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工作是工人的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活动，是人性的一个核心要素。虽然从事工作并没有什么逻辑，但从事工作有其动态性和多个方面的内容。

从事工作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工人必须在这五个方面中的每一方面都有所成就，才能富有效率。

机器设计和人的设计

1.首先是生理方面。人不是机器，也不能像机器那样工作。

机器最适合做同样的工作、重复的工作并尽可能做简单的工作。此时，它的效率最高。如果是复杂的工作，那么最好是分解成一步接一步的简单工作，然后由一部机器接一部机器地进行加工，或者把工件从一部机器移向另一部机器，或者像现代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机具那样，把机器和工具按照工作预先编好顺序，然后在工序的每一个步骤改变工具。在同等速度、同等节奏、移动部件最少时，机器的工作效果最好。

人的本质同机器设计却大不相同。适合于机器的任何一种作业和任何一种操作，并不适用于人。他没有机器那种力量和耐久性，而且容易疲劳，他只是一种设计得很差的机械工具。但是，人在协调方面却有其优越性，他擅长以知觉配合行动。如果使整个人，他的肌肉、感官、思想投入到一项工作之中，他能工作得最好。

如果只是做一项动作或操作，人很快就疲劳了。这不仅是心理上的厌烦，而且是真正的生理上的疲劳。肌肉中的乳酸增多了，视觉的敏锐性降低了，反应速度迟缓且容易出错。

人最适宜做一组综合的作业或操作，而不是单一操作。而且更重要的是，人完全不适宜以不变的速度和标准的节奏来工作。如果能够以经常变化的速度和节奏来工作，人能够工作得最好。

对人来讲，并不存在“惟一正确”的速度和“惟一正确”的节奏。对每个人来讲，速度、节奏和注意范围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对婴儿的研究表明，速度模式、节奏模式和注意范围，就像指纹一样，是各不相同、存在差异的。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速度模式和改变速度的需要，都有他自己的节奏模式和注意范围的模式。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把一种不适宜的速度、节奏和注意范围，特别是统一不变的速度、节奏、注意范围的模式强加于人时，最能引起人的疲劳、抵制、愤怒和怨恨。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不适宜的，而且在生理上也是不恰当的。很快地，就会在人的肌肉、大脑和血液中积累起有毒废物，释放出紧张的激素，并改变整个神经系统的电流强度。为了富有效率，人必须对他工作时的速度、节奏和注意范围加以控制，而且要达到很高的控制程度——就好像婴儿在学习说话和走路时，必须对他的学习速度、学习节奏和学习的注意范围进行程度很高的控制一样。

所以，虽然工作最好是均匀统一的，但从事工作最好是有相当程度的多样性。从事工作需要经常地改变速度、节奏和注意范围，要求经常改变操作的程序。如果一项工作是好的工业工程，那么对工人来讲就是十分不好的人类工程。

受到诅咒和歌颂的工作

2.人从事工作的第二个方面，是心理方面。我们知道，工作既是一种负担，又是一种需要，既受到诅咒，又受到歌颂。这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受到文化的影响，我们还不清楚——而且这实际上并不重要。当人长到四五岁的时候，就要被教育怎样去工作。毋庸置疑，在绝大多数国家中，童工是被禁止的，但是，学习人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特别是学习说话，实际上也是工作，并可进而养成工作的习惯。我们早已知道：失业会造成心理上的严重失调，这主要不是由于经济上失去了收入，而是由于使人失去自尊心。（这一点首先是保罗•拉扎尔斯费德(Paul F.Lazarsfeld)和玛丽亚•贾荷达(Maria Jahoda)在20世纪20年代对奥地利长期失业的纺织工人进行的研究中提出的。）工作是人的个性的扩展，是人的一种成就，是人用来界定自己的价值、衡量自己的价值和自己的人性的一种方法。

“游荡”是容易的，而要做到“悠闲”却很难。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游荡就意味着要做出一些狂暴的举动——或者开车在拥挤的公路上横冲直撞——而不是像哲学家那样悠闲自在。在西方最为势利的社会中，即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英国辉格党的社会中，有一句流行的话：“一个人要做贵族，必须从小孩时起就开始学习从容不迫的懒散。”还有一句更古老的流行话是：“魔鬼为游手好闲者找工作。”

