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945年间苏联以“战争与儿童”为题材的作品

俄罗斯作家们在自己的祖国遭受德国法西斯入侵的当口，在神圣的保卫祖国的责任和义务面前已别无选择：全体苏联人民一起动员起来，为拯救危亡中的祖国而奋起进行消灭法西斯的殊死战斗。当时，苏联有成千位各族作家走上了前线，他们作为战地记者，在战火纷飞的疆场和战士们一道出生入死。战后发现有近300位作家没有从战场上归来！这些没有从战场归来的作家中，有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依凡台尔、萨维利耶夫、雷若夫、斯台勃尼茨基、扎姆恰洛夫……战后第一次举行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时，头一项就是全体起立向捐躯沙场和被纳粹侵略军杀害的作家们默念致哀。肖洛霍夫在他的发言中说：在卫国战争期间，“作家只有一项任务，那就是让自己的作品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我们战士的战斗意志，在苏维埃人心头点燃起仇恨敌人的怒火，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忱。”在同一次大会上，苏尔科夫在他的报告中说：“从战争的第一天起，直到战争结束的最后一天，各文学种类的作品没有离开过当时报刊的页面，从无线电电台中，从后方和前线的舞台上，从银幕上发出同仇敌忾抗击法西斯的强音。战壕里英勇的抒情歌声，沿着整个战线从一个战壕飞向另一个战壕。在战争时期，也如在和平的岁月里一样，出版新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抒情诗集、长诗和剧作。”其中就包括儿童文学。

当时许多成人作品也成了儿童的精神财富。卫国战争期间有苏尔科夫、西蒙诺夫、莱别杰夫-库马奇、伊萨柯夫斯基、柯拉斯、坦克的抒情诗。西蒙诺夫的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抒情诗《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阿赫玛托娃的《怀想瓦利亚》，特瓦尔朵夫斯基的长诗《华西里·焦尔金》，阿利格尔的长诗《卓娅》，安托科利斯基的长诗《儿子》，吉洪诺夫的长诗《列宁格勒的故事》，阿·托尔斯泰和柯热甫尼科夫的特写、散文和短篇小说，等等。苏维埃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日子里，孩子们普遍早熟了，他们和大人们一样，满心饱含着爱与恨，同法西斯斗争到底。儿童文学作家，无论是在战场在抗敌前线，也无论是因健康原因滞留后方在报刊电台，不管自己的工作有多忙碌，都不曾忘记过为孩子们写作。

盖达尔为孩子写了《孩子和战争》《桥》《渡河》等一系列文章和特写，马尔夏克为孩子写了特写《可爱的孩子们》，楚科夫斯基为孩子们写了《战争和儿童》，还有其他作家的作品。

战时最活跃的是诗歌。米哈尔科夫、马尔夏克、巴尔托、赫列斯托马蒂内等诗人都为孩子写了诗，其中有的是揭示战争的全民性质的，有的是表现热爱祖国的，有的是记录儿童苦难的。这些诗歌成了英雄主义、戏剧性和抒情性相结合的开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诗都浸透着苏联人民必定战胜希特勒法西斯入侵者的信念。yipindushu.com

叙事文学作家在这些年用赞颂的笔调写下了军民为保卫祖国立下的功勋，如班台莱耶夫的《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弗拉耶尔曼的《五月的功勋》等。许多作家专写“战争与儿童”的题材，流传广泛的有三种作品：一种是直接描写战斗的，还有一种是描写身在敌后的孩子们的劳动事迹的，第三种是描写孤儿遭遇的，如柯诺诺夫的《卡雷什》和《克鲁什科夫的日子》，容格的《从塞瓦斯托波尔来的凯留沙》，普拉托诺夫的《小战士》，卡西里的《我亲爱的男孩子们》和《一名缺席者的故事》，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草原雷雨》，卡塔耶夫的《团的儿子》，左欣科的《可怜的费加》，班台莱耶夫的《在小渡船上》（《涅瓦河渡口》），伏隆柯娃的《从城里来的小姑娘》等。

