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37年18岁的亚历山德娜·维多利亚成为英国女王，到1901年女王去世，这期间的64年被称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方面，由工业革命主导的社会发展激起了不少维多利亚知识精英的骄傲和自豪；另一方面，巨大的社会变化和激烈的社会动荡，以及传统的思想信仰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又引发了大多数维多利亚人的迷茫、痛苦乃至各种精神及信仰危机。从总体看，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变迁与动荡对于维多利亚人具有催生“重返童年”愿望的时代意义；与此同时，维多利亚人的精神危机感又促进了英国童话文学的兴起。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英国童话小说异军突起，不仅开创了英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而且开创了世界文学童话史上一个星光灿烂的“黄金时代”。英国童话小说崛起的社会历史语境是极其深刻而复杂多样的，并且与英国儿童文学领域的思想理念和创作倾向的两极碰撞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以工业革命为主导的社会巨变一方面推动了精神危机下的“重返童年”的时代思潮，推动了英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工业革命时期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引发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不仅动摇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信仰基座，而且动摇了英国清教主义自17世纪后期以来对幻想文学和童话文学的禁忌与压制。与此同时，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文学艺术取得了长足发展，小说创作成为英国文坛上艺术成就最大的文学类型，这为英国童话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表现手法和文体类型。此外，欧洲经典童话的翻译引进为英国儿童幻想文学的崛起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成为英国童话小说异军突起的必要条件之一。这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童话小说崛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思想语境及其内在关联，包括英国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代语境以及英国工业革命和儿童文学革命这双重浪潮的冲击和影响。

维多利亚时期之所以成为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一方面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进步”，另一方面是维多利亚人所取得的杰出的文化和文学艺术成就。但应当指出的是，英国的这一黄金时代也存在着被英国人乃至整个西方人刻意淡化或故意遗忘的历史事实，即英国政府主导的对华鸦片走私乃至随后发动的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通过掠夺美洲和印度次大陆的资源，获得了大量原始资本积累。但由于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以及与法国之间进行的战争耗资巨大，英国政府也背负了沉重的债务，随后引发了持续的金融危机，导致国家经济的全面紧缩。大量失业者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诸如宪章运动这样的政治危机，与此同时，为了平衡每年与中国进行的庞大贸易差额，英国要花费大量的白银。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并非中国市场所特别需要的，而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等则大受英国民众的欢迎。英国不但不能从经济等方面撼动中国，而且要承受长久的可以导致大英帝国财政破产的对华贸易逆差。这无疑成为英国政府发动鸦片战争的深层次经济动因。事实上，英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鸦片走私为英国1850年后进入持续半个世纪的“黄金时代”提供了财政和经济条件。

迅猛发展的工业化给大英帝国带来日益增强的能量，许多过去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如今都能完成了。然而在另一方面，这辉煌的“进步”并不能掩盖人们对于“进步”信念的动摇与失望。工业革命在给英国社会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变革的同时，也造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结构明显的双重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富人和穷人），不可避免地激发了新的社会矛盾——这正是本加明·迪斯累里（BenjaminDisraeli）所描述的贫富悬殊日益扩大的“两个民族”的相互隔绝和对立。事实上，社会经济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广大劳动阶级所遭受的苦难。查尔斯·狄更斯在他的小说中就令人难忘地描写了英国中下层社会种种触目惊心的贫困与混乱情景，而且揭示了儿童作为拜金主义社会的牺牲品所承受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苦难。艺术批评家约翰·罗斯金则觉察到工业化的结果不仅会导致人沦为机器的异化现象，而且将造成各种社会问题以及对大自然的污染和破坏——他的童话小说《金河王》在特定意义上揭示了这一主题。

