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系列：“自立型”。比之前两类，“自立型”小说对少儿“内世界”的理解与探究进入了更深层次。作家比较正确地把握了处于新的自我开始觉醒阶段的少年的独特心态，并将这种心态置于被心理学家称为“亲子关系隔阂”即所谓“代沟”的矛盾之中，在社会文化背景下，观照少年个性的发展与精神的提纯。刘心武《我可不怕十三岁》中的“我”，力图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掌握的知识去规范行为，对成年人的指令不再盲目相信与无条件执行。曹文轩的《古堡》塑造了两个完全按照自己意志行事、自己的问题自己判断解决的具有鲜明自立精神的“小小男子汉”形象。属于同样性格系列的还有《遥遥黄河源》（陈丽）中孤单一人万里寻父，初步接触到人生复杂课题的17岁少年路晔；《弓》（曹文轩）中不要他人施舍、宁可自谋其食的温州弹棉花孩子；《蓝军越过防线》（李建树）中敢于表现自我，摒除形式主义而在野营活动中率先冲上贡戈尔峰的“蓝军”少年张汉光；《从山野吹来的风》（夏有志）中过早经受生活摔打，泼泼辣辣地与风雨搏斗的乡村姑娘秀芸等等。作家热情地支持了小说主人公初萌的自立、自强意识，表现了当代少年新的健全的文化心理与昂奋进取的阳刚气质。如果说，这些作品是对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少年自立精神的热情肯定，那么《猪屁股带来的烦恼》（苏曼华）、《我要我的雕刻刀》（刘健屏）、《墨浓力劲的一笔》（张微）、《罗森塔尔效应》（小民）表现的则是此种精神如何在缺乏理解与信任的生活环境中遭受的委屈、压抑与困惑。怎样正确对待当代少年的人格独立性、思维创造性、行动自主性，这无疑是引导他们健全地走向成熟、走向社会的重要课题，对于培育、强化我们民族未来一代精神性格中的竞争因素、开拓能力、阳刚气质，克服柔弱、驯良等某种阴性基因有着重要意义。因之，“自立型”少年系列形象的出现及其提出的问题，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

第四系列：“断乳型”。若说以上三类小说的系列形象侧重于通过人物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抒写少年精神的话，那么“断乳型”系列则是切入到处于身心发育突变阶段的少男少女“内世界”的深刻裂变，直接揭示人生黎明风景线的种种隐秘、困惑与求索。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的一生有两个断乳期，一是婴儿长大不再吃奶的“生理性断乳”，二是正在走向成熟进程中的少年渴求个体独立的“心理性断乳”。他们开始寻求父母影响不到的小天地，力图脱离大人的“势力范围”，并对其监视做出种种虚张声势的反抗（如陈丹燕《上锁的抽屉》、茅晓群《为了没有失去的》）；表现出对异性少年的朦胧情愫，表面回避而内心憧憬的悖反现象（如丁阿虎《今夜月儿明》、任大霖《人生的青果》、罗辰生《少年的心》）；探寻走向人生黎明风景时将会遇到什么样的生活之谜（如韦玲《出门》）。“断乳型”小说把对少儿主体人格的尊重推向了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独立存在的精神领域。作家倾心于对天真纯情的少年丰富心理世界的把握，致力于充分个性化和生活多样化的艺术刻绘，恰如吹过少年心域的一阵绿风，给人以温暖的人道精神和悠悠不尽的美的遐思。

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尤其是小说，已经把创作视野直接拓展到了人物的“内宇宙”，将审美意识、当代意识与小读者的接受心理互相融合沟通，沉着和执着地加快向“人学”的回归，加快走进人（自我）的领域，帮助引导年幼一辈完成从“自然的人”到“社会的人”的和谐转化，用以培育出人格崭新、素质优秀的一代国民。——这是在摆脱了“成人中心论”的羁縻，确认以少儿内心精神机制为基准的具有本体意识的儿童文学审美尺度以后所带来的必然变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在修复了自身扭曲的形象之后，终于回到了三亿六千万颗天趣澎湃的童心海洋之中，获得了自身的价值、位置与艺术生命。

重建人的意识，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这是新时期文坛不断高扬的一种儿童文学美学原则。曹文轩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1988）一书中特列专章探讨儿童文学，力倡“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与此相呼应，汤锐在《比较儿童文学初探》（1990）一书中，也特别探讨了有关新时期儿童文学“人的主题”问题。他们认为，塑造未来民族的性格是新时期儿童文学“主题的核心”。“只有站在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这个高度，儿童文学才有可能出现蕴含深厚的历史内容、富有全新精神和具有强度力度的作品。”（曹文轩）“这是一个充满忧患情绪、强调社会责任感、具有功利性质的观念，是传统儿童文学之主旋律‘树人’观念的延伸和变奏，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汤锐）在“人的主题”的旗帜下，“儿童的一切均指向未来，儿童的存在和意义与民族的生存和意义是融为一体的。”儿童文学作家正在从事与未来民族性格的重要对接，从事儿童文学与人类命运之间的重要对话。