西方独特的工作伦理，不是16世纪时的加尔文（Calvin）创立的，而是6世纪时纳尔西亚（Nursia）的圣本尼迪克特(Saint Benedict)创立的。这种工作伦理，并没有把工作美化和神圣化，而且，这也并非一种新的或西方特有的工作伦理，但它把“职业”神圣化了，认为所有的工作都是服务和贡献，并且同样都值得尊重。本尼迪克特派的教士在祈祷和传教的同时，还在田野和作坊中从事体力工作。这是有意地同以前的一种古老信念相决裂，那种古老的信念认为：“绅士”或“自由人”是不能从事体力活动的，他们需要腾出时间来从事更高等的工作，以便学习、治国、从政和治军等。结果，古代的西方——以及绝大多数的非西方文化——把不同种类的工作分成不同的人格层次并做出排序。其中，奴隶、农民或手工业者这些从事体力工作的，是卑贱的阶级，而军人和知识工人则属于高等阶级。但事实上，苏格拉底（Socrates）和西塞罗(Cicero)都不认为懒惰是好事。相反，他们全部的人性，就是比所谓卑贱的人工作得更加努力，而且做一些要求更高、责任更大的工作。中国古代的官吏在功成身退时，一般不会在其宅邸中过着闲暇的生活，而很可能从事“琴、棋、书、画”这些更富有建设性的工作。对他们为社会所做贡献的评价，也首先是由这些活动来判断的。按照儒家的伦理观点来看，从事这些活动是维持社会和谐所必需的。

无疑，18世纪和19世纪的商业革命和产业革命，使得农民、机械工人、商人和实业家的工作时间大大增加了。

在很大程度上，这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条件，首先是营养条件的重大改善，从而使得人们进行工作的体力大大增加(就好像贮藏饲料的密封地窖的发明，使得马和牛在冬天也能够得到适当的饲料，从而使18世纪时马和牛在冬天里干的活儿，比它们在100年以前的先辈们一年中所干的活儿还要多)。无论19世纪工业城市中的贫民窟，或目前拉丁美洲城市贫民窟中的生活条件有多么可怕，也比家庭手工业时期的无地劳动者或纺纱工人和织布工人的食物要好得多。如果有任何人对此怀疑的话，只要看一看航海海员赖以维持生活和工作的食物就可以了。在许多文学名著中，都有着这一方面的丰富记载，如戴纳(Dana)的《两年的海员生活》、麦维尔(Melville)的《泰比》和《莫比•迪克》，或一度极为流行的有关马里雅特(Marryat)船长的航海故事。从各种报道来看，海员的食物在当时是最好的，一方面是由于海员的劳动很艰苦，需要付出很多体力，另一方面是由于经常存在着海员哗变的危险。

在18世纪和19世纪里，工作时间的大幅延长，也表示着价值观念方面的巨大变化。经济报酬变得更有意义了——也许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可以更加普遍地实现经济满足了。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贫民窟中的无产阶级的购买力很低，不能买很多东西，但是，他们的祖父辈，那些无地的农民则根本用不着购买力，因为在他们周围根本没有可以买的东西。

因此，如果除了报纸上的标题以外，还的确存在着抵制工作伦理的现象，那也并不代表着享乐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代表着长期以来“过度工作”的一种反应，以此来取得平衡。然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它可能是对早期“杰出人物”工作理念的一种回应。在以前的“杰出人物”工作理念中，按照其工作类型对人进行贵贱之分。可以用来支持这种假设的是：那些被认为抵制工作的、受过教育的青年，都对教师和艺术家的工作给予强烈、积极的评价和认可。然而，教师和艺术家的工作，却比操纵机器或卖肥皂需要更多的督促。

在未来，可能的确有空想未来主义者的“无工作社会”。如果“无工作社会”真的来到了，那么必将给绝大多数人带来一种重大的个性危机。但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迹象支持这种“无工作社会”即将到来的预言。直到今天，任务仍在于使工作满足人的心理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