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发展角度来看，汉代辞赋发展了《诗经》与屈宋开创的比物言情的传统，一方面以儒家诗教观改造屈宋骚怨之体，使之呈现怨而不怒的情味，这可以王逸《楚辞章句》以及大量拟骚、绍骚之作为代表；另一方面，汉人文学体物观往往陷于《诗经》的比物起兴与屈宋香草美人式的譬喻系统之中，因文造情太过明显，情与物之间因有礼义的横亘而显得疏隔。东汉中后期，随着礼法观念在文人意识中的渐退，抒情小赋及咏物赋兴起，情物比类及会通成为越来越醒目的文学潮流。前述徐幹《中论》中涉及情物关系的论述及建安时期的相关诗歌创作，即是这一潮流在当下的较早体现。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阮籍四言《咏怀诗》其一“鸧鹒振羽，感时兴思”、其十“寒往暑来，四节代周。繁华茂春，密叶殒秋。盛年衰迈，忽焉若浮”、五言《咏怀诗》其八“四时更代谢，日月递参差。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其十二“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其十五“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帷。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其十七“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夏侯湛《长夜谣》“既感物以永思兮，且归身乎怀抱”，潘岳《悼亡诗》其三“悲怀感物来，泣涕应情陨”，又《秋兴赋》“四时忽其代序兮，万物纷以回薄。览华莳之时育兮，察盛衰之所托。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虽末士之荣悴兮，伊人情之美恶”。

三、《文赋》情、物交感论的儒学内涵及文学表现

《文赋》将“缘情”与“体物”并举，可说是上述情物关系认识与实践的产物。他所称“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等有关情物关系的论点，

首先，陆机推崇儒家经典文本，并以之作为陶冶情操与获取灵感的来源，如他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咏世德之骏烈，咏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这些均说明他的缘情观念虽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却并没有脱离诗教的范围，至少没有走向与之对立的地步。他在《文赋》最后说：“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途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沾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

其次，在陆机的情物相感观念中以四时与人的喜怒相对，显见对《荀子•乐论篇》、《淮南子•要略》、《史记•礼书》、《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说苑•修文》等相关论述的继承。yipindushu.com

再次，从陆机自身的创作来看，他深受儒家诗教影响。《颜氏家训•文章》说：“凡诗人之作，刺箴美颂，各有源流，未尝混杂，善恶同篇也。陆机为《齐讴篇》，前叙山川物产风教之盛，后章忽鄙山川之情，殊失厥体。其为《吴趋行》，何不陈子光、夫差乎？《京洛行》，胡不述赧王、灵帝乎？”清人赵曦明注说：“非也，案本诗（即《齐讴篇》）‘惟师’以下，刺景公据形胜之地，不能修尚父、桓公之业，而但知恋牛山之业，思及古而无死也。”又“《吴趋》乃平原桑梓之邦，以释回增美为体，何为而陈子光、夫差乎？”

最后，陆机“缘情”说对《诗经》从文本到情感价值的继承性也值得重视。孔颖达《毛诗正义序》说：“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剌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

当然，陆机情、物交感说强调文学的抒情性，对礼教宗法的依赖已大为降低；他还对灵感构思不可把捉的特质进行了独到的阐发，这已逸出了儒家诗教、乐教观的范围，而体现出对《庄子•养生主》、《达生》、《人间世》诸篇关于官止神行、心斋坐忘等论述的借鉴。其所称：“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思风发于胸臆，意泉流于唇齿。”“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于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上述对艺术创造境界的种种描绘，均是物我交会、遗物入神的表现，陆机引入庄学的文艺观，并使之与儒家感物论相结合，呈现出崭新的理论品格和时代面貌。他进而提出“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的创作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