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昭和前期——日本儿童文学的冬季

在日本儿童文学史学界，将昭和元年（1926）至日本战败的昭和二十年（1945）称为昭和前期，把昭和二十年以后称为昭和后期。如果把大正时期的儿童文学比喻成充满生机的春天的话，那么不能不说，在昭和前期，日本儿童文学是步入了一个萧索的冬季。

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史表明，儿童文学的命运是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政治局势、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的。当一个国家的儿童文学的命运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候，我们总能发现其背后有一只手在施加强大的影响力。那么昭和前期日本儿童文学所面临的冬季后面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呢？对此，菅忠道在《日本的儿童文学》一书中做了这样的阐述：

昭和二年春的金融恐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矛盾在处于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日本首先爆发的产物。不久，夸耀永久繁荣的美国也发生金融恐慌（昭和四年）。在此波及之下，变成了世界大恐慌。日本的经济危机极为严重，国民生

活陷于崩溃状态。潜在失业者据称有二三百万，农村继丰年饥馑又逢大歉收和养蚕业破产，挣扎在贫困的深渊。报纸上关于全家自杀、买卖人口、杀死养子、儿童缺食、强抢盗窃的报导登载不绝。为了保护生活权利的罢工和地主佃农之间的纷争急剧增加，工农运动、革命运动，在反抗严酷镇压中不断高涨。在这恐慌之中，日本的金融独裁资本强制施行低工资和使妇女、儿童劳动力集中的产业合理化，并且牺牲中小资本，以提高统治力量。他们计划占领殖民地的侵略战争，以此为挽救日本资本主义的出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在镇压阶级斗争和对国民进行反动教化方面不择手段。476

在这种经济萧条之中，除《儿童之国》之外，支撑大正时期儿童文学的支柱——艺术的童话、童谣杂志全部停刊。1929年停刊的《赤鸟》，虽然在1931年又复刊，但是，它再也没有从前那种繁荣的盛况了。取代大正时期赞美童心的儿童文学的是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和大众儿童文学。

日本的无产阶级儿童文学是从成人文学领域中的无产阶级文学中派生出来的。大正十五年，《无产者新闻》上开辟了《儿童的世界》；昭和二年，《文艺战线》上开辟了《小同志》栏目；昭和三年十月，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独立组织新兴童话作家联盟成立并创刊宣传阶级斗争的杂志《童话运动》；昭和四年，作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机关杂志《战旗》的附属杂志《少年战旗》创刊。这样，从大正末至昭和初，以反对资本主义为共同点的阶级的儿童文学运动开始展开。

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理论指导者为桢本楠郎。他出版了《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诸问题》（1930）和《无产阶级童谣讲话》（1930）两本评论集。他的基本主张有两点：第一，以儿童文学培养工人、农民阶级的孩子们的革命意识；第二，否定大正时期赞美超阶级的儿童性的儿童文学。桢本楠郎的理论是日本儿童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有系统的、正规的儿童文学理论。这一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应该予以充分的评价。但是，与艺术性相比，桢本楠郎优先考虑的是政治性宣传，而且除鼓动宣传斗争的儿童文学之外，他不容许有其他内容形式的儿童文学存在，其结果脱离了群众，倾向于急进主义。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衰微，其外因是由于官方残酷的镇压，其内因则是自身理论的偏颇、急进。

在创作方面，无产阶级儿童文学除了共著的《童谣集》（1931）和猪野省三、川崎大治、村山筹子等作家的几个短篇童话，几乎没有留下值得阅读的作品。

对无产阶级儿童文学，日本政府进行了猛烈的镇压。查禁、没收表现鲜明阶级斗争的作品，甚至把作家投入监狱。昭和五年十二月，以《童话的社会》停刊为标志，无产阶级儿童文学运动表面上停止了一切活动。尽管无产阶级儿童文学运动没有产生经得起检验的作品，在理论上也有缺陷，但是，它否定基于童心主义的大正时期的儿童文学，主张以现实主义方法描写日本儿童的现实生活的理念，给其后的日本儿童文学以极大的影响。

从昭和初期至昭和十二、十三年，艺术的儿童文学处于漫长的冬季。然而，其间儿童文学工作者并没有放弃过呼唤春天的努力。这种努力之一是出版艺术的儿童杂志，之二是全国各地展开的同人杂志运动。儿童杂志方面，有昭和六年一月复刊的《赤鸟》，以及《儿童之光》（昭和十二年一月）、《故事树》（昭和十二年四月）、《日本的儿童》（昭和十四年六月）、《放大镜》（后改名为《生活教室》《五年级教室》，昭和十四年九月）等。出版同人杂志，这个时期可谓是百花齐放，全国各地有100种以上。这些同人杂志持着各自的理念和主张展开儿童文学活动。在这些同人杂志中，我们可以找到浜田广介、与田准一、下畑卓、冈本良雄、关英雄等日本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的名字。

