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始终将目光紧盯着脚下的黄土地，强调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统一，中国风格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注重整体精神，体现出以个人对大众社会、民族贡献为人生意义的价值观；注重寓教于乐，着力表现童心真趣，努力用适合儿童审美接受心理与思维特征的方式来进行创作的儿童文学观。

必须申明的是，我在这里提出的现代中西原创儿童文学的两种类型及其特征，只是试图做出一种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自然更不意味着幻想型儿童文学的价值要高于现实型儿童文学。一种理想的和谐的适合于全面提升少年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儿童文学原创作品的生产，应该是这两种类型的文学作品的互补和共生，而不是顾此失彼，这两种类型的文学都具有不可替代与缺失的价值意义。正因如此，我很讨厌有的媒体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哈利·波特》”“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安徒生”，在这种质疑的背后隐含有“中国没有儿童文学”“中国产生不了一流儿童文学作品”的论调。我认为，20世纪中国现代原创儿童文学同样有着优秀的、一流的、经典的作品。中国没有安徒生与《哈利·波特》，只是说明我们在另一种类型即幻想型儿童文学的生产方面似乎比较欠缺，而在现实型儿童文学即现实主义文学方面，我们丝毫不逊于西方。

展望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我认为，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坚持不懈地发展现实型儿童文学的生产，同时要将已有的一流作品向世界推介，让世界认识、把握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事实与成就；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关注与投入幻想型儿童文学，争取有一个突破，争取生产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一流的原创的幻想型儿童文学。现实与幻想是儿童文学的两只翅膀，中国儿童文学要发展，这两只翅膀要同时飞翔！行文至此，我想提出一个“曹文轩模式”。曹文轩主要从事未成年人小说——成长小说的创作。他的作品包括《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红瓦》、《根鸟》以及最新出版的《青铜葵花》显然是扎根现实的，直接服务于今天少年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需要。但是，他的作品所表现出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现实型文学的构建、方法、意境、情趣、格调，又不同于以往的现实型儿童文学。在曹文轩的作品中我们还能看到另外的一面，那就是张扬幻想，崇尚人的情感与欲望，关注人的精神、灵魂与境界，追求艺术永恒与审美感动。在这种特质背后，我认为隐含着一种幻想型儿童文学的因素——他把儿童文学的价值取向置于影响人的情感、性格、精神与灵魂，重在打造人性的养成，而不是重在影响人的意识形态、社会认知、人生立场。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浪漫的、诗意的、想象的、空灵的、飞翔的特质。这与传统的现实型儿童文学作品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草房子》的背景是上世纪60年代初，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民生凋敝，生存艰难，人的精神状态比较粗糙，但我们在这部作品中很难看到这一面，而更多地看到的是江南水乡的一种舒缓、温柔、优美的格调与人性向善向美的精神延伸和拓展，这里面有曹文轩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在起着作用。我认为曹文轩的小说是一种现实型构架与幻想型精神的有机融合。这种模式对于我们今天的原创儿童文学生产是很有启发性的。

总之，21世纪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第一，应取现实型与幻想型形成互补、两只翅膀一起飞翔的路向，用更加丰富的多元的儿童文学作品服务于我们的少年儿童；第二，应寻找、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创作模式和风格，使之既不同于以往的原创又不同于西方的原创，为新世纪的少年儿童提供优质丰产的精神食粮。

中国文学、文化的现实主义传统

为什么中国儿童文学会选取现实型儿童文学即现实主义而不是其他？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儿童文学”这种特殊文学最基础的内涵进行解读和思考。

儿童文学本质上是张扬浪漫主义精神的文学，是一种“飞起来”引人仰望天空的文学，是儿童喜欢的、接受的、契合儿童精神世界的文学，显然它同成人文学是不一样的。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反观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就会发现中国儿童文学似乎更多的是“沉下去”的文学即紧贴地面的文学，更多地张扬的是现实主义旗帜，引人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当下的文学，在某些时候，中国儿童文学甚至会有“成人化”气息。为什么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走向和主潮是现实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这就需要我们小心地、多维度地探究其中的原因，这是我们这一章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一定的文学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审美物态化产物，因而，我们应从中国文化传统、文学传统尤其是20世纪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以及这一时代对文学包括儿童文学的特殊要求出发来加以考察。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说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思想基础和价值取向的文化。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但有儒家思想，还有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等，春秋战国时期还有百家争鸣。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走向，是以儒家文化为主要的思想基础，是一种强调现世今生脚踏实地的生命文化。中国儒家思想的内涵非常丰富，但核心是八个字：“经世致用、内圣外王。”内圣是指有很高的身心修养与德操品行，内圣方能外王。这里的“王”是一个动词，指的是对外能治国理政平天下。因而儒家思想强调“士”（知识分子）应关心现实，关心国家、民族的利益，关心政治。这种价值取向自然而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文学传统，影响到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经过历代“士”的践行与弘扬，推而广之，传而久之，由此形成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更多的是清醒的现实主义，不尚空想玄谈，讲究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