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辛格在《山羊兹拉特》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我描写的许多人物，在现实生活里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在我看来，他们还活着。我希望广大读者能从这些人物的智慧、他们稀奇古怪的信仰以及他们有时表现出的愚蠢行为中得到乐趣，受到启迪。”辛格所塑造的智者形象纳夫托里（《讲故事的纳夫托里和他的马苏斯》）就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纳夫托里从小爱听故事，长大当了书贩子，赶着装满书的马车走乡串村卖故事书，一路上边听故事边给孩子们讲故事，最后在老橡树深深扎根的地方定下来写故事。辛格正是这样的一位写故事者，他到人民中间去听故事，又把听来的故事写给孩子们看，从四处漂泊到定居美国，在美国传播犹太文化。他在《讲故事的纳夫托里和他的马苏斯》中告诉我们关于故事的真谛：“一天过去，这一天即不复存在，这天遗留下什么呢？又留下一个故事。如果没有人讲故事，没有人写书，人就会像禽兽一样只为今天而活着。”“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生活，就是一部长篇故事。”“每个国家的作家都在写他们熟悉的生活和人。人类不能也不会忘记过去，世界历史越来越丰富多彩了。”辛格的儿童故事就是因此而写，为了不忘历史，为了不忘传统，为了保存和积累文化。辛格的创作使美国儿童文学有了犹太文化的成分，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摆上了犹太文化这颗棋子。

在美国儿童文学的多元文化格局中，黑人儿童文学的成就引人注目，这与黑人女作家弗吉尼亚·汉密尔顿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汉密尔顿是美国当代儿童文坛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她的升起带动了黑人儿童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汉密尔顿生于俄亥俄州的耶洛斯普林斯，她的小说富于想象力，发人深省，风格特异，情节都围绕着黑人男女主人公展开。她说过：“作为作家，我所关注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发端于现实的彼岸。……我迫不得已写的，可以说最合适不过的是梦想的实质、谎言的实质、神话的实质以及降临在我的血缘部族头上的灾难的实质。”她写作是因为怀念自己幸运的童年，认为为孩子写作就同想象着对孩子教课一样严肃。她对自己的作品有着这样的看法：“我的书是完整的，有时是复杂的，因为我相信年轻人是同样完整的，并向复杂性发展。”她的创作量多质优。60年代发表了处女作《赛莉》（1967），与另一部《大人物M·C·希金斯》（1974），先后获得纽伯里奖。《大人物M·C·希金斯》还同时荣膺国家图书奖和波士顿地球仪号角图书奖。该书叙述一个小男孩从山边的一根40英尺高的钢柱顶端俯瞰世界的故事，表现了黑人寻根的主题。她以黑人逃亡的地下组织为题材写成的《戴斯·德利尔之屋》（1968），曾荣获美国埃德加·艾伦·坡文学奖。汉密尔顿先后写过13部以黑人和美洲土著混血人物为题材的传记，如《杜波依斯传》《歌王保尔·罗伯逊》等，并且收集、整理和编写了黑人民间故事集。她的主要作品还有描写一群无家可归的黑人孩子的《小布朗的世界》（1971），讲述黑人和白人混血儿故事的《我是阿里拉》（1976），富有幽冥色彩的《拉休舅舅》（1982），以及关于才能、天赋的科幻三部曲《正义和她的兄弟们》（1978）、《灰尘世界》（1980）和《聚会》（1980）。

从60年代到80年代，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黑人作家为儿童文学做出了贡献，他们创作的传统文学作品、现实小说和传记都反映了美国黑人的渊源、历史和当代生活经验。这些书曾经帮助也将继续帮助所有其他种族与文化背景中的儿童认同并理解北美大陆上黑人的梦想、问题，以及对美国文化的贡献。

首先来看一看传统文学方面。

传统黑人文学包括三个部分：植根于黑非洲大陆上的民间文学；传到加勒比群岛并被嫁接上新的地理与社会背景的非洲民间文学；源起于美国南部的黑人民间文学。最后一部分包括许多基于非洲民间文学主题的故事，当然，这些主题已被转换，以适应南部黑人讲故事者的需要。这三个部分可以归结为两大类：非洲故事和美国新故事。

在美国有影响的非洲故事集基本上涵盖了非洲民间文学的三个基本主题。弗吉尼亚·汉密尔顿的《万物之始：全世界造物的故事》（1975），就表现了关于自然世界和部落世界起源的信仰的主题。例如在西非洲神话《阿奈斯蜘蛛的发现：创世者沃巴瑞》中，阿奈斯将太阳、月亮和黑暗带到了人间，不幸的是，他同时也使得一部分人失了明。故事中，机智的阿奈斯以计谋战胜强大的天神，传达了一个古老的主旨：弱能胜强。阿奈斯是非洲民间文学中一个非常著名而且受欢迎的形象。他的机智与狡猾使得他可以战胜天神，但同时也给他带来没完没了的麻烦。

非洲故事中非常流行的另外一个主题是为什么动物和人有各种各样的生理与心理特质。巴巴拉·那森带给我们的一个赞比亚故事《为什么螃蟹没有头》（1987），就解释了螃蟹之所以没有头是他的自大触犯了天神的结果，而且螃蟹从此就变得自卑起来，只敢横着在道旁行走。类似的有趣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读到动物们是怎么样长出了各种各样尾巴的，以及兔子和狐狸因尾巴而生的宿怨，我们可以看到大象和乌鸦在丛林中的搏斗（《敲响故事鼓：蓬蓬》，1980），我们也同样可以了解到蚊子之所以嗡嗡叫的原因（《为什么蚊子在人耳边嗡嗡叫》，1975）。

