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还主导了黄初年间国家大型经传文籍的编纂工作。他命群儒“撰集经传，以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

曹丕的儒家观念集中体现在《典论》之中。他立足《论语•卫灵公》孔子所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的观点，其《奸谗篇》对“何进灭于吴匡、张璋，袁绍亡于审配、郭图，刘表昏于蔡瑁、张允”的废长立幼而终至败亡的教训加以论述，认为“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爱其人者，及其屋乌’，况乎骨肉之间哉！”

曹丕即位之后，建安七子俱逝，曹植又在政治上跌入人生低谷，前期的文学风气由劲健绮丽向黄初的典雅沉着转变，曹丕则成为这种转变的重要推动者。在曹丕即位之前，卞兰就上《赞述太子赋》。其献赋之表说：“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览照幽微，才不世出。……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沈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奉读无倦。正使圣人复存，犹称善不暇，所不能间也。”又赋有云：“著典宪之高论，作叙欢之丽诗。越文章之常检，扬不学之妙辞。……宾故老以劝俗，讽六经以崇儒。嘉通人之达节，笑俗士之守株。”

魏明帝曹叡基本推行了曹丕儒法并重的国策。

不过，曹叡兴复儒学的举措成效甚微，这也是由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他在景初中发布《科郎吏从高堂隆等受经诏》说：“昔先圣既没，而其遗言余教，著于六艺。六艺之文，礼又为急，弗可斯须离者也。……儒学既废，则风化曷由兴哉？方今宿生巨儒，并各年高，教训之道，孰为其继？”yipindushu.com

上述是在曹叡主观意愿之外的实际情况。不过，他在选举官吏方面非常注重通经实用，反对浮华不实，这进而影响到文坛风气。他强化太学规约，认可蒋济《奏太学规条》。后者说：“大学堂上，官为置鼓。《礼》曰：‘入学鼓箧，逊其业也。’凡学受业，当皆须十五以上，公卿大夫子弟在学者，以年齿长幼相次，不得以父兄位也。学者不恭肃，慢师、酗酒、好讼，罚饮水二升。”

曹叡提高了儒学在选拔官吏方面的地位，某种程度上又不利文人才性的自由发展，建安的峻拔华美文风不见了，而代之以清峻简易的风格，这种风格又是黄初以来外儒内法政策推行的深刻反映。曹叡在给曹植的信中说：“吾既薄才，至于赋诔特不闲，从儿陵上还，哀怀未散，作儿诔，为田公家语耳。”又《与陈王植手诏》说：“王颜色瘦弱何意邪？腹中调和不？今者食几许米？又啖肉多少？见王瘦，吾甚惊，宜当节水加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