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叶省三的儿童文学

千叶省三（1892—1975），生于枥木县河内郡筱井村，父亲是小学校长。由于父亲工作调转，举家先后迁至今井町和上都贺榆木。这些地方的生活，后来成为他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素材。千叶省三五岁便入学读书，成绩一直独占鳌头。但在小学时由于个子小又性格内向，被人戏称为“小不点阿省”。升入中学后个子长高，经常向杂志投寄短歌稿件，成为文学少年。

遵从父命，准备报考大学政治科的千叶省三在应考复习时患病而且卧床一年，从而放弃高考，在做了三年代课教员之后，于25岁来到东京。他先是在出版社日月社从事编辑工作，然后进入植竹书院，接着转入出版《儿童》和《良友》杂志的儿童社。大正九年四月，他所编集的儿童杂志《童话》问世。在编集《童话》的同时，自己也在上面发表儿童文学作品。《童话》废刊之后，千叶省三与友人于昭和三年创刊同人杂志《童话文学》，昭和十年创刊同人杂志《儿童文学》并在上面发表作品。《儿童文学》于昭和十二年废刊之后，千叶省三便几乎没有创作艺术的儿童文学作品，而是转向给少男少女杂志创作儿童读物。

1967年，由于长期以来对儿童文学做出的功绩，千叶省三被授予第2届儿童文化奖。同年10月起至翌年3月《千叶省三儿童文学全集》（共6卷）由岩崎书店出版。该全集于1968年获第15届产经儿童出版文化奖的大奖。

千叶省三与《童话》杂志

正如前面对大正时期的儿童文学杂志介绍时所说过的，《童话》杂志与《赤鸟》《金星》（《金船》）等一起，创造了大正儿童文学的多姿多彩的春天。在这个方面，作为《童话》杂志的编选者和中坚作家的千叶省三，可以说功不可没。铃木三重吉将在《赤鸟》之后创刊的儿童文学杂志一律排斥、嘲讽为“模仿杂志”一事已是尽人皆知。客观来看，《童话》杂志是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的功绩还超过了《赤鸟》。

千叶省三是《童话》创刊的策划者和创刊后近4年的主编。据他讲，他在大正五年进入儿童社后，即在《赤鸟》创刊之前，便开始依据自己的理想，筹划创刊一种“不是一时读过就扔掉”的新的儿童杂志。千叶省三在昭和三十三年曾写下《那时的往事》一文，回顾了《童话》创刊的过程——

大正七年之秋，《赤鸟》首次发行，我拿到手时，还是被震惊了。那长长

排列的著名作家的名字也好，从封面和插图中渗透出来的富于生气的清新气息也好，都使我那想在已有的儿童杂志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的办刊规划发生了巨大动摇。不过，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疑问。这些名作家能为《赤鸟》创作到何时？这些作家究竟能以多高的热情为创作？似乎与催生童话创作新人相比，《赤鸟》在动员文坛成名作家写作这方面投入了力量。作为新的运动，此种做法合适吗？在这个意义上，与《赤鸟》相比，我倒是对创刊当时将小川未明先生置于卷首的《故事世界》做法怀着共鸣。

在反复体味这些想法的过程中，我们对新杂志的构想终于形成了。首先，必须将严格意义上的创作童话载于卷首，以此造成杂志的主格调。我们感到，为了拿出与《赤鸟》不同的特色，也绝对有此必要。其次，发现并推出真正专心致志地创作童话童谣的新人。（中略）第三，尊重产生于日本风土的具有乡土性的童话童谣。520

可以看出，《童话》的创刊，既受到《赤鸟》的激励，同时也始于对《赤鸟》的批判。从后来《童话》的实际来看，是实践了上述三个办刊方针并取得重大收获的。

千叶省三本人创作儿童文学也正是始于《童话》创刊之后。他初期的重要作品是幼年童话《汪汪的故事》，连载于大正十二年四月号至大正十三年一月号的《童话》之上。千叶省三的代表作也是日本儿童文学史上的名作《阿虎的日记》则连载于大正十四年九月号和十月号的《童话》。

千叶省三的《阿虎的日记》据说是在对小川未明童话产生不满之时创作的。省三最初将未明的创作童话置于《童话》卷首，是怀着将其作为《童话》的台柱这样的期待的。但是，由于小川未明“为《童话》写的作品中，只有3篇左右是好作品，其余都是观念式的……”521千叶省三对小川未明逐渐感到失望。《阿虎的日记》便是在这种心态下写成的。如果从作品来看，的确与小川未明的作品其人物和景物犹如处在雾气的对面那样模糊难辨不同，《阿虎的日记》人物和景物描写十分生动、鲜明。

