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儿童文学概述

丹麦是儿童文学大师安徒生的故乡，在世界儿童文学史上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时刻，但是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丹麦的儿童文学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对此，《不列颠百科全书·儿童文学·北欧》提供了一种说法：“如果没有安徒生，丹麦儿童文学可能会发展得更好一些。这倒不是他的同胞神化了他，如同丹麦以外的世界一样。确实，由于他的童话没有现代版本，他作品中所用的丹麦语现在已不适用，这些都使他显得过时了。但他那巨大的身影必定还是吓住了他的门徒，就很像但丁和赛万提斯吓住了他们的追随者一样。”

无论如何，丹麦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世界文坛上，在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两方面都曾有过杰出的贡献。

丹麦在北欧诸国中一度处于霸主的地位，瑞典、挪威和冰岛都曾经长时间隶属于丹麦，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冰岛才最后一个摆脱了丹麦的控制，获得独立。1848年，欧洲革命的影响促进了北欧农民运动高涨，丹麦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对外战争来摆脱国内危机。1864年，丹麦与普鲁士因领土之争交战，丹麦失利并失去了若干领土。战争的失败暴露出丹麦国内政治经济方面的种种矛盾和弱点，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从此，丹麦文学也由18世纪以来在德国文学影响下的浪漫主义主流进入现实主义的“突破的年代”，其代表人物是丹麦杰出的文艺理论家、评论家乔治·勃兰兑斯。19世纪70年代，勃兰兑斯在哥本哈根大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演讲（后汇成巨著《19世纪文学主流》），充分阐述了他的民主主义文学观：充分肯定欧洲革命带来的文化成果，尖锐地批评丹麦文学“非常抽象的理想主义”和思想上的薄弱，呼吁创作现实的文学，“把社会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他在6卷本的《19世纪文学主流》中纵论法、德、英诸国近代文学和民主主义运动，探索这些国家文学的重要动向和源泉，内容广涉文学艺术、宗教和政治等方面，以求在广阔的欧洲文学背景上显示北欧文学的不足，并指出其发展的方向。勃兰兑斯的激进民主主义文学观虽不断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却为整个北欧文学实现“近代突破”开辟了理论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丹麦文学和北欧文学潮流，是以勃兰兑斯作为先导的。在他掀起的精神革命推动下，现实主义文学在丹麦逐渐兴盛起来。20世纪初，丹麦的中下层社会涌现出一批新现实主义的文学天才。1917年，丹麦的亨里克·彭托皮丹与卡尔·古勒鲁普一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丹麦最早的儿童读物是为贵族子弟写的，在1814年教育法通过以前，贫穷人家的孩子根本没有机会得到适合他们阅读的东西。因此，早期的丹麦儿童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资产阶级教育观念的，这些读物顺应当时普遍存在的欧洲风尚，笔调也十分沉闷。早期的丹麦儿童读物还过分依赖翻译和改编，特别是对其邻居德国的作品引进和翻译。只有到了安徒生童话的出现，这一情形才开始发生了改变。安徒生的作品有些自己创作，有些属于从民间文学改编而来。安徒生童话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高度的艺术成就，不仅一扫以往弥漫于丹麦儿童读物领域的陈腐风气，而且开创了世界儿童文学的新纪元。在安徒生童话出现稍后，有为数不多的文学性儿童读物陆续出现，如1844年H.V.卡龙德出版了被称为“儿童寓言”的图画书，这一作品是作者根据索云根地方一位教长威尔姆·黑尔的流行叙事诗改编的。几年以后，一位不知名的丹麦幽默家在一本翻译作品的书的后面加上了三个告诫性的童话。虽然1900年以前似乎还没有图画读物的出现，但克里斯钦·温莎早在1830年就已经以奇异的幻想笔触，写了一本可爱的小书《飞向美国》。这本书至今仍被放在经典作品之列。

在丹麦，一直流传着一种童谣和滑稽诗的创作传统，1843曾出现了第一本此类作品的集子，它不仅激发了安徒生的创作灵感，而且激发了19世纪的许多其他作者的创作灵感。比如约翰·科龙，他的《彼得的圣诞节》一书在多年中一直是给儿童们带来节日欢乐的保留恩物。而这一传统又由哈佛顿·罗斯米森保持到20世纪，他的《儿童诗》集曾获得1964年丹麦儿童文学书籍奖。此外，还有伊白斯潘·奥尔森发表于1962年的滑稽图画读物《月亮里的孩子》、布兰克的轻松诙谐的系列低幼读物、罗伯特·费尔科写一只小麻雀的《彼得·毕乌斯克》等等。尽管丹麦民间也流传着许多传统性的炉边故事，但是丹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没有一位类似格林兄弟的人物出现（虽然安徒生童话与民间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安徒生毕竟是一位艺术家，而不是一位专事搜集民间文学的学者）。1884年，伟大的主教——教育家N.S.格兰威治的儿子斯凡德·格兰威格殚精竭虑地对丹麦民间故事进行了研究和收集，在他死后，人们为他出版了这一填补空白的故事集。

