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引进译介达到一定“热度”以后，如何建设我们民族自己的本土原创图画书自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国内一大批专业少儿出版社都曾先后推出过本土图画书，如北京少儿出版社的“冠冠图书”，江苏少儿出版社的“我真棒”儿童成长图画书，明天出版社的“小企鹅心灵成长故事”，中国少儿出版社的“嘟嘟熊”系列，浙江少儿社的“笨狼的故事”系列，湖南少儿出版社的“儿童心灵成长图画书”系列，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蒲公英图画书馆”系列，外研社的“聪明豆绘本”系列，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冰波童话”系列等。江苏少儿社、明天出版社、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是新世纪打造原创图画书的重镇，而江苏画家周翔、北京熊磊、熊亮兄弟等则是创作本土图画书的高手。周翔编文绘图的《荷花镇的早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被曹文轩誉为“中国绘本的优美开端”，另一本周翔据北方童谣改编并绘图的《一园青菜成了精》（明天出版社）也堪称佳构。熊磊、熊亮兄弟创作的“绘本中国”系列中的《京剧猫》、《小石狮》、《年》、《灶王爷》（明天出版社2007）以及“情韵中国图画书系列”中的《京剧猫·长坂坡》、《京剧猫·武松打虎》、《苏武牧羊》、《荷花回来了》、《我的小马》、《纸马》，均是充满浓郁中国文化元素的上佳之作。熊磊、熊亮在《中国美学看绘本》一文中认为，中国图画书应该有与西方审美标准不一样的特质，即“注重神而忘形、万物有情，注重内在的音律节奏、气韵生动、虚实相生”。

在打造本土图画书方面，江苏少儿出版社的《东方娃娃》（周翔主编）、全国妇联于2006年创刊的《超级宝宝》（保冬妮主编），是两家以发表图画故事作品为主的杂志。而以《东方娃娃》周翔、朱成梁、蔡皋与南京信谊组合的创作群体，以熊磊、熊亮兄弟与中央美院杨忠、北航庄庄等组合的“五色土原创图画书研究中心”，则是南北两个活跃的图画书创作群体。

近些年，图画书与图画阅读研究也已出现了一些成果，除彭懿的《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外，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康长运的博士学位论文《幼儿图画故事阅读过程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赵萍的博士学位论文《论图画书语言》以及上海谢芳群的《文字和图画中的叙事者》（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2007年8月，全国妇联《超级宝宝》杂志社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中国本土原创图画书研讨交流会”，就图画书的文学、美术、出版等专题进行研讨，会后编印了由方卫平、保冬妮主编的《图画书的中国想象》一书（内部印行）。2008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主办、明天出版社承办的首届“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论坛”在济南举行。高洪波、金波、樊发稼、方卫平、朱自强、曹文轩、王泉根、汤锐、彭懿、周翔、熊磊、保冬妮等出席论坛并作演讲，各地少儿出版社、山东儿童文学作家等近百人与会。这次研讨会对于认识本土图画书现状、推动本土原创图画书的发展意义重大，标志着新世纪图画书引进出版热，正逐步走向自觉的本土原创图画书理性建设时期。

第四，加强中外儿童文学理论交流，引进国外儿童文学学术资源，这是新世纪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的一个亮点。

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译介外国儿童文学论著甚少。据资料，1949年以后第一本翻译进来的外国儿童文学论著是195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苏联阿·尼叶查夫著的《论儿童读物中的俄罗斯民间童话》（和甫译）。上个世纪50年代，由于受苏俄文学一边倒的影响，译介的4种论著全来自苏联，均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除上述的一种外，另三种是：阿恩编的《苏联儿童文学论文集》（1954年）、格列奇什尼科娃的《苏联儿童文学》（张翠英等译，1956年），密德魏杰娃编的《高尔基论儿童文学》（1956年）。从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一共只出版了以上4种外国儿童文学论著。进入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著译介虽有所加强，但步子依然不大。据现有资料统计，从1981年至1999年将近20年间，总共只译介了10余种论著，其中安徒生传记与研究论文多达4种，小啦（周均功）翻译的丹麦约翰·迪米留斯主编的《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安徽少儿出版社1999年）是国外安徒生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另有4种论著出自日本学者之手，其中以日本上笙一郎著的《儿童文学引论》（郎缨等译，四川少儿出版社1982年）最具影响，该书有关儿童文学性质、特征等的观点，经常被八九十年代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引用。这一时期有3种欧美译著，以舒伟等翻译的美国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最为重要。这是一部世界儿童文学理论名著，西方评论家认为：“对于那些关心儿童成长，关心儿童文学的人，它是一部必不可少的案头书；而对于任何关心人类内心世界的人，它又是一本令人振奋和神往的读物。”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是我国学术界思想活跃、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最为热络的时期，“美学热”“方法热”“文化热”此起彼伏，新概念、新方法、新名词狂轰滥炸。由于当时版权管理尚不规范，拿来就可翻译出版，因而大量外国文艺理论著作都被翻译进来，而且动辄就印数万册。然而遗憾的是，儿童文学理论译著却微乎其微，整个八九十年代仅有上述列举的10余种而已。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界很少与国外交流，长期以来几乎是在一种‘与世隔离’的状态下，独立特行，自说自话。”“因而当人们在激烈批评当今文论界‘恶性西化’，言必‘解构’，文必‘后殖’，造成‘失语症’时，儿童文学文论似乎鲜有此类现象。”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界未卜先知，早有防范西化、失语的先见之明，而是说，实际上我们已经错失了与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界进行交流对话的整整一个“八九十年代”。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儿童文学理论界自身的，如缺乏既精通外语又精深儿童文学素养的专门人才，也有外部的，如专业少儿出版社普遍不愿意出版理论译著，将其视为成本大、印量少的赔本买卖。

