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粗略巡视了德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并就德国儿童文学发展中几个较重要的理论问题做了些评论，不难看出，德国儿童文学和中国儿童文学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比如，它们都长时间地在民间文学中孕育，最后的自觉也是在对民间儿童文学的搜集和整理中开始并接近实现的。即使自觉以后，民间文学在儿童文学中仍占重要的地位。再如，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得以出现，依赖少年儿童作为一个文学读者群的出现，这和儿童教育、儿童心理学的发展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普及的儿童教育，没有一个受过一定教育的儿童读者群，儿童文学不会自觉；而没有一定的心理学的基础，没有人对自身文化心理的认识，人们也不会有儿童文学的观念。还有，具体到儿童文学文本，由于都面对儿童读者，都有文化传递的性质，所以作品的主题有较大的相似性，如传递全民族甚至全人类都能认同的价值观念，惩恶扬善，呼唤和平反对战争，等等；艺术表现上一般突出故事情节，使用高视点的权威叙述，语言也较为浅近。所有这些，既因为儿童接受能力的相近性，也因为中西社会发展、中西人民的社会生活的共同性，其中也有文化上互相影响的因素。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中国大量借鉴西方文化，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化理论、文学思潮都涌到中国来，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包括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西方文化理论、西方儿童文学的影响下完成的。在这种背景下，中西儿童文学表现出许多相似点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中德、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也是明显存在的。特别是20世纪以前，彼此交往不多，直接受对方影响较小，各自在自己的文化中发展，反映自身所在的社会的特点，逐渐形成自己的表现方式，不同处更明显一些。比较这些不同不仅加深我们对德国和西方儿童文学的认识，也能加深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儿童文学的认识。全面地比较中德、中西儿童文学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为了使问题较为简单和集中，下面的比较主要限制在作品的主题意向方面。

主题意向第一个明显的不同在西方儿童文学反映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主流文化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有一个神性的、超越性的价值世界，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有明确的界限，极其强调对终极价值的关怀，而中国文化、中国儿童文学却没有这个神性的世界。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依然是社会的世俗的价值，尤其是像儿童文学这样与俗文化关系密切的文学类型，世俗性的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读西方儿童文学，即使那些描写世俗生活，被我们称为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往往觉悟到其中蕴含着一种神圣的超自然的力量，感受到一种令人惊异的神性景观，而且正是这种神性景观在人们的灵魂改塑中起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在我们已经提到的德国儿童文学，包括早期的民间故事中，都随处可见这方面的内容。在《痴儿西木传》中，基督教的神学信仰是一个基本的价值尺度。从全书看，西木随隐士在山中生活只占极小的篇幅（一本三十余章的长篇巨著中的几页），却是全书的制高点。正是在隐士的教诲、引导下，他树立了对基督的信仰，达到他生命的第一个高度。后来，他堕入人间，忘记了隐士的教导，背弃了对基督的信仰，为所欲为，成为兵痞、土匪、情场老手，精神堕落至毁灭的深渊。直到最后，他重新觉悟，归隐山林，变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灵魂才得救，人也重新变得充实。至于《格林童话》，中国读者一般认为它又名《儿童和家庭故事》，其实不确。《格林童话》分两部分，《儿童和家庭故事》是第一部分的题名。此外还有第二部分，这一部分题名《儿童宗教故事》，涉及的都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就是在《儿童和家庭故事》中，对上帝的信仰也渗透在许多作品中。黑塞的《德米安》，副题是《青年辛克莱寻找夏娃的故事》，这里的“夏娃”既是现实生活中的夏娃，也是精神上的圣母。寻找夏娃即寻找精神上的终极归宿，是向超越性的最高价值的趋近。这种神性景观表现得最集中的，当推萨尔登的《小鹿班贝》，那是诗与宗教的完美结合。它肯定了超验的价值，并且是最高的价值。从这个视角出发，可以将一切都放到超越性的价值尺度下进行观照和体验，使人的精神飞升起来。在西方文化中，这是最高的律令，超越任何党派、国家、民族的利益，而绝不能倒过来。