吴其南关于儿童文学“成长”主题及探索性少儿小说之探索，也属于这一范畴的理论思考。（吴其南：《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成长主题》、《“探索性”少儿文学之探索》）“希望是在于将来。”（鲁迅）在人类的文化中，子女的存在，儿童的成长，往往是被看作自己生命的延续。作为社会、成人与少年儿童进行文化对话、精神沟通的儿童文学，“不仅反映着现实的社会生活，更反映着社会、成人对下一代，也即自己的未来的愿望和设计”。于是，如何造就未来一代的“成长”就成了儿童文学的“永恒主题”。吴其南认为，“在整个新时期少儿文学中，人们的价值取向一直是偏向有独立个性的少年儿童这一边的”，这一成长主题的变化，“反映出现代中国人的成长观念与西方的成长观念正在有着某种程度的接近”，并由此导致了新时期儿童文学（尤其是少年小说）人物形象和整个人格结构、成长目标的深刻变化与更新。80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界不时出现的关于塑造“小小男子汉”形象、儿童文学需要“叔叔”型硬汉、需要“阳刚之气”的呼唤，尤其是一大批多角度、多层次描写当代少年成长主题的小说的出现，直接将“人的主题”“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这一旗帜插上了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峰巅。这些作品是直接对准“承认人的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承认社会应是由丰富完满的人格结构的个体构成的社会，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是成长的首要目标”（吴其南）的。此外，沈石溪动物小说所张扬的生命意识，刘先平大自然探险系列作品所力倡的绿色环保意识，云南“太阳鸟”作家群、辽宁“棒槌鸟”作家群所倾心营造的健美风格与边地特色，其美学追求的总趋向也是指向这一“成长的首要目标”的。我们还应特别提到班马对“儿童性”——儿童生命世界的执着探索，他的小说《鱼幻》、《迷失在深夏古镇中》，散文集《星球的细语》以及理论专著《前艺术思想》等，就艺术地再现描绘儿童生命状态、儿童原始思维、儿童生命与原始人类生命的幽秘联系，并从学理层面加以探讨提炼而言，其所做出的努力和所提出的议题，已成为当代儿童文学的一个必须面对和研究的现象，轻易绕不过去。

正是以上种种新潮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合力作用，才极大地提升了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增强了作家的使命意识、人文担当与社会责任感。这一股南北呼应、东西合流的不容抗拒的新潮之风，正鼓荡起中国儿童文学美学精神的风帆，向着21世纪破浪行进！

从单一标尺走向细分读者

新时期儿童文学拓展之三：校正了儿童文学标准单一性与创作现象丰富性之间的矛盾错位，确认以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与接受心理来建构多层次的儿童文学分类，以推进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

从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儿童文学理论界曾围绕着儿童文学的定义、特点、功能等问题进行过无休止的论争，并随着文化背景的变化，与政治问题扭结在一起。进入80年代，当成人文学已突破许多陈腐观念的束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诸如“方法热”“文化热”等现象时，儿童文学界还在为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搞得不可开交，比如儿童文学的成人化与儿童化，儿童文学可不可以反映生活的阴暗面，可不可以表现少年人的朦胧情愫等等，依然“禁区”重重，左顾右盼，创作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这说明儿童文学肯定还有一个根本性的理论课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长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界存在的“儿童文学标准单一性”与“创作现象丰富性”之间的矛盾错位。具体地说，就是分别从不同接受对象的角度（如从幼儿的接受能力与审美情趣）出发，以此作为立论依据，去统率、涵盖、要求整个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与艺术创造。这就好像“比着箍箍买鸭蛋”，凡是不符合我认定的标尺，就不是“儿童文学”。由此造成了一系列问题的混乱，大家各吹各的号，各定各的调，互不买账，互相指责，使儿童文学发展在这个“瓶颈”上卡了壳。

理论的窘态使人们一度担忧80年代的儿童文学是否会再次陷入“白马非马”的命题纠葛而阻遏自身的超越。然而，历史毕竟前进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趋势，东西文化的八面来风，当代文坛的迭出新潮，为儿童文学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参照系，并形成了自身的主体思维方式和全方位、多维度接纳美学信息的网络结构。接受美学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是这一网络结构中最富于理论价值和启迪意义的变革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