进入新世纪，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的局面终于有了起色，据不完全统计，自2002年至2007年，国内已出版了包括美国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德国莱普曼等的《长满书的树》（湖北少儿出版社2005年）、日本松居直的《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明天出版社2007年）等11种外国儿童文学论著。新世纪之所以能“有所突破”，其原因一是出版社的投入与重视，二是国内南北两家儿童文学研究重镇——北师大与浙江师大的艰苦努力。

2008年，由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方卫平主编的四卷本“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译丛”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包括加拿大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著的《儿童文学的乐趣》（陈中美译），美国杰克·齐普斯著的《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赵霞译），美国蒂姆·莫里斯著的《你只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张浩月译），英国彼得·亨特主编的《理解儿童文学》。方卫平在序言中认为：“今天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提升和知识增长，同样离不开对于传统学术路径的依赖，对于现实文学生活的关怀，以及对于外来思想资源的学习和借鉴。”“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面对和处理来自西方的儿童文学学术资源，同样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界必须面对的任务和挑战。”

2009年，由北京师范大学王泉根与澳大利亚麦考利大学约翰·史蒂芬斯教授共同主编的六卷本“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由安徽少儿出版社出版。本套丛书早在2002年就开始策划，全部书目由约翰·史蒂芬斯推荐并联系作者授权。约翰·史蒂芬斯教授是西方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前会长，现任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刊《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主编，对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有精深把握，因而这6种译本可以说是近十年来西方儿童文学学术前沿的代表性论著，涉及文化学、修辞学、传播学、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拉康的主体理论、巴赫金的主体性、语言和叙事理论等。这6种译本分别是：澳大利亚约翰·史蒂芬斯著的《儿童小说的语言与意识形态》（黄惠玲译），美国罗伯塔·塞林格·特瑞兹著的《唤醒睡美人：儿童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声音》（李丽译），澳大利亚罗宾·麦考伦著的《青少年小说中身份认同的观念：对话主义建构主体性》（李英译），瑞典玛丽亚·尼古拉耶娃著的《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辞》（刘洊波、杨春丽译），美国杰克·齐普斯著的《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中的激进理论》（舒伟译），美国卡伦·科茨著的《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主体》（赵萍译）。

约翰·史蒂芬斯教授在序言中对这套丛书作了如下介绍：“在西方，儿童图书的数量一直持续增长，这为中文翻译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无论是对这些图书本身进行研究阅读，还是把它们作为比较文学的对象，学者们都要洞悉其创作语境和阅读语境。为了培养这种洞察力，西方儿童文学发展了众多的研究途径和方法，讨论图书、图书所反应的社会问题和促使这些问题形成的文化习俗之间的复杂关系。北京师范大学王泉根教授是本领域的杰出学者，他体察到一种紧迫性，即加强对图书的深度阅读、促进各学术领域的学者们进行更密切交流的迫切需要。于是，他构思将文学批评各个领域的代表性著作译成中文，随之与安徽少儿出版社达成协议，这个系列译著遂与读者见面。这些译著为中国学者提供了西方学者阐释儿童文学的方法，不失为成功的阐释范例。选择这些著作，是因为它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阐释一个重复性问题，即在调停或者挑战霸权、种族和性别的文化话语时，儿童文学的潜在影响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构建儿童的自我意识中至关重要。每本书都从根本上关注文学理解的原则，而侧重点则各不相同，它们分别研究语言、叙事形式、类别、性别、心理和文化影响，例如，社区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整体，丛书表现了不同的理论和阐释立场，希望读者对比它们的不同之处，从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中获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