如何评价这种价值观念当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推到极端，也会出现负面效应，如宗教对人性的禁锢，超越性对现实性的排斥。所以西方儿童文学中有“Prey”（祈祷）和“Play”（游戏）的矛盾冲突。但它作为一个信仰系统，超越有限的狭隘的利益，从一个神性的高度对人的精神进行规范和提升，对人的成长所起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中国文化及其影响下的儿童文学没有一个神性的信仰系统，实践理性是最高的价值准则。“敬鬼神而远之”“祭鬼如鬼在”，排斥了超验系统，鬼神世界也是现实世界的投影，是用来形象化地表现和演绎现实世界的，和神性的信仰系统并不是一回事。这种价值观念也有长处，如重实际、重人事、重实用，引导人从小面对现实，却难以使人的精神飞升起来。由于没有一个超越性的终极价值作为最高的价值准则，就常常把相对的有限的东西当作绝对的永恒的东西。比如，西方文化认为人有原罪，无人能免，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人的灵魂。上帝降身为人，与人一起承受苦难，人也在忏悔中分担上帝的苦难，净化自己的灵魂。越骄傲越狂妄的人罪孽越是深重。中国文化中没有至圣的上帝，没有上帝化身为人来为我们承受苦难，就把人提升为神，把希望寄托在神化了的人身上。于是有各种各样的造神运动，造天堂运动。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把自己利益的代表人物宣布为神；谁想掌握权力，就先进行造神运动。于是，在儿童文学中，就有各种各样的英雄，各种各样的神，这样，“无神论”反而演变成了“多神论”。这对人的精神的整合和提升未必是好事，看看“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现实就清楚了。

中西儿童文学主题的另一个区别表现在对人的自然本性的重视程度的不同上。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每个人都有社会性，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但人又有其自然属性。在这方面，人又属于自然界，和自然万物有共通、共同的地方。人的社会性和人的自然性是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儿童的成长必须顾及这两方面的和谐发展，否则便会造成人的偏执和扭曲。中国文化一般不太重视自然和人的自然属性，所谓“天人合一”，其实是将“天”统一于人。从人事、人的需要的角度理解“天”，解释“天”和对客观自然的重视并不是同一回事。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性，是社会意识，是具有社会意义的道德伦理，其极端表现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儿童未完全进入社会，他们的生活与社会生活本有一段距离，但在中国儿童文学中，社会性主题一直占有突出的地位。以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而言，“五四”儿童文学的基本主题就是社会批判。如叶圣陶的《稻草人》等作品，就是揭出社会的疾苦，呼唤人们对这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予以改造。30年代，儿童文学主题进一步狭隘化，从社会批判变成政治批判，连一般的道德主题也被排斥。50年代社会生活稍显松宽，儿童文学主题范围略有扩大，共通性的道德主题占了主要地位，但也仍在社会主题的大范围内。后来则又回到政治化的老路上去了，直到20世纪末才有较大的改变。西方则不同，西方儿童文学当然也重视社会性，只是较少将自己局限在这一范围内。西方民谚说人“半是野兽，半是天使”，就是看到人的生物性的一面，并为其合理存在和发展留出了位置。希腊神话中诸神争风吃醋、争吵嬉戏，就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反映；中世纪文学虽提倡禁欲，但一直将“欲”作为魔鬼，作为对立面，可见对其重视；文艺复兴提倡人性以对抗神性，更将人的现世幸福作为一个基本主题在文学中予以表现和张扬了。在儿童文学领域，就是将儿童看作是“成人的预备”。既是“预备”，就与成人有一段距离，就是暂不将成人社会的一切都灌输到儿童生活中去。儿童主要是“吃、玩、游戏，学些极浅显极紧要的道理”。较早体现这种价值取向的作品如卢梭的《爱弥儿》，就主张将儿童放到远离人群的大自然中去，让人的自然天性在不受社会扭曲的条件下得到充分的发展，待人性基本固定以后，再回到社会生活中来。在西方儿童文学中，这一思想一直作为一个基本主题延续下来，其突出体现就是对儿童游戏精神的肯定和张扬。游戏当然也可以包含社会内容的，特别是一些象征性游戏，以简化的形式模仿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儿童在真实地进入社会活动之前就对这些活动进行预习和预演。但游戏更主要的还是儿童剩余精力的发泄，使儿童在没有有限目的的活动中获得快感，和人的自然特征联系着。就是有社会内容的游戏，其社会内容也是化解在没有实际目的的游戏活动中，在儿童愉悦的情绪宣泄中完成的。描写游戏，反映游戏，引导儿童进行游戏，这在西方儿童文学中是一个永恒的基本的内容。如我们熟悉的《彼得·潘》《小飞人三部曲》《小熊温尼·菩》等，都被称为是“浸透着游戏精神的作品”。德国民间故事《喜尔达的市民们》就有很强的游戏性。凯斯特纳的《艾米尔和侦探》《两个小路特》都是有较强社会意义的作品，但作家将社会内容化解在儿童游戏精神中，捕盗、促使父母重归于好几乎都成了充满趣味的游戏。普雷斯列的《大盗霍金普洛兹》系列，主人公整个就是以巨人面貌出现的幼儿，整个故事与其说是侦破不如说是游戏。