这一时期里，为了鼓舞爱国主义精神，有的作家写了历史上俄罗斯人不屈服于异族入侵者、誓死捍卫疆土的英雄人物，有普通人，也有将帅。

卫国战争时期的作品，是作家们怀着深沉的爱国激情用沸腾的热血写成的，格调高昂、激动人心，对于一代代儿童读者都会有鼓舞和认知作用——它们向孩子说明着：他们的父辈那样进行殊死战斗究竟为了什么，为了谁，从而使他们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都洋溢着胜利的信心。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中间成批的优秀之作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俄罗斯卫国战争期间产生的三部有生命力的作品

（一）班台莱耶夫：《在小渡船上》

连·班台莱耶夫（1908—1987）是卫国战争参加者，他用《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道格勒斯》等作品来赞颂功勋建立者的精神之伟大，他写了一系列描写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的动人故事：《在被围的城市里》《一月》《在小渡船上》《小手绢》等。其中也包括了班台莱耶夫写于战争前夕的《我答应过的》（《诺言》）——它持续留在教科书里，成为世界短篇小说的一个楷模。

被外国广泛翻译并推介的是中短篇小说《在小渡船上》，写成于1941年。它写一个11岁的男孩小莫加，在列宁格勒被包围期间，他的父亲在摆渡的岗位上被敌人的弹片击中而牺牲，他接替父亲摇桨，送列宁格勒人往返渡过涅瓦河。被战争磨炼得相当成熟的小莫加，在敌机的扫射下镇定沉着、应付自如。他只知道在这种情势下，完成摆渡任务是他不容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崇高的精神使死神在他心中没有了位置。作家塑造了一个可爱又可敬的男孩形象，可爱可敬在于：他还那么小，却自觉自愿地分担了战争强加给列宁格勒人民的危险和艰辛，他少言寡语，默默地摆渡划桨，一切都如此纯真、朴实，如此认真、严肃。故事结尾的几行描写特别动人：突然出现莫加的妹妹玛妮卡。“一切都是可能的。可能我会被打死。那么……那么，那就得由玛妮卡（他妹妹的名字）来划这副桨了。”这时的读者会一下发现，原来从这个摆渡人家庭里熏染出来的人都是这样可爱和可敬的！这就让人联想到当时千千万万列宁格勒人——俄罗斯人的精神风貌。有着这样一种精神风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如此，作家也就不是在一般层次上表现了小说的主题。

（二）伏隆柯娃：《城里来的小姑娘》

柳·费·伏隆柯娃（1906—1976）从1929年以来为各种年龄层次的孩子写了许多好作品。最能显示她的才华的、最著名的代表作是194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城里来的小姑娘》，当时就赢得了孩子和成人一致的认可，受到了好评，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这部小说就印了15万册。它写城市小姑娘华连丁卡，她的父亲牺牲在抗击法西斯的前方战场，母亲又不幸死于敌人的轰炸。她随逃难的人群从城市来到乡村，被一位善心的村妇收为义女。这个村妇是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的母亲。老大（女儿）好发号施令，老二（女儿）爱淘气，老三（儿子）任性，最能给华连丁卡以体贴和温暖的就是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村妇收留华连丁卡后一直担心自己能不能代替小姑娘的母亲，她完全像疼爱自己的女儿一样疼爱华连丁卡，当小姑娘从村妇那里感受到同母亲一样多的关爱和温暖，她开始叫村妇为“妈妈”了，让这位心中充溢着慈爱的母亲喜不自胜！这里，伏隆柯娃用最能打动人心的情节和笔触记录下了俄罗斯人民悲惨而又英勇的一页，其中揭示了战争给俄罗斯人带来的最内在的痛苦。女作家描述从城里来的孤女被充满温情的农家收纳为亲人的过程中，塑造了一个洋溢着爱国激情的俄罗斯妇女。战时农村的情景和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的博大胸襟被真实地展现出来。俄罗斯乡村的自然景色通过城市小姑娘的心目和感知方式一幕幕推向读者，如此抒情，如此愉悦人心。作品显示了一个女作家善于体贴儿童读者的特长和一个女教育家拿捏得恰到好处的分寸。这部小说中发生的故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这部书还是作为普通俄罗斯人伟大灵魂的一个艺术见证留传下来，激动着人心，感染着孩子。

