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艺术形象系列

北欧儿童文学无疑是世界儿童文学史上最独特而壮丽的景观之一，而其中独特的艺术形象系列恐怕是其留给世人印象最深的。北欧儿童文学中的艺术形象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具有北欧民族特色的艺术形象。

在这类形象中有不少是源自北欧神话的，例如巨人、侏儒怪（小精灵），它们都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古老的北欧人对严酷而又充满神秘感的生存环境（如北极圈附近的巨大冰山、猛烈的暴风雪、高山、森林、湖泊、冰霜覆盖的荒原等等）想象的结晶，这些古老的艺术形象频繁地出现在近现代北欧儿童文学作家的笔下，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和形式，使之具有更丰富的艺术魅力。例如19世纪芬兰作家托佩柳斯的作品《儿童读物》中，就活跃着北欧神话中所特有的森林之王、海神、霜精、山之王、妖精等形象。而另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当代芬兰女作家托芙·扬森笔下的姆敏山谷，那里住着各种莫须有的活泼可爱的小动物，主人公则是以传说中的小精灵特洛尔为原型塑造的姆敏矮子精，还有偶尔光顾姆敏山谷的脾气古怪的冰霜怪格洛克，这个形象与安徒生童话中的美丽而冷酷的冰姑娘和白雪皇后一样使人联想到北欧神话中的“约吞族”（巨灵们）。而冰岛作家古德隆·海嘉道蒂的《福伦布拉的故事》，则讲述了一个有关山妖和巨人的故事，这恰恰是古老的冰岛神话中最常见的题材，但作者将北欧神话中狰狞凶恶的女巨人刻画成了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形象，因而使整个故事变得幽默和温馨。另外，如挪威作家普寥申创造的诙谐幽默、精力旺盛的“茶匙老太太”，实际上是古老的北欧传说中诡计多端的老女巫与挪威民间故事中可爱的“拇指孩”或“草丛中的小娃娃”这类事物的巧妙结合。而托比扬·埃格纳笔下那两个在小孩子的牙洞里兴高采烈地忙忙碌碌的小蛀虫——卡瑞尔斯和巴克特斯，也无疑是从挪威民间传说中擅长在山里挖财宝的小侏儒怪脱胎而来的。就连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孚的著名童话《尼尔斯·豪尔耶松历险记》里的主人公尼尔斯，也在小狐仙的一记耳光之下变成了一个拇指大的小人儿，因此方能骑在鹅背上周游了瑞典。总之，北欧神话传说中的各种艺术形象经常出现在近现代北欧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中，使之具有了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和趣味性。除了借鉴和脱胎于古老的神话传说中的艺术形象，还有不少著名的作品塑造了沿海的北欧民族特有的幻想形象，如人鱼、永远在海底磨出盐来的神磨等等。像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的主人公小人鱼及她的人鱼家族和华丽的海底宫殿，就十分典型地体现了这种鲜明的北欧特色。

第二类是现代型的艺术形象。

所谓现代型的形象，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现于北欧儿童文坛的，是指那种摆脱了传统儿童文学形象类型如王子、公主以及传统教育观念和传统行为规范，而更多地体现着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及现代价值观念的艺术形象，这也是20世纪前中期北欧特有的社会观念、教育思想等的结晶。在北欧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中，现代型的艺术形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叛逆型的、外展型的、带有一定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这类形象显然首推瑞典女作家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与安徒生童话中的人鱼公主、拇指姑娘等整洁、美丽、温柔、高贵的传统型女孩形象相比，这个有着一头又粗又硬的红头发、衣着古怪、淘气异常、我行我素的女孩，无疑是与传统教育观念、传统社会道德行为规范以及传统审美趣味等格格不入的，但是这个人物却有着最纯粹和丰满的儿童的天性和完全开放的个性，类似的形象还有淘气包艾米尔、疯丫头玛迪琴等等，这类形象所体现的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强调尊重儿童个性、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人才的现代化的价值观念。林格伦笔下的另一个淘气包——小飞人卡尔松，则令人联想到拉格洛孚作品中的尼尔斯·豪尔耶松，他们在作品的开头出现时都是喜好恶作剧的淘气包，然而拉格洛孚通过尼尔斯的转变在读者面前仍树立起了一个拥有善良、正义、勇敢、富于同情等理想品格的传统少年形象，林格伦却始终让卡尔松和“高兴得喘不过气来”的小家伙在游戏和恶作剧中尽情地释放儿童的梦想天性，在这里，真正的区别在于两种不同时代的不同儿童观。另一种是内向型的、多思型的、个性复杂的现代少年儿童形象，这是北欧儿童文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社会问题增多的现实反映，比较典型的有瑞典女作家玛丽亚·格莱普小说中整日忙碌在自己的小天地中的男孩艾尔维斯，汉斯·埃里克·海尔堡的小说《贝恩的幸运帽》中抑郁自卑、经常要靠一个小木块来慰藉自己的男孩贝恩，还有诸如汉斯·皮特森的小说《丽瑟洛特和奎芬》三部曲中那个孤独而忧郁、但最终变得坚强起来的残疾儿童丽瑟洛特，贝克曼的系列小说《米娅》的主人公——困扰于未婚先孕的少女米娅，挪威作家托莫德·豪根的小说《黑鸟》中性格懦弱又常常为父母的婚姻危机而忧虑的男孩约希姆等等。与前一种形象明朗、乐观、天真烂漫的格调正好相反，这类形象的典型特征为：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虽然是有保障的，但是其精神上过分早熟、多思，而且往往陷入某种严重的精神困扰，其格调大多为沉重抑郁的。上述两种形象，格调虽然相异，然而无论这两种形象中的哪一种，其外在审美形态与内在价值观念都是与传统儿童文学中的艺术形象迥然不同的，都是现代北欧社会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变迁的鲜明反映。

第三类是游戏化、漫画化的人物形象。

这类形象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北欧儿童文坛上十分盛行，例如挪威作家托比扬·埃格纳的《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中的强盗、芬兰作家汉诺·麦克莱的系列作品《胡先生的故事》中的胡先生、瑞典作家阿克·霍姆伯格的《私人侦探斯文顿》中的吐莱·斯文顿，等等。这类人物形象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们大多是儿童化了的成人形象，其言谈举止皆如儿童一般，带有明显的幼稚色彩，与作为成年人应有的心理年龄特征之间存在较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往往是构成幽默滑稽的故事情节的基础。如《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中强盗被捉的情节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使原本在现实生活中十分严肃的事情变得如同儿童游戏一样具有明显的虚拟性和趣味性。此外，这些人物形象大都从内到外具有一种漫画化的倾向，作家在人物刻画上往往采用漫画式的手法——简练而夸张。经过简练而夸张的描绘，这些人物性格与行为的滑稽特征往往被极度放大，给作品带来强烈的喜剧效果。譬如《私人侦探斯文顿》中的斯文顿，无论是他如儿童般爱吃甜食的嗜好，还是他为了招揽客户而故弄玄虚，以及他办案时的种种神出鬼没，作家都进行了漫画式的夸张描绘，使这个人物形象充满了喜剧色彩。北欧儿童文学中的这种游戏化、漫画化形象的涌现，与在20世纪北欧教育改革的影响之下儿童文学中出现的游戏思潮有密切关系。在这种思潮中，旧式的教训主义被完全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游戏精神的高扬，儿童的天性、权力和审美趣味受到空前的重视，可以说，游戏型、漫画型人物形象的出现体现了当代北欧儿童文学创作由成人视角向儿童视角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