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嵇康玄论文还以独立人格论和生存哲学作为探讨的重要命题。如《释私论》论证了老庄视域中的公私观，他以伊尹、周公、管仲均韬晦自养终成大业为例，说明不以既定的群体价值观念作为个体进退取舍的标准，最终反而能促进个体实现其群体化价值，所谓“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

总之，嵇康具有深湛的经学素养和浓厚的现世关怀，《诗经》变风、变雅及毛诗序是其讽喻手法的源头，《左传》为其史识、史略、史才、史断的根基，《礼记》是其礼乐自然观的理论参照，《周易》、《论语》则是其天命观、出处观的重要依据。上述与老庄的思想资源有机融配，既具有峻切卓伟、弘敞坦荡的大君子胸怀，又呈现出清玄明晰、精粹透辟的理性谋断之趣，亦刘勰所谓“师心以遣论”与“境玄思淡，而独得乎优闲”。

薛综儒学文艺思想与家族文学创作

薛综字敬文，沛郡竹邑人。少曾随族人至交州从刘熙学，后为孙权召为五官中郎。黄龙三年（231）孙虑为镇军大将军，以薛综为长史处理外务，而在内则负责教授其典籍。赤乌三年（240），为选曹尚书，五年（242）为太子少傅，孙权曾对他说：“太子年少，涉道日浅，君当博之以文，约之以礼，茅土之封，非君而谁？”

一、薛综的儒学思想特色yipindushu.com

薛综师从刘熙，而后者与郑玄为同乡，在学术渊源上似比较接近，如程秉少师郑玄，后至交州与刘熙辩难精通五经，《三国志·蜀书·许慈传》载许慈“师事刘熙，善郑氏学”，

薛综《述郑氏礼五宗图》基本以解释郑说为主。他首先解释“王子”、“公子”、“别子”说：“天子之子称王子，王子封诸侯，若鲁、卫是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还自仕，食采于其国，为卿大夫，若鲁公子季友者是也。则子孙自立此公子之庙，谓之‘别子为祖’，则嫡嫡相承作大宗，百代不绝。”

二、薛综儒学文艺观与家族文学创作

薛综所作《二京赋注》尚保留在《文选》李善注中，较集中体现了他文学与儒学结合的观念。李善在《西京赋》题下“薛综注”说：“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缪，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他皆类此。”

就《二京赋》来说，《西京赋》重在夸耀三辅山川的险要、长安建制的恢弘、士风民俗的奢靡，用辞富丽，却较少经义阐释；《东京赋》恰恰相反，其重在阐发定都洛阳顺天应命及利于大一统的政治意义，宣扬节俭合度的礼法精神。因此，薛综在注解《西京赋》时所花笔墨较少，多以字义训释为主；解释《东京赋》则几乎句句有注，并在字义训释的基础上，依据经传进行一定的串讲阐发。薛综的从学经历，决定了他的注释主要以郑玄、刘熙为主。如《东京赋》“左右玉几而南面以听”句说：“《周礼》曰：天子左右玉几，郑玄曰：左右有几，优至尊也。”

从薛综经学与文学观念结合的角度来看，他注释《二京赋》首先重在发掘其中的礼义法度内涵，其中包括礼法、仁德、孝义、节俭、择贤等方面。他多从《礼记》、《周礼》等书寻求疏证，直接来证明礼法的重要性。如仅引用而不作串讲的有，注释《西京赋》“增九筵之迫胁”句说，“《周礼》，‘明堂九筵’。今又增之也”；解释“栖鸣鸢，曳云梢”句说，“《礼记》曰：前有尘埃，则载鸣鸢”；注《东京赋》“总风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城”句说，“王城，今河南也。《周礼》曰：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四时之所交，风雨之所会，阴阳之所和，乃建王国也”；注“命膳夫以大飨，饔饩浃乎家陪”句说，“《周礼》曰：膳夫，主食之官。熟曰饔，腥曰饩。浃，遍也。家陪，谓公卿大夫之家。”注“升献六禽，时膳四膏”句，说“四膏者，《礼记》曰：牛膏香，犬膏臊，鸡膏腥，羊膏膻。”注“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句说：“遇，逢遇也。《周礼》，有薙氏掌山泽，芟除草菅”等等。他更多的还是将礼义、法度的思想混融在对赋文的串讲之中。如解释“安处先生于是似不能言……苟有胸而无心，不能节之以礼”说：“先生闻公子称西京奢泰之事，心怪其所贵者，谓违礼失道，故愕然有顷乃能言也。……言宾诚信胸臆之所闻，而心不能以礼节度其可否也”；注“规遵王度，动中得趣”句说：“度，先王之法度，举动合礼之意也”；注“于是观礼，礼举仪具”句说：“言观王之光明礼仪皆备具也”；注“涤濯静嘉，礼仪孔明”说：“言礼仪甚鲜明也”；注“客既醉于大道，饱于文义”说：“客斥公子，谓闻东京文义之道，若醉饱焉”；注“劝德畏戒，喜惧交争”句说：“劝德，谓公子见先生说东京礼法，自劝勉行其道德，又畏惧先生之戒也。”薛注发挥张衡仁德的意旨，主要运用今文学派的诠释方法。如注“昭仁惠于崇贤，抗义声于金商”句，薛综说：“谓东方为木，主仁，如春以生万物，昭天子仁惠之德，故立崇贤门于东也。西为金，主义，音为商，若秋气之杀万物，抗天子德义之声，故立金商门于西。”这是对郑玄“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