千叶省三与《童话》杂志，可以说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一方面，千叶省三作为《童话》的催生者和中坚作家，使《童话》成为大正儿童文学的重要舞台之一。另一方面，《童话》也将千叶省三推上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在大正时代，像千叶省三这样一出手便操儿童文学之笔，并奠定在儿童文学史上的不动地位的作家，恐怕除去浜田广介便难见他人。

千叶省三的儿童文学作品

千叶省三的儿童文学创作可以分成4类：幻想童话、现实性儿童小说、大众儿童文学、编译和改写。以下主要对幻想童话和现实性儿童小说进行评介。

千叶省三的幻想童话基本集中于初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作为代表作的是幼年童话《汪汪的故事》。《汪汪的故事》采取的是父亲给喜欢小狗的幼儿讲故事的形式。有个故事说的是，虽然很小但却任性的小狗汪汪走过来大模大样地说：给我一支烟！它接过烟抽一口，结果呛坏了。当被人问“嚼的烟你要不要”，并递给它一块糖时，汪汪垂着口水说：“还是嚼的烟适合我。”还有一个故事讲，经常欺负鸡雏的汪汪躺在草地上，它眼前的地面上突然出现了一只鸡蛋。正在汪汪感到吃惊时，从蛋壳里生出了一只鸡雏。汪汪龇牙吠叫，但对方却一点都不惧怕。相反，当鸡雏对汪汪说：“一块儿玩吧”时，汪汪却吓得急忙逃走了。《汪汪的故事》就是由13篇类似的小故事组成的。

虽然《汪汪的故事》不加节制使用的“御”字给人厌烦之感，但是，整体上却是具有真正的荒诞故事之内核的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小狗汪汪既不是儿童的宠物，也不是单纯的拟人化，而纯然就是幼儿的姿态和性格本身。《汪汪的故事》至少具备现代幼年童话所通行的优秀要素和条件。

千叶省三的《嘀嗒》（《良友》大正十二年七月号）是一篇真正富于幻想意义的童话。叔叔家的报时钟里住着两个孩子，名字一个叫嘀，一个叫嗒。这一天晚上，叔叔吃了太多的寿司，肚子胀得无法入睡。时钟打了十二点之后，“嘀——嗒——”的钟摆声一下子消失了，钟表的盖子打开，跳出了两个头戴三角小红帽的孩子。叔叔装作睡熟了的样子。两个孩子想对叔叔恶作剧时，觉得肚子饿，于是就去厨房吃了叔叔吃剩的寿司，结果上面的山芋菜辣得嘀和嗒大喊大叫。看到这可笑的情景，叔叔禁不住扑哧笑出了声来。嘀和嗒吓得急忙钻过拉门的窟窿，像子弹一样，嗖地逃进了钟表里，然后就鸦雀无声了。到了第二天早晨，钟摆的声音那个难听，“嘁——嚓——嘁——嚓——。一定是昨晚的山芋菜把嗓子辣坏了。”

千叶省三运用寿司上的山芋菜这十分平常的素材，创作出了想象超凡的拇指小人的故事，真可谓点石成金。因为吃了山芋菜，嘀和嗒第二天声音都变哑了，给人以两个小人存在的真实感。把不可能的事情描写得如同发生过一般，千叶省三的技巧与现代的幻想手法几乎没有二致。

千叶省三的《狼叔叔吃不上午饭》是一篇十分幽默的幼年童话。充满紧张感的故事展开和巧妙的结尾，能够紧紧抓住幼儿读者的心。在大正时代，创作如此通达幼儿情感的幼年童话的作家实难找到第二人。

在千叶省三创作幼年童话的当时，连“幼年童话”这个名称都没有。人们称其为“故事”“图画故事”“画图童话”。创作幼年童话的仅浜田广介、细川武子等数人，甚至被称为童话作家的人对幼年童话也极为冷漠。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省三创作出了生动、快乐的幼年童话。与牺牲故事性的所谓文学性的作品相比，省三的幼年童话是那样有趣并充满了幽默和荒诞故事的感觉。正是这样的作品才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不仅是幻想的幼年童话，在现实性的儿童小说的创作方面千叶省三也独树一帜，取得了极高的成就。（需要说明的是，大正时代，日本儿童文学对体裁的认识还处于未分化的阶段。千叶省三的现实性儿童小说，在当时是被称为“童话”的，而且至今仍有人沿袭着历史上的这一称谓。在大正时代，“童话”可看作叙事型儿童文学作品如故事、童话、小说的统称。）

