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夕的域外来风

外国儿童文学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关系，在五四以前已相当密切。远在明朝天启五年（公元1625），我国就出版了第一种伊索寓言的中译本《况义》。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新学的传入与“开发民智”的急需，我国文坛译风大开，出现了“翻译多于创作”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夕，各种译本多达一千余种，包括英、法、俄、德、日、美等许多国家的作品。这里面就有不少著名的外国儿童读物，如格林童话、伊索寓言、凡尔纳科学幻想小说、《无猫国》、《天方夜谭》、《鲁滨逊漂流记》等等。梁启超、林纾、周桂笙、徐念慈、孙毓修、包天笑等是当时外国儿童读物的热心译介者。外国儿童读物的大量引进，不仅丰富了晚清一代少年儿童的精神食粮，而且直接促进了我国近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徐念慈在1908年就曾著文呼吁当时的译著家，应当专门编译一类适合少年儿童阅读作品，“以足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辅教育之不及”114。近代一些热爱儿童的文学家、翻译家，从外国儿童读物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开始有意识地来为儿童编写读物。当时除谣曲歌诗等儿童韵文类作品系独创的以外，儿童散文类作品主要来自译作，有的是为适合国情对译作进行改写，有的对译作进行模仿融入自己的创作，有的直接根据外国的时事史料或名人逸事加以编写。五四以前广有影响的由商务印书馆孙毓修编撰的《童话》丛书、《少年丛书》，就有不少是根据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编译改写而成的。茅盾在1935年曾对此现象作过这样的评述：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读物，“我们是曾经老老实实翻译了来的，虽然翻译的时候不免稍稍改头换面，因为我们那时候很记得应该‘中学为体’的”115。

波澜壮阔的五四文学革命，催生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芽。茅盾曾断言：在现代中国，“‘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116。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译介外国儿童文学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新青年》、《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儿童世界》以及著名的“四大副刊”等报刊，发表了不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安徒生、王尔德、爱罗先珂童话，拉·封丹、莱辛、克雷洛夫寓言、《爱丽思漫游奇境记》、《格列佛游记》、《爱的教育》、《鹅妈妈的故事》等等世界著名儿童文学作品源源涌入。当时成绩卓著的译介者有鲁迅、郑振铎、赵景深、赵元任、周作人、顾均正、徐调孚、夏硏尊等。从30年代开始，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逐渐转向以苏联为主，盖达尔、班台莱耶夫、伊林等的作品最有影响。科学文艺的译介也盛极一时。陈伯吹、曹靖华、董纯才、叶君健等是这一阶段外国儿童文学的主要译介者。五四以来，大规模地译介外国儿童文学，这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它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而且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加快现代儿童文学的建设速度与发展步伐，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

输入新的内容与题材

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明显表现在思想内容方面。鲁迅指出：翻译的重要目的就是“在输入新的内容”117。叶圣陶认为：“读别国的文艺品，最重要的在领略他们的思想和感染他们的情绪。”118五四以来，不少作家从外国儿童文学“新的内容”中得到有益的启发与感染，并吸取过来促进自己的创作，从而使现代儿童文学的思想内容出现了全新的特色，这就是：立足现实，直面人生，告诉孩子们“真的人”“真的世界”与“真的道理”119。

（一）暴露社会罪恶，描写“血与泪的人生”，同情下层人民及其少年儿童的不幸与苦难，这是现代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与接受外国儿童文学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影响密切相关。

