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后期的儿童文学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学翻开了新的一页。由于形势改变,原在延安和晋察冀、后来转至东北的文艺工作者,先后结队南下;而大后方如重庆、桂林等地的作家,也都陆续东进复员,上海、北平、广州等沿海都市重又成为文学活动的中心。现代儿童文学也不例外,尤其是上海,再次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大本营”。随着东进复员,原先在大后方重庆创办或复刊的一大批少儿刊物,先后迁移到上海。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叶圣陶主编的《开明少年》月刊,1945年7月在重庆创刊,1946年7月第13期起迁至上海出版;陈伯吹主编的《小朋友》周刊,1945年4月在重庆复刊,1946年4月第803期起迁回上海;何公超主编的《儿童世界》,1944年在重庆创刊,抗战胜利后也迁至上海,并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上海作为现代中国的最大都市与文化中心,这时期还先后出现了《少年读物》(1946.1复刊)、《新少年报》(1946.2)、《大公报·现代儿童》周刊(1947.5,陈伯吹主编)、《童话连丛》(1947.10,贺宜主编)以及《儿童故事》(陈鹤琴主编)等儿童文学园地。1930年在浙江绍兴创刊、抗战期间辗转金华与福建永安的《中国儿童时报》,也于1947年1月迁至杭州继续出版。以上报刊组成了1946-1949年期间中国儿童文学的主要阵地,这一时期的重要儿童文学现象、新人新作的出现均与这些报刊密切相关。1946年5月,“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在上海成立。这是接受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影响而筹组起来的一个战斗的民间儿童文学团体。其成员大部分在上海,包括陈伯吹、李楚材、何公超、仇重、贺宜、沈百英、金近、黄衣青等,少数在北平、南京、杭州、重庆、福州、香港等地。当时“整个中国的儿童读物——计有三种报纸,十余种杂志,数百种单行本,以及许多次儿童戏剧的演出,游艺会的表演,几乎全部出于该会会员之手”103。在40年代末期,“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像一面旗帜,团结着国内(主要是上海)一大批进步的儿童文学工作者,迎着现代中国历史大变动、大转型前夜的风风雨雨,为推进儿童文学建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该社团在筹备之际,通过热烈讨论,即“对抗日胜利后的儿童文学,提出了必须反映时代,指导儿童注意政治,注意社会等主张,同时还要求用儿童的口语来传达儿童所能了解的意念”104。以后又召开了多次涉及现代儿童文学发展方向的座谈会:1948年4月“儿童读物问题”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由陈伯吹主编的《大公报·现代儿童》周刊主办)105;10月9日“儿童读物的用字和用语问题”座谈会;12月27日“关于儿童戏剧《小主人》及儿童教育问题”座谈会106。这些活动是40年代后期中国文坛最重要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现象。此外,该社团还在上海举办过“儿童读物展览会”(1947.4),编制出版了《一九四八年儿童文学创作选集》,并在《大公报》、《时代日报》、《文汇报》等媒体组织多次“儿童文学特刊”。其中1948年6月1日在上海《大公报》和《时代日报》上发表的“儿童节特刊”影响较大,所有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主张目前的儿童文学必须能使孩子们产生直面现实与丑恶的现实做斗争的勇气和决心,预示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要到来。