（三）卡塔耶夫：《团的儿子》

华连丁·彼得罗维奇·卡塔耶夫（1897—1986）是苏联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从1925年起陆续为低龄孩子写了一些作品。在少年儿童中流传最广、今已成为苏联儿童文学经典之作的是卡塔耶夫于1945年出版的《团的儿子》。

卫国战争期间，卡塔耶夫在苏联情报局工作，同时担任《真理报》和《红星报》的军事记者。他用多种散文文体讴歌苏联军人崇高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1945年为孩子出版的中篇小说《团的儿子》，成功地描绘了艰难的战争岁月的图景，成了卫国战争时期儿童小说中最著名、艺术成就最高、代表性最强的一部作品。

中篇小说《团的儿子》是作家卡塔耶夫在丰富的具体战争体验基础上写成的。卡塔耶夫曾说过关于这部作品的创作动因：“题材是我1942年发现的。我多次遇到过类似作品主人公那样的孩子。我明白了，这是一种现象。”他还在他的特写、文章中一再提到被战争弄得流离失所的孩子的不幸遭遇。卡塔耶夫1943年发表过一篇标题为《军号在召唤》的特写，写的是士兵柯利亚的事情。文中，一位已同法西斯作战两年的军官米欣科回忆柯利亚：“他的母亲和父亲1941年被法西斯枪杀。柯利亚去参加了白俄罗斯游击队。后来，他和游击队员们一道偷偷穿过火线。他自告奋勇带领我们潜入敌后的侦察小组。只有一条经过沼泽的小道才到得了侦察小组要到达的地点，小游击队员柯利亚通过他熟悉的小道把咱们的老侦察员们带到了敌后。柯利亚被授予了‘战功’奖章。少校师长米欣科得知柯利亚立功的事，就把柯利亚收为养子。现在柯利亚在苏沃洛夫军官学校接受培训。”

《军号在召唤》里讲的这个故事就构成了中篇小说《团的儿子》的故事框架。当战争强加到俄罗斯人头上，12岁的农村孩子瓦尼亚·索伦采夫的亲人全都被夺去了生命，他家的房子也被烧了。瓦尼亚被迫流浪、乞讨度日。流浪途中，他被德国宪警抓进儿童营。在那里，他得了疥疮、癞癣和疹子，差点没能活下来。后来他逃出儿童营，又流浪了近两年。他成天想着用自己随身带的一枚锋利的长铁钉扎死一个法西斯强盗。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病倒在林间战场上昏睡时，被三个到森林里来进行侦察的苏联红军战士发现，把他带回炮兵部队。炮兵连连长叶纳基耶夫要把他送回后方去，可瓦尼亚把部队看作他为亲人报仇的最好地方，因此怎么也不愿离开部队。叶纳基耶夫见他年纪虽小却聪明、机智、勇敢，就让他参加部分侦察工作。他在侦察中被德国人捉住，但他在敌人的拷打下出色地表现了自己对部队的忠诚，严守了部队机密。后来，这支部队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军队，他又回到了部队。叶纳基耶夫决意收他做义子。但是战争毕竟太残酷了，战争的残酷性要求一个孩子离开。叶纳基耶夫炮兵连“周围一片凄凉，寒冷的空气里好像无处不潜伏着死神的阴影。乌云、罗汉松、大地，全蒙上了一层死神的阴影”——这不是孩子应该留驻的地方。果然，当孩子再回来时，他的义父已为消灭德国鬼子的坦克而壮烈牺牲了，于是他成了团的儿子。团部决定把他送到军官学校去学习，让这个善良、勇敢、忠诚的团的儿子在军官学校里学习做一个优秀的军官。

卡塔耶夫的中篇小说在写出了孩子、军官、战士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共性的同时，又从各自不同的个人性格上写活了他们的形象，通过人物形象使读者感受到：俄罗斯人纵然在国势危难之际，也不会抛弃孩子，只要有俄罗斯人在，孩子总可以找到家、找到温暖和关爱的。小说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战士们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也还在操心着小瓦尼亚的前程，在设法帮助他找到应该属于他的位置。还值得一提的是，作家的艺术天才也表现为具有个性特点的轻柔幽默，使作品散布些许谐趣，既冲淡了严峻的氛围，又丰富了俄罗斯人的性格。