五四以来外国儿童读物的翻译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一般而言，在不同国别和时代多元的作品中，更多地倾向于欧洲近代批判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尤其注重“被损害民族”的作品。其原因正如鲁迅在阐述他翻译爱罗先珂童话的原因时所指出：“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120，“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121。早在本世纪初，由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就译刊了英国王尔德暴露社会黑暗的童话《快乐王子》。1918年《新青年》专题介绍了丹麦批判现实主义童话大师安徒生，次年译刊了他的名作《卖火柴的小女孩》。以后文学研究会又在机关刊物《小说月报》出刊“安徒生专号”，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安徒生童话。五四以后，一大批直接揭露社会罪恶，反映社会下层人民与子女苦难生活的外国儿童读物被陆续介绍进来，影响较大的有鲁迅翻译的俄国《爱罗先珂童话集》、奥地利至尔·妙伦的《小彼得》、荷兰望·蔼覃的《小约翰》，茅盾翻译的俄国契诃夫的《万卡》等小说，郑振铎翻译的俄国克雷洛夫寓言诗，以及法国金斯莱的《水孩子》、都德的《最后一课》、艾克多·马洛的《苦儿流浪记》与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等。充满于这类作品中的对异国社会黑暗的抗争和“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不仅影响着中国读者，而且深深地刺激着中国作家。他们同样生活在长夜难明的时代，遇到过相类似的社会问题，对社会罪恶同样有着切肤之痛，这就自然与之“深深印合”，得到感染与启示，并“有了自己来试一试的想头”。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著名童话作家贺宜说过，他读了《小彼得》和《表》以后深受启发，“感到像这样的作品才叫做儿童文学，它能帮助儿童认识现实”，并“意识到要不不写，写就写这样的”122。贺宜的童话创作正是遵循着这条现实主义的道路，他曾被当时的评论者称为“是把战争和血泪的现实，表现在儿童文学作品里的勇敢的尝试者”。123巴金回忆说：“我是爱罗先珂童话的爱读者”，他的童话“在我的思想上留下了很深刻的烙印”，“我四篇童话中至少有三篇是在他的影响下面写出来的”。巴金这里说的四篇童话中至少有三篇童话，就是他“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诅咒反动统治“像长生塔那样一定要垮下来”的童话集《长生塔》。契诃夫小说《万卡》与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满怀深厚的同情，描写城市贫苦儿童的不幸遭遇。这种内容对中国作家的启发是很大的。由于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出生于贫困的城镇，自己同样身受社会欺凌，熟悉这种凄凉黯淡的生活，因此最容易受到这类作品的感染，并且写来都得心应手。例如，与《万卡》同类型的作品就有叶圣陶的《阿凤》、赵景深的《红肿的手》、许志行的《师弟》等。苏苏的《雪人》描写除夕雪夜一个流浪儿冻死在富人的台阶下，作品中流浪儿的遭遇、环境、冻饿时的心理梦幻完全与“卖火柴的小女孩”相似。包蕾说过，他的儿童剧《雪夜梦》就“是受了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影响而写成的”，“内容是描写因国难而家破人亡，流落街头儿童的悲惨遭遇”。1935年，鲁迅翻译了苏联班台莱耶夫反映流浪儿新旧两种生活的儿童小说《表》。这部作品一经出版，立即产生了强烈反响，并直接导致了30年代儿童文学的思想内容与人物、题材的深刻变革。陈伯吹认为，由于受《表》的影响，使“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常见的家庭里的好儿子、学校里的好学生了；而以无产阶级的工人子弟，以及被‘三座大山’压垮了家庭的流浪儿童，还有在生活的鞭挞下、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童工等，作为表现作品主题的小主人公了”；《表》的译介，“无疑地，这是向儿童文学注射了一针新的血液，从而产生了新的蓬勃生长的力量”。正是在《表》的启发与影响下，中国作家很快写出了以工农子弟与流浪儿童苦难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影响较大的有茅盾的《少年印刷工》、《大鼻子的故事》，叶圣陶的《一个练习生》，张天翼的《奇怪的地方》，王鲁彦的《小红灯笼的故事》等。电影导演蔡楚生被《表》感动，他根据我国流浪儿童的生活，编导了儿童影片《迷途的羔羊》。董林肯又将《表》改编成五幕儿童剧。在外国儿童文学的有益影响下，现代儿童文学坚持“为人生”的方向，直面社会人生，同情“被损害和被侮辱”的人，帮助少年儿童认识血泪现实，这成了五四以后不少作品的思想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