由于日本政府对无产阶级儿童文学进行猛烈镇压，无法进行正当表现的儿童文学作家们不得不采取曲线策略。比如像儿童文学作家冢原健二郎的评论《提倡集团主义童话》（1933）那样，实际上是探索着一种伪装起来的儿童文学。这种探索最后形成了后来被称为“生活童话”的一种既非童话又非儿童小说的特殊的儿童文学样式。“生活童话”当初作为将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伪装起来的一个名称，指的是描写劳动阶级的儿童的现实生活，阶级观点较强的作品。由于换掉了社会主义、党派性、阶级的连带性等语言，“生活童话”与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相比，内容性质上也发生了变化。到了无产阶级儿童文学运动完全衰微的1935年前后，“生活童话”的涵义则指比较现实地描写儿童的生活和面貌的作品。“生活童话”的有成就的作家可以举出川崎大治、冢原健二郎，下畑卓、冈本良雄、关英雄，而最为出色的当推坪田让治。

坪田让治在早稻田大学求学时师事小川未明，有志于成人文学而未获成功的坪田让治在复刊后的《赤鸟》上发表了一些“生活童话”，1936年发表了面向家庭的长篇小说《风中的孩子》，从而确立了他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地位。坪田让治的作品可以说已经超越了“童话”的框架，具有现实主义小说式的儿童心理和生活的描写。《魔法》《妖怪的世界》《蜗牛》《搬家》等作品所塑造的正太、善太、三平三兄弟，已经成为日本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形象。

在昭和前期，有两位作家应该特别记述，那就是新美南吉和宫泽贤治。这两位作家都是英才早逝，生前不甚知名，但死后却越来越获得高度评价。新美南吉是从后期的《赤鸟》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的作品富于乡土气息和故事性，使用新的口语讲述文体，带有民俗性的幽默，注意表现近代人的心理和自我意识。他的《小狐狸阿权》《买手套》《爷爷的洋油灯》《久助君的故事》等作品，至今仍拥有众多读者。宫泽贤治虽然现在被称为当时儿童文学界的一颗巨星，但在生前，却与儿童文学界无缘，孤独而默默无闻。乡土气息、宗教思想、宏大的幻想和幽默是宫泽贤治童话的重要特色。在宫泽贤治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有以现实手法描述岩手县农村儿童的《风又三郎》等。不过，宫泽贤治最出色的作品则是《银河铁道之夜》《北守将军与医师三兄弟》《格斯克布德里传》等具有宏伟壮丽的想象力的小说式童话。宫泽贤治是位于日本儿童文学最高峰的作家之一。

如上所述，昭和前期的儿童文学界虽然做了许多努力，也出现了几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艺术的儿童文学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季。在此同时，另一种性质的儿童文学——大众的通俗的少年小说和少女小说却蔚然兴起并达到全盛。

日本的大众儿童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时代，押川春浪的《海底军舰》《日本武侠》等是大众儿童文学的滥觞之作。明治末年开始出版的“立川文库”中的读物，虽然严格地讲，不属于专为儿童出版的读物范畴，但是其中的《猿飞佐助》等受到青少年热烈欢迎的作品，给后来的大众儿童文学以直接的影响。继“立川文库”之后，讲谈社的儿童杂志成为大众儿童文学的活动中心。讲谈社的三种杂志《少年俱乐部》（大正三年十一月）、《少女俱乐部》（大正十二年一月）、《幼年俱乐部》（大正十五年一月），在创刊之初，正如出版社名称所示，是以说书式的读物为中心，但进入昭和之后，面目全然一新，特别是《少年俱乐部》上连载的少年小说，博得广大少年读者的狂热欢迎，发行数超过了八十万册，与发行量最高三万册的艺术儿童文学杂志《赤鸟》相比，这显然是值得夸耀的数字。

昭和前期大众儿童文学的重要作家有创作军事武侠小说的山中峰太郎（《亚细亚的曙光》）、平田晋策（《昭和游击队》），创作冒险小说（包括海洋小说）的南洋一郎（《吼叫的密林》），创作热血小说的佐藤红绿（《啊，把花插入玉杯》《少年赞歌》），创作幽默小说的佐佐木邦（《苦心的学友》），创作推理小说的江户川乱步（《怪人二十面相》），创作少女小说的吉屋信子（《花的故事》《那条路这条路》），创作浪漫历史小说的吉川英治（《神州天马侠》）、大佛次郎（《角兵卫狮子》）等。

日本的儿童文学史学界曾经长期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大众儿童文学这一流派的研究，在事实上给人造成了艺术的儿童文学高于大众的儿童文学这一错误印象。自1959年佐藤忠男发表题为《关于少年的理想主义——〈少年俱乐部〉的再评价》一文后，日本儿童文学界开始了对大众儿童文学的重新评价和深入研究。昭和前期大众儿童文学浓厚的趣味性的确值得重视并给人启示，但是，正如上笙一郎所指出的，大众儿童文学就其本质来说，它包含着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例如，军事冒险小说鼓吹极端国家主义，积极地肯定了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时代小说则强调忠孝道德观念；少女小说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等。日本以1931年所谓满洲事变为直接导火线所发动的为时十五年的侵略战争，无论在国内或是国外，都是与“为把儿童教育成为健全的社会一员”这一儿童文学的目的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