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在上海宣告成立。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关注着儿童文学，就在“左联”刚成立半个月之后的3月29日，左联机关刊物《大众文艺》便在上海举行了如何建设儿童文学及《少年大众》（《大众文艺》新设的专栏）的编辑方针的专题讨论会。与会的蒋光慈、冯乃超、洪灵菲、田汉、华汉（阳翰笙）、钱杏村（阿英）、孟超、潘汉年、戴平万、白薇等左联作家，对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题材内容、创作方法及大众化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他们认为：儿童文学应“给少年们以阶级认识，帮助并鼓动他们，使他们了解并参加斗争之必要，组织之必要”；在“题材方面应该容纳讽刺、暴露、鼓动、教育等几种”，“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富于宣传性和鼓动性的文字、插图等样式，来形成他们先入的观念……竭力和一切革命的斗争配合起来。”81

竭力配合“一切革命的斗争”，这是左翼文艺运动在30年代上半期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儿童文学价值功能的一种必然选择，是对五四时期倡导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的一次重大调整，也是将儿童文学纳入政治斗争轨道的第一个路标。中国儿童文学以前所未有的激进姿态从一个方面参与了历史的进程。茅盾、柔石、胡也频、应修人、洪灵菲、冯铿、阿英、沙汀、艾芜、草明、戴平万、于伶、王鲁彦、王统照、宋之的、杨骚、蒲风、蒋牧良、舒群、叶刚等许多左联成员，都从不同角度参与了左翼儿童文学的建设，创作了一大批富于战斗性、倾向性的作品。左翼文艺社团的刊物除《大众文艺》设立的《少年大众》专栏外，其它如《创造月刊》、《太阳月刊》、《萌芽月刊》、《拓荒者》、《北斗》、《文学》、《小说家》、《文学丛报》、《文化月报》、《文学界》、《光明》、《中流》、《译文》等，也都发表了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及文论。

左翼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始终紧贴着中国现实的地面运行，直接切入社会生活题材的少儿小说成为他们首选的文体。出现在他们笔下的少儿形象主要有两类：一是在风雨岁月中挣扎的苦难儿童，一是在革命洪流里成长的红色少年。前者如，小说有洪灵菲的《女孩》、草明的《小玲妹》、沙汀的《码头上》、艾芜的《爸爸》、王鲁彦的《童年的悲哀》、戴平万的《小丰》、阿英的《小林禽》，散文有柔石的《人间杂记》，儿童诗有杨骚的《小兄弟的歌》、蒲风的《摇篮》，儿童剧有于伶的《蹄下》、董每戡的《给我们需要的》等。阿英还发表了专论《德国的劳动儿童故事》82，评介了德国女作家创作的《玫瑰花》、《为什么》等反映德国“工人阶级和奴隶们的真实”的童话，这些童话“告诉孩子们：在这个世界上穷人们是最痛苦的”，“要免除痛苦只有打倒穷人们的敌人”。描写红色少年和苏区生活的代表性作品有冯铿的小说《小阿强》、胡也频的小说《黑骨头》、应修人的童话《金宝塔银宝塔》等。《小阿强》是最早反映苏区革命斗争和红色少年的作品。作者根据1930年5月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搜集到的一位湖南苏区少年的素材，与柔石的长诗《血在沸》一样，向小读者展示了一个“中国那一片在地图上已经染成红色的一个村子里的少年先锋队长”，一个真正的小布尔什维克的英勇事迹。《黑骨头》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为背景，记叙了一个14岁的童工阿土如何不屈不挠英勇无畏投身革命洪流的经过，最后在一次示威游行中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当伙伴把他从死人坑里拖出来时，发现“他的身上有三个窟窿”。小说写得激情洋溢，充满英雄主义色彩。

鲁迅、茅盾、叶圣陶、巴金等的儿童文学实践

30年代是继五四以后，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的第二个高潮期，这一时期的译介重点逐步倾向苏联社会主义的儿童文学。鲁迅一直注重外国儿童文学的翻译介绍，五四以后曾译介过俄国《爱罗先珂童话集》、爱罗先珂童话剧《桃色的云》（1922）、荷兰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1926）、匈牙利至尔妙伦的童话《小彼得》（1929）等“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83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作品。1935年，鲁迅又翻译了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中篇儿童小说《表》和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1936年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鲁迅还校印了曹靖华等翻译的反映苏联和平建设时期儿童生活的小说《远方》。这些作品的译介，对现代儿童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尤以《表》的影响最大。

《表》是苏联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的杰作。作品首次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流浪儿命运多侧面地展现在小读者面前：一个曾经偷过金表、四处漂流的少年，如何在苏联社会新生活的感召下，逐步转变为新人的心路历程——从金表的得而复失到失而复得，从彼奇卡的不能逃走而想逃走，到能够逃走却又不想再逃走，悬念迭出、峰回路转的故事情节，揭示出彼奇卡性格变化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过程，新生活正把他送上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这部“内容簇新，非常有趣”的小说引起了鲁迅的极大兴趣，他在《表·译者的话》中表明了自己译介的目的：“要将这样的崭新的童话，介绍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所以我想，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

《表》与鲁迅的译序发表后，在儿童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并直接导致了30年代中期中国儿童文学思想内容与人物题材的变化。胡风发表的评论认为：《表》的“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的最有力的反抗”——它既不描写王子公主、妖魔精灵，使儿童沉湎在“一个超现实的世界里面”；也不是把儿童“屈伏”在作家“特定的道德世界里面”，成为作家主观精神的被动接受者。《表》所描写的是儿童作为“现实生活底参加者”，儿童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纠葛”在一起的真实的人生。胡风强调：“儿童文学必须是反映人生真实的艺术品”，“同时又必须用的是切合儿童底心理状态和知识水准的取材法和表现法”84。《表》与鲁迅的译序无疑是给“儿童文学注射了一针新的血液，从而产生了新的蓬勃生长的力量”。“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常见的家庭的好儿子、学校里的好学生了，而以无产阶级的工人子弟，以及被‘三座大山’压垮了家庭的流浪儿童，还有生活在鞭挞下、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童工等，作为表现作品主题的小主人公了”85。这类作品中影响较大的有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叶圣陶的《一个练习生》、张天翼的《奇怪的地方》、王统照的《小红灯笼的梦》等儿童小说。电影导演蔡楚生被《表》感动，原拟改拍成电影，后根据上海流浪儿童的生活，编导了儿童电影《迷途的羔羊》（1936）86。作为中国第一部以“儿童问题”为题材并由儿童演员主演的影片，《迷途的羔羊》具有以儿童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的特点，成功地塑造了小三子、小翠等流浪儿形象，涵盖着丰富的社会学含量，成为左翼电影运动在儿童影片创作方面的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