《团的儿子》最初发表在《十月》杂志1945年第二期上，不久又在儿童杂志《友好的儿童》上刊载。这部作品因为人物栩栩如生，故事扣人心弦，而一直稳居在儿童读物圈内。它在精神陶冶上的积极意义受到了著名作家的肯定：法捷耶夫、苏尔科夫、波列伏依、英培尔都称赞了这部小说的成就。1977年因电影剧本《白轮船》（《没有说完的故事》）获苏联国家奖金的钦吉兹·艾特马托夫（1928—2008）当时把这部小说译成吉尔吉斯文时，惊喜地承认：“我很想找到一部作品，要写战争，将战时军民的功绩写得有力、鲜明。当时写战争题材写得深刻的作品在吉尔吉斯文学中还没有一部。我多么希望吉尔吉斯读者能够读到写战争写得出色的作品。就是在这种欲望的推动下，我一字一句忠忠实实地翻译了《团的儿子》和《白桦》……”

《团的儿子》面世同年，作者卡塔耶夫本人将其改编成剧本，在苏联中央儿童剧院演出后获得很好的舞台效果。很快，其他各共和国也上演了这个剧本，并成了保留剧目。由普罗宁导演的电影《团的儿子》反响也很好。这部作品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不久就被译成丹麦文、意大利文、保加利亚文、罗马尼亚文、斯洛伐克文、捷克文，中文本由茅盾在1950年从英文本转译出版，1961年由著名俄文翻译家草婴重译出版，各种文本发行量之大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在法国，《团的儿子》的主人公——男孩瓦尼亚·索伦采夫被叫作“苏联的加夫罗什”（加夫罗什亦译作“高乐士”，法国作家雨果《悲惨世界》中塑造的1832年巴黎街垒战中的小英雄）；意大利《乌尼特》报把卡塔耶夫小说的主人公瓦尼亚列入了世界儿童文学最优秀的人物形象。苏联国内则以《团的儿子》为典范、为高起点，创作出了一批“儿童与战争”题材的佳作，如拉齐斯的《未来的铁匠们》、艾特马托夫的《小战士》、阿布利加桑的《儿子们和孩子们》。当然，最让世人佩服的是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中的孤儿瓦尼亚。这部小说也曾被指责说：卡塔耶夫把战争理想化了。中篇小说里几乎所有热爱瓦尼亚的人，尤其是叶纳基耶夫中尉，都一个个被战火夺去了生命，战争理想化从何说起呢？既然这场战争注定以正义的苏联人民的胜利而告终，那么作家总得在写出战争残酷性的同时，也写出爱国主义和军民向往胜利的一面。至于小说写到瓦尼亚在部队集体中间感受到一种手足浓情、一种建立战功的欢欣，一种被爱的满足，从而使瓦尼亚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慰，那么这些对于一个孩子心灵世界的刻画来说，正是贴合了生活的真实。如果理想化是指瓦尼亚侦察活动的一系列历险，孩子在历险中激发起一种狂醉的喜悦，这不正好写出了孩子毕竟是孩子，即使在极端严酷的环境里，孩子也仍然是孩子吗？在历险情节中表现一个男孩子，正说明卡塔耶夫懂得怎样把一个男孩子写得跃然纸上。

阿·托尔斯泰的理论贡献

阿·托尔斯泰的全名是阿·尼·托尔斯泰（1883—1945），因成人小说《苦难的历程》（1922—1941）、《彼得大帝》（1930—1934）、《依凡雷帝》（1943）分别荣获苏联国家的最高奖赏而著称于世界，赢得世界文学史地位的。他从19l0年开始为儿童写了一批童话以后，在他创作生命的历程中先后为孩子们奉献过短、中篇小说、童话，并且他一贯关注儿童文学，对儿童文学发表过富有指导意义的言论，计五篇：《论儿童文学》（1936）、《我的建议》（1936）、《在俄罗斯联邦人民教育委员部召开的儿童文学会议工作的发言》（1943，发言记录发表时用标题《儿童读物》）、《在历史的分界线上》（40年代初）、《关于未来的艺术》。