当急剧的社会变化和深刻的信仰危机成为维多利亚人面临的新环境和新问题，当过去的经验被阻断、隔绝，原有的认知系统无法做出解释时，维多利亚的敏感的知识分子和优秀文人不得不致力于建构新的认识体系，并开始寻求应对危机与迷茫的途径。于是“重返童年”的时代意义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当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当农村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当传统的手工作业变成工厂的规模化生产，当一种长期稳定的具有乡村宗法式特点及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成为一去不复返的过去时，人们首先产生了普遍的怀旧与感伤情绪；这种失落的情感在儿童和童年那里得到真切的呼应和印证。正是这种复杂而深切、惘然若失、茫然失措的心态促使这一时期诸多英国一流作家关注儿童和童年，乃至于为儿童和童年而写作——从而为维多利亚时代儿童文学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就“重返童年”而言，英国文坛上出现了两种创作走向：以狄更斯作品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童年书写和以刘易斯·卡罗尔作品为代表的幻想性童年书写。前者直面残酷的社会现实，大力表现“苦难童年”的主题，不过仍然以温情的基调为读者展现出希望之光。在写实性作家阵营里还有诸如夏洛特·勃朗特（《简·爱》对于被压抑的童年的控诉与反抗）和乔治·艾略特（《织工马南》和《弗洛河上的磨坊》等作品透露出的在社会急剧变化之际追溯童年童真的怀旧情思）等作家有关成长主题与题材的作品，她们在创作上都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英国文学的经典作家。而以卡罗尔的两部“爱丽丝”小说为代表的幻想性作品革命性地颠覆了从18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在英国儿童文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恪守“事实”，坚持理性说教的儿童图书写作教条，推动了英国儿童文学革命的浪潮。在特定的意义上，无论是狄更斯的浪漫现实主义的童年书写，还是卡罗尔用幻想文学的方式书写童年，它们都是殊途同归的，是对于在动荡年代里逝去的以童年为象征的理想王国的追寻和挽留。在这一时期，为儿童写作的著名作家还有罗伯特·布朗宁、罗斯金、史蒂文生、萨克雷、金斯利、克里丝蒂娜·罗塞蒂、王尔德、吉卜林，等等。

两极碰撞：恪守理性教诲与追求浪漫想象

从17世纪后期以来，英国清教主义对于幻想文学和童话文学采取的是坚决禁忌与压制的态度。虽然英国的儿童文学走在世界的前列，但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坚持道德训诫与理性说教的儿童图书在英国一直是占压倒性优势的主流，这与英国社会普遍流行的思想观念有很大关系。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也得以形成。保守的中产阶级人士与以往坚持清教主义观念的人们一样，也竭力排斥“异想天开”的童话故事，包括那些轻松幽默的廉价小书，结果使“理性话语”继续成为儿童文学中的主导话语。杰克·齐普斯对此现象论述道：

“占支配地位的，保守的资产阶级群体开始把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看作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们没有宣扬关于维护秩序、遵守规矩、勤奋、谦卑、不施诡计等美德。特别重要的是，它们被认为对儿童是有害的，因为那些充满想象力的内容可能使小小年纪的他们接受‘疯狂的思想’，也就是说，为他们提供了反抗家庭中强权独尊和家长独尊的各种方式……因此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写作与发行受到大多数中产阶级人士的反对，他们赞同的是道德说教故事、布道故事、家庭浪漫故事，诸如此类的故事。”250

这就是保守的资产阶级群体和宗教人士反对童话故事的深层原因。长期以来，在英国流行的清教主义思想认为人性本恶，儿童的灵魂亟待拯救和改造，儿童的想象力也应当加以克制。另一方面，从17世纪后期开始，当包括法国女作家在内的不少文人根据民间童话创作文学童话故事时，他们的创作对象都是中上层阶级的成人读者，而不是儿童读者。事实上，无论是18世纪的清教主义者还是18世纪末以来的保守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倡导的都是对儿童居高临下进行教导的“严肃文学”，例如艾萨克·沃兹的《儿童道德圣歌》（1715），书中的所有篇目都是适宜让儿童记忆和诵读的宗教训示或教诲。此外还有深受沃兹赞赏的托马斯·福克斯顿的《道德歌谣》（1728）；玛丽·舍伍德的《菲尔柴尔德一家的故事》（1818—1828）这些严肃的“宗教劝善文学”；或者玛丽亚·埃奇沃思的《父母的帮手》（1796）这样的教化小说。作家露西·艾肯（Lu-cyAikin）在1801年发表的《儿童诗歌》的序言中就不无自信地宣称：