从抗战胜利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代儿童文学合着时代步伐,与整个文学一起,在追求光明、呼唤自由解放的时代潮流中不断迈向新的台阶。现实主义依然是整个儿童文学创作的主旋律。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涌现了一大批立志献身儿童文学事业的中青年作家,除了陈伯吹、严文井、贺宜等外,又有金近、仇重、何公超、黄庆云、包蕾、田地、严冰儿(鲁兵)、圣野等。这支年轻而执着的队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迅即成了当代儿童文学的主干力量。五四以来,现代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双肩挑”,即那些关心民族未来、关心儿童文学建设的成人文学作家,如叶圣陶、冰心、张天翼等,同时也是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进入40年代,自上海的陈伯吹始,出现了一批“专职”的毕业从事儿童文学的作家。这是现代文学的一个重大进步,也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金近(1915-1989),原名金知温,浙江上虞人。抗战期间在重庆流浪儿童教养院工作时,接触并了解到许多流浪儿的不幸身世,激起他为国难中的儿童写作的决心。1945年4月首次以“金近”为笔名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反映小女佣生活的儿童小说《这一天》。启用笔名“金近”,表明他要亲近苦难儿童、亲近为儿童服务的儿童文学事业。金近的儿童文学创作主要是童话和诗歌,作品大都收入童话集《红鬼脸壳》(1947)、《顽皮的轮子》(1949),儿童诗集《小毛的生活》(1948)、《小河唱歌》(1949)等。金近的童话“富于幻想和夸张的形式”,“多数是属于讽刺性的”107,揭露和批判社会黑暗势力、向往自由光明是其作品的主要主题。《红鬼脸壳》虚构了一个荒诞的马虎国,马虎国有一条荒诞的法律:每年举行一次抽签得奖大会,大小臣子都可通过抽签得到不同颜色的鬼脸壳(面具),戴上这些鬼脸壳,即可鱼肉百姓,为所欲为,享受各种不同的特权。作品描写文臣针眼儿大臣与武将螳螂大将为争夺最有特权的红鬼脸壳大打出手,两人满脸鼻血,因而都成了“红鬼脸壳”。处于饥荒中的百姓才不理会这一套,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戴着各种鬼脸壳的臣子最后都被压死在倒塌的高楼下。这篇短篇童话是金近的代表作,其深刻的寓意、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强烈的夸张、讽刺艺术,都充分体现了40年代后期中国童话的战斗风格。 与金近童话类似的有陈伯吹的《甲虫的下场》、《亲爱的山姆大叔》,范泉的《哈巴国》(中篇)、《幸福岛》(中篇),何公超的《老兵和桃树》、《救火记》,吕漠野的《狐狸吃鸡》,严冰儿的《掉到月宫里去的富翁》,黄衣青的《财神来了以后》,方轶群的《我是一张钞票》等。与童话同步的儿童小说也深蕴着类似的主题和风格,如仇重的《数米记》、施雁冰的《爸爸回来了》、方轶群的《为什么我们没有》、钟子芒的《婴孩》、胡伯周的《蛋糕的梦》、吕漠野的《爸爸抽鸦片啦》、揭祥麟的《小歌女》等。这些作品都是直接间接地切入当下社会世相,揭示抗战后国统区的种种“世纪末”现象,表现了反饥饿反内战、争取自由民主等重大的时代主题。特别应提到的是丰子恺。这位在二三十年代以“童心崇拜者”自称的作家,在40年代后期一改风格,写出了《伍圆的话》、《明心国》、《赤心国》、《大人国》、《续大人国》等多篇直面社会人生、针砭时下世风的童话。《伍圆的话》出色地运用了白描讽刺手法,通过一张伍圆钞票几经周折最后落到只有垫桌脚的价值的故事,凸现出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丰子恺的童话注意借鉴民间文学的特色,清新自然,娓娓道来,于不动声色之中透露出作家那一颗忧国忧民的沉沉之心。 抗战后的儿童戏剧活动主要集中在上海。反映社会世相的现实题材依然是儿童剧创作的重心,此外也有一些表现儿童生活题材的作品。1947年,何公超发表独幕话剧《狼逃到哪里去了》和两幕童话剧《种瓜》。同年4月,由董林肯根据苏联著名儿童小说改编的多幕剧《表》在上海上演,引起很大轰动。1948年10月,上海成立了“儿童戏剧工作者联谊社”,以“多创作短小精悍的作品,便于广泛传播”108为宗旨,推出了一批作品,主要有《压岁钱》、《小红灯笼》、《卖火柴的女孩》、《玻璃门》、《人面蜘蛛》、《新渔光曲》等。包蕾(1918-1989)是一位长期坚持儿童剧创作的作家,抗战期间写的反映流浪儿悲惨遭遇的多幕剧《雪夜梦》(1939)是其代表作。