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汉末战争的洗礼，官学废弛，文人不遑宁处，儒业成为不急之务。魏、蜀、吴三国分立之后，儒学在各自君主的推动下有所发展。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说：“汉世所立十四博士，皆今文学也。古文诸经，终汉之世，未得立于学官。……古文学之立于学官，盖在黄初之际。自董卓之乱，京洛为墟，献帝托命曹氏，未遑庠序之事，博士失其官守，垂三十年。今文学日微，而民间古文之学乃日兴月盛。逮魏初复立太学博士，已无复昔人。其所以传授课试者，亦绝非曩时之学，盖不必有废置明文，而汉家四百年学官，今文之统，已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又“蜀汉与吴亦置博士，虽员数无考，而风尚略同。……蜀、吴学校均行古学，蜀之博士皆古学家，既有征矣。吴虞翻所上奏在孙权世，时尚未立五经博士，而翻言郑注行乎学校，盖指民间教授言之。后立博士，韦昭实为祭酒，韦亦古学家也。然则蜀、吴所立博士，当与魏略同，盖可识矣”。

曹魏儒学建设与皇室文学的儒学特质

建安十八年（213），汉献帝以十郡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之礼，魏国于此初建。因此，在探讨曹丕于延康元年（220）登基后推行兴复儒学政策之前，有必要考察一下曹操对待儒学的态度。

曹操早年躲避战乱在家乡隐居读书，谙熟儒家经典，又对兵家著作深有研究。《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

曹操重视文武之道的结合，注重实际才能，对道德操守要求不高，这是他能够广招贤才、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通观他建安年间的名法政策，基本上都体现了刑先于礼、文武兼济的指导方略。虽然曹操重才轻德，但是掌握铨选的荀彧、荀攸兄弟及崔瑗等人却是礼教中人，经他们选拔的官吏大多是经明行修之士。曹操本人对儒学的价值体系和治政效能有深刻的理解，确知儒学兴办对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攻城略地之余不忘整顿风化，敦教复礼。他在建安八年（203）七月颁布《修学令》说：“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yipindushu.com

曹操具有较浓厚的民本思想，其《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称：“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

曹操的许多诗赋都体现出对战乱的愤慨以及治平天下的渴望，如《对酒》云：“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雨泽如此，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

在曹操影响下，曹丕较早受到儒家经典及诸子百家之学的影响。其《典论•自叙》云：“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

曹丕即位后对孔子推崇备至，他封孔子后裔孔羡为宗圣侯，设置专人负责修缮孔庙，在庙外广建屋室为各地前来的学者提供住宿场所。他下诏表彰孔子的鸿业说：“昔仲尼资大圣之才……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