特别是60年代以来，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日益明显，要求回归和谐的呼声日趋强烈，人们更看重游戏的积极意义，于是出现《时间之谜》《说不完的故事》一类作品，希望以儿童的游戏精神抵御、克服人的异化，寻回一个完满和谐的人的自身。这和中国儿童文学同类体裁作品主要着眼童心的天真无邪，希望以这种纯朴的公正善良去挽救世道人心的立意是不同的。追根溯源，这和西方美学关于理性和感性的分裂，希望以游戏去弥合二者，使人重归于和谐的主张是连在一起的，同样是一个对基本人性、对人的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的问题。这种价值取向自然也不能推到极端，以至用人的生物性去否定人的社会性。人毕竟是一种社会存在，否定社会性，就使人返回到一般动物中去了，但忽视人的自然本性，只把人看成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以为成长就是向社会生成，无疑也是偏颇的。自然性是人性的重要侧面，它甚至比社会性更基本，在更深层次，人的社会性都可以放到人的自然本性中予以解释。忽视这一点，作品很难达到人性的深度，尤其是儿童文学，其读者对象没有成人那么强的社会性，成长于他们意味着人的童年时代的各种品格都得到全面的和谐的发展，这就包括人的生理、心理方面，如剩余精力的宣泄、体魄的健康、想象力的培养等等，都是正常成长不可或缺的，何况游戏中还包含着许多社会内容。中国儿童文学忽视游戏性，忽视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当“五四”以后的中国儿童文学只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转圈子的时候，它就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儿童读者。近十几年中国儿童文学大力张扬游戏精神，甚至矫枉过正，就可看作是对过去的偏颇的一种惩罚。

中西儿童文学主题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反映在价值取向上对个体与群体这一对矛盾的不同处理。具体的人总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但人不同于一般动物恰在于他有文化，是一个类的存在物。群体由个体组成，个体的发展也有赖于群体；但在一定条件下，个体利益会妨碍群体利益，群体利益也会妨碍个人的发展，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反映在儿童文学中，就是更强调群体利益、努力用群体利益去规范儿童的思想情感，还是更强调人的个性，认为成长就是达到个人的充实与完满。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对此的处理是有所不同的。相对说来，西方人论以自由为基础，相对强调个体，强调人的个性，注重个体的和谐发展。在处理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时，民主精神得到普遍重视；中国人论以宗法人伦为基础，强调群体，强调等级差别，个性自由受到更多的忽视和限制。192西方以自由为基础的人论来源于希腊城邦制的平等竞争原则及由此发展而来的民主精神，到后来演化为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及平等博爱等观念。“不自由，毋宁死”，这一口号曾召唤和激励过无数的志士仁人。另一方面，这种人论也有其宗教上的基础，基督教是一种主要关心个体灵魂得救的宗教，它一般不关心群体，如国家、民族、阶级、集团之类，在基督信仰里并无地位。按基督教的说法，人是上帝的子民，人生而有罪，只有不断地忏悔才能得救，这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只有上帝化身为人而不能将人提升为神，任何人都不能例外，这就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提供了先验的依据。此外，西方文化尊重人的自然本性也是导致其尊重个体、尊重人的个性的一个原因，因为每个人的自然性是没有太大差别的。西方文化这种对个体的尊重及由此导引出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充分地反映在他们的儿童文学里，形成西方儿童文学主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安徒生童话，表现在丑小鸭、海的女儿身上的那种不屈的奋斗精神、对等级制度的强烈抗议，就有很强的个性主义色彩。德国儿童文学同样强调人的个性。如黑塞的《在轮下》，对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方式做了深沉的控诉。而这种教育所以不合理，关键就在它扼杀人的个性。凯斯特纳的《两个小路特》是一部喜剧性的作品，但在幽默欢快的整体气氛中我们也可看到故事中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就是孩子们是积极的、主动的，而大人们反而显得有些被动和笨拙。不是大人为孩子安排生活道路，而是孩子帮助父母重新安排生活，儿童和成人是完全平等的。中国文化当然也不完全否定个人，但它确是更偏向鼓吹所谓的群体利益，并以此为理由轻视个体、轻视个性，对人的个性采取压制的态度，这在儿童文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鲁迅说过，中国人喜欢低眉顺眼的孩子，因为低眉顺眼是做顺民的好材料。新时期的《我要我的雕刻刀》等反映的就是这一类问题。在中国儿童文学中灌输群体原则、群体道德一直是一个基本的主题。一般地说，这没有什么错，但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第一，这种强调是建立在尊重个人、个性的基础上还是将两者对立起来，以所谓的群体利益为唯一尺度去忽视个人、泯灭人的个性？