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陆机《文赋》为中心视角

儒家文艺教化观、情性说肇始于先秦，两汉时期随着儒学政治地位的抬升，文艺教化观的理论影响空前的凸显出来，而情性说则受到压抑，并长期在“色喻于理”、“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情-礼”模式中裹足不前，也极大地削弱了两汉文学的抒情性和审美性功能。魏晋文人渐从礼义政教对文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关注个体内心世界，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美，着力呈现物态的丰富性与审美性，醉心于文学表达的形式美，这样就构建起了较为完备的情物交感论。它的建立，既是对既有诗教观与情性说的继承，又不乏批判、改造的一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另外，孔子解诗兼顾“以诗为史”、“以诗为教”以及“以诗言志”等多种方式，凸显出《诗经》所具有的多种学术及艺术层面的特点，也引导了后世强调《诗》政教观念的主流诠释走向。然而，子思、孟子情性说的价值亦值得重视，它们虽在两汉浓厚的经学政教化氛围中处于伏流状态，却对魏晋一世产生了积极影响。魏晋文人在个体自觉的前提下，强调对文学抒情性、审美性、个性化的追求，自然也体现出对先秦儒家情性说的继承与发展，陆机《文赋》“缘情说”的提出即是其突出表现。在儒家经典中，《诗经》对人内在感性世界表现得最为充分，像孔子、子思及孟子就多以之为其“情性说”的范本，魏晋文坛众多体现个体生命意识的作品也深深受到《诗经》的影响。以下即阐述魏晋情、物交感论的理论渊源及其表现。

一、“缘情说”与魏晋重情的时代风气

先秦从孔子到子思、孟子对情与志、情与理、情与性、情与言、志与言等论题都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它们经过两汉经学教化的洗礼，却长期处于沉潜状态。到魏晋时期，既有的传统命题也随时代风气发生转化，诸如才性之辨、“圣人有情”、“无情”之辨、言意之辨等，虽均以玄学的理论外衣示人，孔孟在这些方面所作的理论探索却仍有其影响。就情与礼的关系而言，在先秦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或“由色喻于礼”的论证模式下，情显然受制于礼，处于从属地位，两汉时期又进一步使之合法化、经义化，《诗大序》及各篇《小序》即是显证。汉末抒情小赋兴起，表明士人阶层对文学抒情性功能的认识日益明晰。随着魏晋儒学官方政治体系的瓦解和刑名法术的大行，对个体才性的重视与日俱增，个性化的立身行事、个人化的抒情言志也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表现方式。魏晋士人尤其强调亲情、爱情的价值，如王戎丧子之际声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吾辈。”王恭哭王廞说：“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顾敷、张玄之与顾和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张玄之说：“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顾敷则说：“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顾敷当时只有七岁，张玄之九岁。又《世说新语•惑溺》载：“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璅中看，见寿，悦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yipindushu.com

“缘情”一词，较早见于《史记•礼书》“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此后《说苑•反质》“古圣人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之制礼”，均侧重指亲情。曹魏时曹羲《申蒋济叔嫂服议》说：“敌体可服，不必尊卑。缘情制礼，不必同族。……伯叔母无有骨肉之亲，有缘尊之义……何独不可缘亲而服嫂乎？……缘爱制服，恩亦微矣。”

二、《文赋》情、物交感论与先秦两汉情性说的理论渊源

上博馆藏《孔子诗论》第一简“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所提到《诗》与“志”、“乐”与“情”、“文”与“言”的对应关系，

秦代情、物交感论由用来揭示音乐艺术的产生及功用，进而应用于对文学活动动因的阐释。《吕氏春秋•慎行论•察传》说：“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

然而，汉代情、物交感论中礼义的主导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史记•礼书》说：“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又“故圣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可见司马迁认识中“情性”对于“礼义”只具有从属地位。他在论述万物感发作用时，综合“礼”、“情”、“文”、万物四者关系说：“凡礼始乎脱，成乎文，终乎税。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