19世纪中期，丹麦著名教育家N.F.S.格龙维（1783—1872）提出了崭新的儿童教育观念，他指出，儿童时代有其自己的权利，而不仅仅是成年时代的准备，因此不应横加压抑，而应让他们自由自然地发展。他批评过去的教育制度是“设法要将老年的整齐和严肃、智慧和谨慎灌输给小孩子，实际上却只是拿死亡和老年的衰弱移到他们的心灵和肉体里去”，“将多数儿童的活力全部毁坏了”。464格龙维还倡导改革缺乏生气和压抑儿童天性的旧式的学校教育，呼吁为青少年开设“生活学校”，并指出“生活学校”的目的在于促使年轻的受教育者的个性和社会性得到和谐的发展。之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著名的女教育家爱伦·凯（EllenKey，1849—1926）在主张教育观念和制度的改革方面更迈进了一步，她倡导的自由教育思想对20世纪初的瑞典及整个北欧国家的教育观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爱伦·凯对旧式的压抑个性、限制儿童自由成长的教育制度提出了严厉批判，她从维护儿童的个性自由出发，强调顺应自然的教育，要求按自然教育的原则改革教育，培养有理想和富于创造精神的“新人”。

因此，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丹麦开始改变旧的教育方式，强调启发和尊重儿童的内在发展。相应地，这个时期丹麦的儿童文学面貌有了一些改变，例如语言比较简练，插图也注意吸取了现代绘画、广告艺术和俄国儿童文学的一些风格，等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丹麦儿童文学中比较突出的有伊蒂·林伯里克的少女小说，譬如爱情故事《冬月里的两天》，在读者中的反响较好，还有托夫·德托文生的以乡间生活为背景的现实主义小说，也颇受读者欢迎。此外，这时期丹麦的图画读物比少年文学更具有创造性。但是，总的来说，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比，丹麦的儿童文学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显得落后了。一些研究者把丹麦在儿童文学方面此时仅只中等的表现归咎于其过分受教育界的控制，归咎于保守性的说教传统的绵延不断。虽然丹麦1949年设立了文化大臣奖，用于发展儿童文学事业，但从比重看，教育性图书多，而较新的文艺作品不甚多。另一方面，丹麦在鼓励作家的经济、社会力量方面比起其他北欧国家来，也显得力度不够，所以直到1966年，丹麦文化部长还提及丹麦缺少自己的儿童文学作家，而这时，其他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早就处在现代化运动的高潮之中了。

20世纪60年代开始，丹麦的儿童文学在原有的注重教育功能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进展。50年代末，蒂特莱森开始发表社会现实主义作品，此后，以揭露暴力和青少年犯罪为主题的作品不断出现。六七十年代是丹麦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作品更加注重揭露社会矛盾，内容通俗易懂，摆脱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注重通过写作技巧来达到影响读者的目的。这时期，安妮·霍姆脱颖而出，以她大胆的反传统勇气和文学天才引起广泛瞩目。例如她在1963年发表的《大卫》，叙述了战争年代一个流民的儿子在丹麦生活的故事，十分震撼人心，甚至还引起了一场有益的争论。此外，赛茜·伯德凯尔关于男孩西拉斯的系列小说则代表了这个时期丹麦儿童文学的创作风格。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丹麦儿童文学中的社会现实主义作品开始走下坡路，主要原因是作品的内容缺乏更新。但近年来其儿童读物数量大幅度增加，在这个拥有500万人口的国度里，每年出版的儿童和青少年读物堪称北欧之最，尤其是惊险和幽默故事及科学幻想小说日渐增多。据有关研究者统计，目前全丹麦有1000多家儿童图书馆和2000多家学校图书馆，儿童图书的藏书量为4000万余册。全国100万儿童的年借书时间达800万小时。丹麦政府已把儿童文学作为师资培训和图书馆员的必修课。

丹麦的儿童文学与瑞典等北欧国家相比，历来强调教育作用，强调传播有益儿童和社会的健康思想，这使丹麦的儿童文学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征。同时，丹麦的儿童图画书一直受到较大关注，因此发展的势头在其他北欧国家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像埃贡·玛蒂生的《蓝眼睛的小咪咪》就是一部世界闻名的优秀之作。1972年，丹麦的儿童图画书作家奥尔森以插图精美而荣获国际安徒生奖的画家奖。1996年，莉莲·布罗格又被推荐为这一奖项的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