”即“同联合碳化物公司做斗争”的政纲而当选了。在经过了10年以后，该厂成了“全国的丑闻”。即使很少对工商企业抱有敌意的《商业周刊》，也于1971年2月在《一家制造污染的公司尝到了恶果》一文中，对联合碳化物公司进行谴责。

当然，联合碳化物公司的管理当局无疑对这件事处理不当。它早在60年代初期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碰到了麻烦，而不应该因循拖延，一再地做出承诺和违背诺言——直到居民、州政府、报纸、环境保护者和联邦政府全都把最大的火力对准了公司。该公司的确做得不太漂亮，多年来一直辩护说“建设该厂并没有什么错”，直到政府当局被惹火了，宣布该厂由于没有达到环境保护标准而必须关闭。

但这并不是这个警示事例的基本教训。只要决定采用陈旧的生产流程建设一个在经济上处于临界状态的工厂，以便缓和最困难地区的失业情况，其他后果或多或少地会自动发生。这个建厂决定本来就没有打算生产出重建厂房所需的收益。但从经济方面来考虑，该厂无疑本来就不应该建立。舆论迫使联合碳化物公司对该厂进行大量投资，以便解决最严重的污染问题——但除了修修补补以外，技术上是否存在着其他办法，是个很大的问题。公众还迫使联合碳化物公司把工厂继续开办下去。但是，一旦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在西维吉尼亚州维也纳镇的绝大多数职位很可能就会消失，即使该工厂继续开办下去，也毫无用处。

阿根廷的斯威夫特厂和德尔特克公司

多年来，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区的斯威夫特厂一直是阿根廷最大的肉类包装厂，同时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穷苦地区的主要雇主。该公司原来是美国芝加哥斯威夫特公司的一家子公司，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就成为一家独立的公司，不过仍有美国人拥有所有权。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根廷的肉类包装业陷入了困境——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政府采取措施促使阿根廷牛肉的价格上涨，同时又减少了原料的供应。这使得阿根廷的牛肉在国际市场上日益丧失竞争力，而肉类包装业者又失去了其原料来源。斯威夫特厂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了，其所有者最后于1968年把该厂卖给一家以加拿大为基地的多国公司——德尔特克公司。该公司在拉丁美洲各地都积极地从事经营活动，但主要从事金融服务业。德尔特克公司很快就着手使斯威夫特厂现代化，以便使之重新获得竞争能力。但阿根廷的肉类包装业却在继续走下坡路。

斯威夫特厂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都是外资拥有的，他们在60年代后期决定关闭。按照阿根廷的法律，它们付给工人解雇费，关闭了所有业务。但德尔特克公司却认为：由于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其他利益，自己不能够这样做，它必须在一个失业率极高的地区维持就业。德尔特克公司同该厂工会达成了一项协议，大量减少雇佣人员而大大提高生产率。该公司在该厂中投入了大量资金，并通过其金融联系得到了外国银行的贷款。但阿根廷的肉类行业仍无起色。

到了1971年，斯威夫特厂已经用光了德尔特克公司为它筹到的全部资金，但仍处于没有利润和没有竞争能力的境况。于是，斯威夫特厂同它的债权人（其中包括该厂的员工）达成了一项自愿协议，延期后偿还全部债款——而德尔特克公司则最后才得到偿还。接受这项协议的债权人大约有86%左右，远超过了法律的要求。人们都认为阿根廷法院一定会批准这项协议，那不过是例行公事。但令人吃惊的是，阿根廷法院却推翻了这项协议，认为德尔特克公司是以不正当手段获得这项协议的，宣布斯威夫特厂按照阿根廷破产法予以处理，命令它实施清算，并要求阿根廷政府指派一名清算人。事实上，这就等于没收了斯威夫特厂及其财产。法院不但拒绝承认德尔特克公司作为债权人的任何权利，而且决定把德尔特克公司在其他阿根廷公司中的所有财产作为斯威夫特厂对阿根廷债权人的担保品。

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公众压力，也没有法律上的压力。斯威夫特厂的工人虽然属于阿根廷战斗性最强的工会，却完全支持德尔特克公司。但法院的这一决定却受到了阿根廷人士的广泛支持，即使在那些毫无反工商业或反美色彩的人士中，也得到了支持。许多人指出：“在不能继续经济地展开经营活动时，其他外资经营的肉类包装厂就关闭了工厂，解雇了工人。它们那样做是对的。而德尔特克公司却试图继续经营下去，使人抱有期望，而之后又冷酷地使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