1946年后在上海创作了《胡子和驼子》、《巨人的花园》、《瓶里的魔鬼》、《寒衣曲》、《求仙记》、《玻璃门》等十多种儿童剧。这些剧作大多反映社会现实矛盾与不平,呼应着时代脉搏。《玻璃门》以一扇透明的大饭店玻璃门为背景,折射出门里门外两个贫富不同的世界,有形的门与无形的门使人与人之间“各不关心,各不相干”,显示出贫苦儿童发自心灵的不平之鸣及对新生活的向往。由董林肯创作的儿童剧《小主人》一度饮誉上海戏剧舞台,感动过无数小观众和大观众。“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特在1948年12月举行座谈会加以探讨。陈伯吹认为:“《小主人》一剧中所描写的,是抗战时期的悲剧,同时也是现时内战的悲剧。此时此地,仍然可以看见无数的小主人,正在受苦受难,过着颠沛流离的非人生活,到现在还没有终止。当剧演到高潮时,许多小观众的泣声和台上演员的哭声遥相应和……”109。与《小主人》产生同样轰动效应的还有根据张乐平1947年创作的连环漫画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三毛流浪记》(阳翰笙、陈白尘等编剧。上海昆仑影业公司1948年10月开拍,1949年8月完成,12月公映)。《三毛流浪记》以幽默机智的笔触,精心结撰了一组组笑中含泪的画幅,描写瘦弱的流浪儿三毛,怎样做报童、擦皮鞋、当学徒……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受尽人间折磨和凌辱,同时也培养起聪明机智、坚强不屈的性格。张乐平的漫画和同名电影真实地反映了40年代末期广大贫困儿童的艰难生存环境及与命运的搏斗,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流浪儿童的典型形象,成为中国现代最有影响的儿童人物形象之一。 郭风、黄庆云、田间、严冰儿、圣野等是活跃在东南沿海的一批儿童文学新人。福建的郭风(1917-2010)长于儿童散文与儿童诗的创作。1945年由福建改进出版社出版的《木偶戏》一书,收入了《油菜花的童话》、《小郭在林中写生》、《菌的旅行》、《小野花的茶会》、《豌豆的三姐妹》等佳作。1948年又在《星闽日报》上连载中篇童话《豌豆仙子》。浓郁的乡土气息、活跃的儿童情趣与自然飘逸的风格,透示出作家对新生活的热烈向往和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黎烈文认为郭风“以一个可贵的童稚心灵,给我们眼前所见的万事万物,一草一木,赋予了一种纯真的生命,写来自然而亲切,充满着蓬勃的清新气息。”110广东的黄庆云(1920—)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文学硕士学位,1941年在香港创办《新儿童》半月刊,以“云姊姊”的笔名与小读者通信,这份刊物的读者远及东南亚及美、加等国。黄庆云的作品主要有《庆云童话集》五册,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民间文学或是在对民间故事的选择、改写中体现自己的主体意识,充满向往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的理想主义色彩。浙江的田地(1927—)、严冰儿(即鲁兵,1924—)、圣野(1922—)是三位年轻的儿童诗人,作品大多发表在杭州的《中国儿童时报》和上海的《小朋友》、《新少年报》等报刊上。他们的诗作短小清新,注重儿童情趣,并深深关注着旋转的现实社会,显示出诗人接受社会现实和自然现实投射的敏感性、多样性与丰富性。如圣野的代表作《欢迎小雨点》: 来一点,/不要太多。//来一点,/不要太少。//来一点,/小菊们撑着小伞来等。//来一点,/荷叶站出水面来等。//小水塘笑了,/一点一个笑涡。//小野菊来了,/一点敬一个礼。 诗的语言洗练、活泼、亮丽,犹如滚动在雨后荷叶上的水珠。诗的情感热烈、真挚、奔放,青春的激情脉动在诗的一切符号里,充满着对新生活、新世界的强烈向往。 这一批40年代后期成长起来的儿童文学新人,正站在两个世界之交的转捩点上。过不了多久,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隆隆礼炮,穿过30多年时光隧道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就将大踏步地走进当代,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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