“在理性的魔杖面前，巨龙和仙女、巨人和女巫已经从我们的儿童歌谣中销声匿迹了。我们始终奉行的准则是，童稚的心灵应当用更实在和更简单的事实来培育。”251

大约在1803年，当伦敦的出版商再次发行出版法国贝洛的童话故事时，教育家特里默女士（Mrs.SarahTrimmer，1741—1810）表明了颇具代表性的态度：虽然她坦承自己在童年享受了阅读贝洛童话的乐趣，但她坚决反对让现在的儿童去读类似的故事：“我们不希望让这样的感觉通过同样的方式在我们子孙后代的心中被唤醒；因为这种类型的故事在想象中所呈现的极端意象，通常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通过引起不符常理、缺乏理性的恐惧而伤害儿童稚嫩的心灵。而且，这类故事的绝大多数都不提供任何适合幼儿接受能力的道德教诲。”252特里默女士的态度耐人寻味，她反对让孩子们享受阅读童话的乐趣，因为童话故事具有非理性因素，而且不提供道德教诲。而且，由于童话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在想象中创造的意象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而更需要加以抵制。这种多少有些自我矛盾的态度揭示了唯理性主义者反对童话之浪漫想象的根本原因。此外，被称作“第一位为儿童写作的英国经典作家”的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Edgeworth，1767—1849）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玛丽亚的父亲理查德·罗菲尔·埃奇沃思是一个热衷于社会改革和教育的知识分子，但他思想保守，特别强调人们给儿童阅读的东西一定要有道德寓意和教诲意义。在父亲的影响下，玛丽亚秉承了对儿童进行理性教育的信念，坚信作家创作的目的应当是向儿童读者传递特定的道德教诲与客观事实。所以玛丽亚在进行儿童图书创作时无不坚持理性原则和清晰的事实基础，排斥童话故事。理查德不仅在思想观念上深深地影响了女儿，而且经常按照自己的想法替女儿修改原稿，甚至替她重写整个故事。人们认为这一做法可能严重地制约了玛丽亚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精神。玛丽亚与父亲还合写了几篇关于儿童教育的专论，如《实用教育》（PracticalEducation，1798）等。在书中，作者虽然承认《鲁滨孙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给孩子们带来了阅读的乐趣；却告诫说：“对于历险的喜好是与获取成功所需的清醒的锲而不舍完全相悖的。”当然，许多作家也致力于通过艺术手法的创新来开拓道德与宗教教育的主题，比如安娜·巴鲍德（AnnaLaetitiaBarbauld，1743—1825）的《儿童读本》（LessonsforChildren，1780），托马斯·戴（ThomasDay，1748—1789）的儿童小说《桑福德和默顿的故事》（1783—1789），玛丽亚·埃奇沃思的道德故事集《父母的帮手》（TheParent’sAssistant，1796），伊丽莎白·休厄尔（ElizabethSewell，1815—1906）的布道书《艾米·赫伯特》（AmyHerbert，1844），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名叫塞缪尔·古德里奇（SamuelGriswoldGoodrich，1793—1860）的美国人也进入了这一时期的英国儿童图书出版领域。这个生活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古德里奇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非理性的，应当加以压制。他对于诸如“小红帽”“巨人杀手杰克”这样的民间童话故事非常反感，认为此类故事是可怕的，是嗜好流血和暴力的；在他看来，这些故事为儿童和年轻人提供了不雅的语言和粗野的思想，应当严加抵制。他决定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于是以彼得·帕利（PeterParley）作为笔名为儿童编写图书，内容包括故事、历史、自然和艺术等。1827年出版的《彼得·帕利讲述的美洲历史》（TalesofPeterParleyaboutAmerica）是“彼得·帕利”系列图书的第一部，1828年出版了《彼得·帕利讲述的欧洲历史》（TalesofPeterParleyaboutEurope），在随后的30年时间里出版的“彼得·帕利”丛书涵盖了120多种儿童图书，整个销售量超过了700万本，而且在英国还出现了大量的盗版和仿作。不过尽管反对童话故事的阵营声势浩大，但童话故事这样的幻想性图书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来自南肯辛顿的亨利·科尔（HenryCole，1808—1882）就挺身而出，向压制和排斥幻想性文学读物的势力发起了坚定的挑战。亨利·科尔是皇家音乐学院及南肯辛顿博物馆的创始人之一，后来被封为爵士。他以费利克斯·萨默利为名编辑出版了与彼得·帕利系列图书针锋相对的《费利克斯·萨默利家庭文库》丛书（FelixSummerly’sHomeTreasury，1841—1849）。此套丛书汇编了许多民间童话和幻想故事如“巨人杀手杰克”“杰克与豆茎”“睡美人”“小红帽”“灰姑娘”“美女和野兽”“迪克·威廷顿”“《圣经》故事”等等。致力于英国儿童图书出版史研究的哈维·达顿指出，古德里奇与亨利·科尔之间的对决是一场哲学意义上的信仰的冲突，是“彼得·帕利”与“费利克斯·萨默利”之间进行的针锋相对的厮杀。253这场对决也是儿童文学领域理性与幻想之两极倾向激烈碰撞的一个写照。

