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1940年走向统一和繁荣的俄罗斯少儿文学

30年代，苏联政权的执掌者们在巩固了自己的政权统治后腾出手来抓儿童文学读物的建设。1933年9月9日通过成立国立儿童文学读物出版局的决议。这个规模庞大的专门出版儿童文学读物的机构的成立，团结了作家、画家和教育家原来较为分散的力量。决议中指明该出版局所出的书必须符合语言晓畅、引人入胜的要求。这一举措为俄罗斯儿童文学走向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1934年召开的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对儿童文学的思想和艺术建设起了重大作用，马尔夏克在会上作了《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报告。在报告中，他阐明了儿童文学的基本体裁——童话、故事、科普读物，都已经具有新的内涵和新的品格。他指出：写儿童读物是所有文学家伟大而又光荣的任务。他强调了研究读者兴趣所在，是写好儿童文学作品的必要前提。

1932年创办的《儿童文学》理论学术性刊物，对当时的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这本刊物的周围聚集了一批相当有水平的批评家：别加克、加别、依维奇、柯恩、斯米尔诺娃、罗斯金、什克洛夫斯基等，他们都在1932—1941年间提供了可贵的评论文字。在这本刊物里，批评家们对比安基、盖达尔、瑞特科夫、米哈尔科夫、帕乌斯托夫斯基等作家的创作道路和创作个性作了概括。

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界完成了一系列的反对不良倾向的斗争。其中主要是反对和肃清“无协”（即“拉普”，“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以当时出身好、热情高的青年文学工作者为主干的形成于20年代延续到3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界势力最强大的一个派别，也是影响最恶劣的一个派别）的影响：不许“无协”用左倾思想垄断文学事业；反对用宗派主义来妨害文学流派间的自由竞赛；反对理论上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后面有专节叙述）；反对作风上的简单粗暴和创作上的粗制滥造。

在比较良好的氛围中，在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情况下，这时一些对以后的俄罗斯儿童文学有影响的作家开始了创作，诸如米哈尔科夫、卡西里、穆萨托夫、陀罗霍夫、索特尼克、莫拉托夫、加利玛、库兹涅佐夫、奥谢叶娃、巴若夫、雅科甫列夫等。

作品的题材内容由战争转向建设，代表性较强的作品如盖达尔的《远方》、伊林的《五年计划的故事》等。

作家开始注重描写具有新质的事件，学校、少先队集体、友谊和同学等问题（卡西里的《切莱梅什——英雄的弟弟》，盖达尔的《丘克和盖克》《铁木儿和他的队伍》，卡维林的《船长和大尉》，弗拉耶尔曼的《野狗金郭，或，初恋的故事》等）。卡西里的自传性小说《操行册》《幻想国施瓦勃拉尼亚》，楚科夫斯基的自传性作品《中学》（《银校徽》）获得了肯定的评价。

这一时期俄罗斯儿童文学最高成就的标志是成批的中篇小说涌现，其中代表性最强的是盖达尔的《学校》和卡塔耶夫的《雾海孤帆》。

科学性儿童文学读物，例如伊林、瑞特科夫的作品，描写大自然的儿童文学读物，例如普里什文、比安基的作品，以及写被拘囿动物的儿童文学读物，例如恰鲁欣、恰普丽娜的作品，于此一时期都出版顺利，销行广泛。

童话也相继出现了耐读的作品，譬如阿·托尔斯泰的《布拉蒂诺历险记，或，金钥匙》，盖达尔的《军事秘密——一个男孩和他的诺言的童话》，拉根的《老头霍塔贝奇》，以及其他作者的童话。

科幻作品也出现了，譬如别利亚耶夫的《跳进乌有国》《凯茨星球》，阿达莫夫、格列勃涅夫、符拉德科及其他作家的作品。

在才华卓越的马尔夏克、米哈尔科夫、巴尔托、勃拉盖尼娜、亚历山大罗娃等诗人的共同努力下，俄罗斯童诗发展大有起色。

就文学题材的拓展，就文学品种的繁多，就文学质量的提高，20世纪30年代对于俄罗斯文学都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时期。在俄罗斯当局看来，俄罗斯文学已纳入了培养革命和建设新人的轨道。

庸俗社会学逆流对幻想文学发展的干扰

庸俗社会学派在20年代酿成了“无协”的恶性膨胀，他们用高压、恐怖、强制等手段来反对作家们继承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好在列宁还清醒，他在1920年底就宣称：“无产阶级的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宝藏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在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列宁的思想对于以“无协”残余势力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派无疑起到了抑制作用。俄罗斯文学由于在某种程度上排除了左倾逆流的干扰，从而涌现了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别德内、绥拉费摩维奇、肖洛霍夫、费定、列昂诺夫、富曼诺夫、叶赛宁等作家在当时获得肯定评价的作品，从而显示了自己的日渐壮大。