阿·托尔斯泰继承高尔基的传统，强调为儿童提供文学读物的作家首先要了解儿童，把儿童作为未来的公民来关心和研究。儿童正处在渴求知识的年龄，作家的作品应该让孩子面对正在大规模展开的宏伟建设事业，在严峻的现实中铸造自己的灵魂。他认为：“儿童文学作品应当发展孩子的幻想力。如果我们没有对全人类幸福的梦想，就不可能有我们的革命。不能进行幻想的儿童是病态的儿童。我们的文学读物应该开发儿童身上健康的、富于创造性的想象力。作品应该给儿童以知识……在儿童身上培养仁爱善良的情操……譬如，盖达尔的《铁木儿和他的队伍》就受到全苏联儿童的广泛喜爱。儿童读物应该是真正的好书，应该能够激发起高尚的情操和荣誉感。儿童读物应该能够加深儿童对祖国的爱，它们应该能够培养并发展我们民族性格的优势。娃娃应该在他整个成长过程中都呼吸到祖国良好的空气。我们正在为伟大事业培养我们的儿童……我吁请苏联……作家们：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自豪自信的、有文化教养的和强有力的人。”（《儿童读物》）

1943年，苏联的卫国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中，所以他对战争题材的儿童文学读物发表见解，认为这类作品应该严肃、真实地向孩子讲述一个个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英雄故事，讲述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的不朽功勋，展现苏联人的英勇气概和崇高精神。他指出，这种书应该能够培养苏联人应有的人道主义和大无畏精神以及高尚情怀。他一再指出，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能够激发儿童对祖国的爱，激发儿童努力成为祖国的儿女而毫无愧色。1941年，他用下面的话表达了他对爱国主义的理解：“爱国主义——这不仅仅是一种对自己祖国的爱。这是比爱自己的祖国要大得多的概念。这是在战争发生的日子里奋不顾身地为祖国而不辞辛苦的劳动……这是一种把自己和祖国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意识，一种任何时候都和她在一起共同体验悲欢的意识。这是一种对俄罗斯语言和她的语感的爱。”

作家为了推动儿童历史性读物的创作，曾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在历史的分界线上》，指出：对自己人民的了解是爱国主义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在这篇卓越的文章中写道：“祖国感——这是把自己同自己的人民的历史紧密联系起来的意识。一个不了解自己祖国过去的人，就是一个对祖先的来龙去脉无知的人……了解祖国的历史是每个人的义务。”

阿·托尔斯泰还专门谈论过地理知识书籍的意义。他在致苏联共青团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儿童文学会议的一封信《我的建议》中提议写一部讲祖国的书的庞大计划，他设计了一条儿童旅游路线，并衷心希望这一领域里的行家来帮助少年们进行旅游活动。他写道：“少年儿童应当了解和热爱自己的国家。了解并热爱人们、人们的事业、人们的劳动，了解国家的宝藏所在、她的历史、各民族人民所使用的语言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等等。了解和热爱大自然。让他们感到，他们不是城市、工厂、农田、矿场等全部丰富多彩生活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

阿·托尔斯泰还认为科学技术对于孩子个性的形成起重要作用。他预言艺术和科学的接近是将来的必然趋势。他在《关于未来的艺术》一文中说：“艺术必将成为一种认识。它不可避免地要充满哲学和科学的种种因素。”他对科学幻想的观点也颇新颖深刻。他认为这类作品对新人和谐的修养的形成能产生重要作用。在阿·托尔斯泰看来，科学幻想作品从来不是娱乐消遣性读物。科学幻想是“向未来的跳跃”，这是少年读者所需要的现实主义浪漫精神、科学和艺术三者的有机结合体。关于科学幻想读物的任务，他在《科学与文学》一文中的阐述是很深刻的。他要求科幻文学作品同样要揭示苏联人的精神世界。他指出：“科学思想乃是更高层次的情感，是新人复杂化了的心态（这种新人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常接触某门科学，接触科学思想），是用科学概念丰富了的语言。”

阿·托尔斯泰关于正面人物问题的表述也十分中肯。“儿童要求新人即新生活的建设者这样的主人公进入他们的世界。不要认为儿童小说的主人公一定要建立赫拉克勒斯式的功绩。重要的是主人公的情操品行。描写的事件可以是平平常常的，但主人公的情操品行应当是受人称赏、令人敬佩和人们愿意仿效的；主人公的操守品行应当是无愧于我们的时代的。”（《论儿童文学》，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