当非洲故事离开了动物的世界来到人间后，这些故事就不得不涉及各种社会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比如，弗娜·阿达玛的故事集《把雨带到卡普蒂平原》（1981），强调每个人都有责任带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人世间、自然环境和动物世界。安·格瑞芙考妮的故事《圆屋子和方屋子的村庄》（1986），告诉我们一项社会习俗的起源。在这个喀麦隆故事中，一个村庄被附近的火山爆发所波及，劫后仅存一幢方形的房子和一座圆形的房子。从此，妇女和孩子们就住进了圆屋子，男人们则住进了方屋子。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因为人们安宁地生活着，每对爱侣都有一处分居的地方，却又都有时间待在一起。”像这样的故事都是被当代作家收集到并重新改写了的。它们代表了人性中一些最强烈、最高贵的品质：对美的热爱，幽默、工作、幻想，以及对和平与和谐的不懈的追求。

除了非洲故事外，美国的黑人民间文学还包括美国新故事。最早的美国黑人故事当然就是由最初那批种植场黑奴在对非洲故园的记忆的基础上，融进他们在新大陆的生活经验，口耳相传而来。最早的收集者乔尔·钱德勒·哈里斯及其代表作《白兔和他的敌人》我们在前面早已做过论述。离开哈里斯一个世纪以后，美国故事又被收进了许多集子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还是弗吉尼亚·汉密尔顿的集子：《会飞的人：美国黑人民间故事》（1985）。该书分为四个部分，有动物故事、奇幻经历、超自然故事、奴隶向往与争取自由的故事等。

在美国黑人故事中，有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约翰·亨利，本来是历史上实有其事的黑人英雄。他生来就拿着一个锤子，做下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事迹。比方说运用神力转动一艘船巨大的螺旋桨，使船免遭沉没的厄运；一个人造成一条铁路；拔出炸药上的导火索从而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等等。他最后去世时，“手中仍然举着锤子”。这些故事在艾丝拉·杰克·基茨的书《约翰·亨利——一个美国传奇》（1965）中都有绘声绘色的描述。另外一个英雄就是由斯蒂夫·桑费德重述的大约翰。大约翰和哈里斯笔下的兔子赖里有点相像，因为他们都运用机智战胜了强大的对手。这些故事都是试图说明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人类的奋发精神都仍然不灭。

美国黑人的传统文学在儿童文学领域内的发展的确令人吃惊，大大填补了一个文学空白。而以美国黑人为主角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儿童小说，也有可观的成就，这些小说分别面向每一个年龄层次的小读者，分别满足他们的需要，从而形成各自的特征。

在强调儿童普遍需要的为幼儿写的小说中，着重描绘黑人孩子所面临的任何人种都有的普遍情境和问题：战胜嫉妒心啦，适应新的弟弟妹妹出生的新情形啦，获取成人的关注啦，初试人与人的关系啦，克服家庭问题啦。比较突出的作品有约翰·斯戴托写的《斯蒂维》（1969）。故事讲述了罗伯特的妈妈开始帮别人带另外一个孩子，罗伯特从怎样不喜欢他的玩具被弄坏、和新孩子格格不入，到他开始怀念像小弟弟一样的调皮却又可爱的小斯蒂维。这个温馨的故事传达了一种人类普遍的情绪。斯戴托的另一个故事《爸爸有时是个魔鬼》（1980），讲述了一个父亲和两个儿子的特殊的亲情。父亲大多数时候和蔼可亲，但是当两个儿子开始为玩具熊打架，或是在餐馆里瞎闹一气，或是特别邋遢的时候，父亲就会露出“森森白牙”，会幽默地解嘲道：“我是一个魔鬼父亲，因为我有两个魔鬼儿子。”在相对动荡贫困的黑人生活的世界里，大多的孩子没有了父亲，斯戴托所营造的这种宁静温暖的父子关系是黑人对健康家庭生活渴盼的自然结果。有些小说还描述了幼儿和老人之间的温暖情谊，例如莎兰·贝尔·玛西斯的《百分盒》（1975）：孩子迈克尔和他的曾祖姨母露交上了朋友，露告诉他有关一个神秘小盒子的秘密。原来每过一年，露就会放进一个一分钱的硬币，现在硬币已有一百个之多了。围绕着小小百分盒，表现了曾祖孙之间的信任感。卫勒蕊·弗劳诺的《百衲被》（1985），也讲述了一个祖母和她孙女之间逐渐发展起来的友谊。孩子们面对的不仅是与成人的关系问题，他们也会常常面对自身的问题。例如在若妮塔·哈维尔的《嘉梅卡的发现》中，嘉梅卡偶然发现了一只玩具狗，非常喜欢，但她并不真正开心，只有当她找到了玩具狗的原主人以后，她才开颜而笑。

以上这些小说中的主题是任何一个人种的幼儿们都可能碰到的普遍问题，但是，小说的语言和插图都是黑人所特有的。这也表明了多元文化的儿童文学的一大特点：情节也许雷同，主题也许相似，但不同人种的特点、不同的文化背景带给美国儿童文学的是绚烂多姿的多元化的文化色调。比起幼儿小说来，在为小学中高年级学生而写的学童小说中，黑人的文化色彩又有进一步的较为强烈的表现，除了普遍性的主题，诸如认识自己，互相关爱，适应父母离婚的家庭危机，担心学校的压力等以外，还有黑人所特有的主题，强调回溯过去和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