陈丹燕有一篇小说写50年代一个女中学生为了改造自己以达到组织上的要求，脱下自己原来的衣服去穿工人的工作服，放下自己喜爱的小说去读报纸社论，国庆节时，一班女生拿尺子比着剪一样长的头发去游行，这样，她才被认为是改造得好，获准进入革命先锋队的队伍。几十年后，她又用同样的方式去要求自己的学生，压制、打击那些敢于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人。这位女教师的经历是很让人触目惊心的，这种现象却不是个别的。正是在这种所谓的“为了群体利益”的口号下，个人成了工具，成了手段，成了没有自己思想情感、没有自己性格、没有自己语言的人。第二，还必须检查，那些所谓的群体利益是不是都是真的。毫无疑问，群体利益是存在的。在不同条件下，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可能一致，也可能矛盾。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些人牺牲个人利益而维护群体利益，是高尚的，伟大的，可尊敬的，文学作品歌颂他们是应该的，这也是儿童文学最基本的主题内容之一。但问题在于，在很多时候，一些人打着群体利益的幌子，实际包含的却是个人和少数人的私利。和多数人不能有自己的利益、个性相对应，一些人个人主义极度膨胀，把一定阶级、集团甚至个别人的利益、意志无限放大，冒充群体利益，要一切人为其献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成了一人一姓的私有物。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必须忠君。在儿童文学中，宣扬这种变形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作品我们见得还少吗？不承认个性，不尊重个人，不把人作为目的，当然就不会有民主。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形成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然后又将其与天、地联系起来，前者为阳，后者为阴，社会制度、秩序被赋予自然规律的性质。在这个秩序里，儿童是受压最深重者之一。反映在儿童文学中，就是权威的父亲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所谓“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就是这种话语特征的集中体现。教育自然有教育的内容，就是将上述各种群体意志、群体生活方式往儿童脑子里灌；教育也离不开教育的方式，在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不可能是平等的。一方说，一方听；一方传递，一方接受。所以形成儿童文学中故事化、高视点权威叙述等等，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儿童文学，这是我们不能不予正视的。

中西儿童文学主题的差别主要是文化上的差别，基本价值观念上的差别，尤其是关于人的理想上的差别，当然也有美学观、艺术观上的差别。它们分别植根于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既有地域上空间上的原因，也有时间上发展水平上的原因。西方已进入后工业社会，中国还处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期。生产方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人们的价值观美学观自然会有差异，这些差异自然会反映到文学中来。包括一些初看起来极类似的主题，仔细分辨，包含的内容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比如，人的异化和扭曲，这是近些年中西文学、中西儿童文学都十分热衷的一个主题。但西方文学如《时间之谜》等，表现的主要是工业文明、技术理性对人的扭曲，而中国文学如《班主任》等，反映的主要是封建文化的残余对人的扭曲。但差异都是相对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和异都是处在永恒的变动之中的。一般说，越是古代，彼此的交往和影响越少，各自的文化特征就表现得越鲜明。而到了现代社会，交往频繁，各种文化互相碰撞、融汇、学习、借鉴，由地域引起的差异正在减小。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便曾得力于西方儿童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五四”以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一直受到西方儿童文学的深刻影响，一些我们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特点的东西，其实也打有西方文化的烙印。同样，中国儿童文学也为世界儿童文学做着贡献。世界文学都在走向“互文本”时代，交互影响的局面还会更深刻地进行下去。但不管怎样变化，总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只要我们立足自己的生活又不故步自封，就会在借鉴别人经验的同时不失落自己。同和异都不是最后的目标，最后的目标是进步，在不断的进步中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要做到这一点，目前中国儿童文学要做的事情也许更复杂更艰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