千叶省三的儿童小说的代表作当然首推《阿虎的日记》。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描绘了暑假里农村孩子们的生活——

喜三和我正在那里割草，阿源和阿作背着大筐上来了。我正为前些时的事生气呢，就对他们大声喊：“阿源这家伙，是你摘了我们的山葡萄吧！”

阿源一听，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可不知道，猴子也会吃山葡萄的。”

于是，连阿作也学着舌：“是呀，熊也会吃山葡萄的。”

从这话里，我明白了，阿作也摘吃了山葡萄。懦弱的喜三听了这些话，好像也气得鼓鼓的：“哼，就是猴子，也是那儿的秃猴子！”

因为阿源的头顶有秃头发的地方，所以喜三故意指桑骂槐。阿源遭这一骂，满脸通红，“哼哼”地吼着，挥起了拳头。喜三慌忙逃到了我这里。

孩子间的淘气、争斗这些日常生活在作品中被真实地描写了出来。作家运用的幽默的方言更增加了作品的乡土气息和现实感。

《阿虎的日记》描写了阿虎将阿源的脚弄伤后，因父亲逼他去阿源家认错而出走，在大池沼的小岛度过了一夜。由于这段描写与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汤姆出走有些相似，加上熟悉外国文学的省三的确以《汤姆·索亚历险记》为自己的理想，人们常常将《阿虎的日记》与《汤姆·索亚历险记》相比较。在人物性格上虽然有些相似，但是，包括千叶省三的其他描写“恶童”的作品，都缺乏马克·吐温的深刻思想和对文明体制的批判。

儿童文学所不可缺少的幽默精神，在省三的儿童小说中仍有出色的表现。创作于昭和初期的《掏老鹰窝》（昭和三年六月）、《仁兵卫学校》（昭和四年七月）、《獾子》（昭和十年九月）是这方面的代表。（由于一个作家的创作常常跨越时代，为了保证作家研究的完整性，这里把千叶省三的昭和时代作品也纳入论述范围。）

短篇小说《掏老鹰窝》写一群小伙伴去掏老鹰窝，可是，阿三从树上掉了下来，把大家吓坏了，便搀抱着他回家。

阿三只是受了惊吓，早就精神了。走也能走，笑也能笑。可是，因为我们过于爱护他，他也就撒起娇来。

要是对他说“阿三，疼吗？一会就到了”，他就故意说谎：“嗯，可疼了……”我们也渐渐发现了他是装的。下山时，喜作就问道：“阿三，你还记得家在哪边儿吗？说说看。”

于是，阿三明明正好朝着自己家的方向，却转过身去，用极为撒娇的声音，指着说：“那——边——”

（中略）

从那以后，“那——边——”成了我们之间的流行话。

“阿仙，知道我帽子在哪儿吗？”

被问的阿仙就转过身子，说：“那——边——”

每次，我们都抱着肚子笑个不停。

这里，逼真地描画出了儿童生活的原生态。之所以能写出如此快乐的故事，是因为千叶省三将儿童的游戏看成“独创的世界”，并不把成人的常识和道德带入其中。

除了“恶童”之外，千叶省三还在《公共马车》（昭和三年）、《打架》（昭和四年）等小说中塑造了孤独儿童的形象。其中《打架》里的从前无论被怎样欺侮都不哭，而一旦自己终于反抗并打胜时却放声大哭的阿牛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这类作品较深入地挖掘了儿童内心的喜怒哀乐的感情。

正如日本的儿童文学学者指出的，千叶省三的儿童小说从整体上仍属童心主义范畴，其中缺少社会化的观照。

除了上述两类作品，千叶省三还创作了《无人岛漂流记》（1926年）等大众儿童文学和改写的作品。

千叶省三的幻想童话和现实性儿童小说在发表的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受到应有的评价。像《汪汪的故事》甚至还遭到激烈批评。但是，在战后的1960年前后，千叶省三的童话和小说都在重评文学史的所谓“童话传统批判”中，被置于很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