然而，俄罗斯儿童文学的发展步履艰难。庸俗社会学派在儿童文学领域里找到了一块他们似乎可以立足的地盘，找到了一种他们可以夺回已经失落的统治权的希望。出来打头阵的是《教育思想》杂志。庸俗社会学者们在这个杂志里反对包括童话在内的过去时代的文学遗产，尤其是幻想文学作品。许多握有儿童文学出版权的伪教育家和庸俗社会学活动家站在一起，用曲解列宁的指示来发表诋毁幻想文学的言论。他们说什么童话对孩子有害无益，说童话引导孩子不真实地理解生活。连民间故事、普希金童话诗、安徒生童话也被认为是对儿童有害的读物。为了把童话排除在儿童读物之外，教育界极左势力动用“全俄第三次学前教育代表大会决议”的形式造成反童话逆流的声势。

不可思议的是，曾一再宣扬无产阶级乃是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唯一继承者的思想的阿·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竟是这股逆流的始作俑者和支持者。这场逆流掀起伊始，卢那察尔斯基就早已身居苏维埃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的要职。1929年卢那察尔斯基离开了教育人民委员的领导岗位后，庸俗社会学家们完全把持了该部门的儿童读物委员会。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推行所谓重建儿童文学的路线。这条极左路线的内容包括抛弃文学遗产，否定虚构和想象，放逐一切格调欢快、富于情趣的读物，排斥童话。他们要求作家必须写当代题材，而在写法上必须像照相一样准确地复制生活中的种种现象，从而把儿童文学的表现范围限制得十分狭小，实际上是把儿童文学推进了一条死胡同。他们把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马尔夏克、楚科夫斯基、瑞特科夫、比安基的作品。他们指责这些作者无视儿童的需要，而“企图将儿童引向脱离现实的歧途”。他们连马雅可夫斯基那样清浅、鲜明的诗歌的诵读意义也否定了。他们认定他的诗“孩子们不懂”，“其思想孩子不能接受”。

马·阿列克赛叶娃在《20年代的苏联儿童杂志》一书中提到如下一些有关的事实：1928年，《给儿童读的书》杂志就“无产阶级儿童需不需要童话”这一问题展开争论，包括无产阶级文化派、教育家们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庸俗社会学家们都武断地说：不需要。其理由是童话会将孩子们诱入阶级斗争以外的荒诞世界。1929年12月，卢那察尔斯基在“出版之家”作题为《儿童文学道路》的报告，不指名地严厉批评了马尔夏克他们不承认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并以全俄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的身份禁止将民间童话列入儿童读物。这个报告发表在1929年12月9日的《文学报》上。12月16日《文学报》又刊载一个叫德·卡利姆的题为《反对粗制滥造的作品》的文章，指名从根本上否定楚科夫斯基和马尔夏克的创作，否定马尔夏克在国家儿童读物出版局列宁格勒分部的工作成绩。当时已经颇有文学声望的费定、卡扎科夫、斯米尔诺娃和其他一些作家评论家不能容忍庸俗社会者们大放厥词来横扫儿童文学作家的轻狂做法，联名投书《文学报》，义愤地在题为《反对谎言和诋毁》的公开信（1929年12月30日《文学报》）中声援儿童文学作家们。该报还收到了列宁格勒作家比安基、瑞特科夫、特尼亚诺夫、扎博洛茨基的抗议信。

《文学报》又刊登卡利姆的另一篇小品文《事实与墨迹》，并刊登教育人民委员部儿童文学委员会主席弗廖琳娜的文章《同孩子讲话应当严肃》。文章认为，用荒诞情节和趣闻逸事之类去取悦儿童，是对儿童不尊重的表现。由于庸俗社会学权威人士的言论和活动，教育界和出版界普遍动摇了对幻想文学的原有认识。否定童话价值和保卫儿童阅读幻想文学作品权利的斗争尖锐而又严重。

幸而，从国外治病归来的高尔基立即投入保卫儿童阅读幻想文学作品权利的斗争。针对报刊上这类庸俗社会学观点对儿童文学作家的中伤言论，他立即著文在1930年2月的《真理报》上发表：《两耳塞棉花的人》《论不负责任的人和当下的儿童读物》，旗帜鲜明地反对卢那察尔斯基的庸俗社会学报告和指示，认为：按照卡利姆和弗廖琳娜的意见排斥儿童读物中的游戏性、虚构想象和欢闹笑趣，是荒谬的。他愤怒地说：“不许不学无术之徒卡利姆之流糟蹋才情横溢的马尔夏克们！”他针锋相对地说：“我可以断言，同小孩子讲话必须要‘饶有趣味’。”“伟大的物理学家法拉第原是个工人，他在性格中就有许多可笑的地方——有趣的地方，这些可笑的特点应该向孩子们揭示出来——让他们看到，‘伟大的’人物——他们也是‘普通人’。”“用枯燥无味的说教语言对孩子讲话，就等于引起他们的烦闷，引起他们对说教主题本身产生由衷的反感。”

高尔基向来十分重视童话，重视幻想文学作品的创作。他在后来写的文章《再论提炼语言》中又措辞严厉地批驳那种认为凡带有虚构成分的读物就都是孩子不能阅读的文学废品的错误观点，反幻想文学的逆流才被逐渐抑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