与此同时，坚持理性原则，反对幻想故事的有关人士和作家还推出了一大批旨在提供知识信息的纯事实性图书，涉及的内容从历代英国国王和王后的历史到蔬菜和植物的生长原理等等，不一而足，如R·曼格纳尔（1769—1820）的《百科知识问题解答》（1800）、玛尔塞特夫人（Mrs.JaneMarcet）的《化学问题对话录》（1806）、J·乔伊斯的《科学对话》（1829）、W·皮诺克（1782—1843）的《问答教学法》（1828），等等，它们的特点是以问答教学法或对话的方式为读者提供关于各种科目的信息，在父母读者中风行一时。而在19世纪50年代，著名儿童读物画家乔治·克鲁克尚克出版了他自己选编的幼儿读物集，随即又引发了有关传统童话故事是否真正适合儿童阅读的论争，争论的话题涉及童话故事中出现的残酷、暴力和非道德因素等内容。持赞同意见者认为这些都是有益无害的小书，故事揭示的是有关大度（gentleness）和宽容（mercy）等品质。事实上，由于理性主义和道德主义的主导作用，维多利亚时代呈现给儿童阅读或给他们讲述的童话故事基本上都经过人们的预先挑选，有些内容也经过改动甚至被删除。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们观念的进步，英国儿童幻想文学终于厚积薄发，激流勇进，成为英国儿童文学创作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潮流。但今天的人们应当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儿童文学两极碰撞的现象进行客观的评判。对于坚持理性原则和知识主义的作家而言，他们的观念难免显得简单化和绝对化了。因为把道德规范、理性教育与幻想精神、游戏精神完全对立起来，就儿童及青少年的精神成长的认识论而言肯定是偏颇的，不全面的。然而这种倾向反映的是当时许多人关于儿童本性和儿童教育的认识论水平。而且这些人士的观点无疑代表了包括家长在内的众多成人的看法和态度。人们不难想象，为什么那时流行的儿童图书无不充斥着事实、信息或者训导等内容。对此种现象，查尔斯·狄更斯在他的小说《艰难时世》（HardTimes，1854）中进行了独到而辛辣的嘲讽。作者用小说人物命运的可悲结局这一“事实”揭示了这种貌似进步的世界观所导致的严重危害，深刻地批判了那种摒弃幻想，将生活简化为数字与事实的功利主义行径。然而，换一种角度看，人们对于坚持理性原则和道德教诲的儿童图书创作倾向并不宜全盘否定，儿童文学中的教育主义还是有其自身的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需要表明的是，把理性原则与幻想精神完全对立起来，对于儿童及青少年精神成长的培育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