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精神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直有一种使命意识、责任意识、社会担当意识，有一种献身精神，强调理想与坚守：“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志存天下，忧国忧民”。孔子倡导“学而优则仕”，这是对读书人、对知识分子非常高的要求。孔子的本意是说，你既然是优秀人才，学问好，文章写得漂亮，那就应当有远大理想与抱负，出来为官做事。但这做官不是为你个人谋私利，而是为天下谋公利，为国家、民族服务，为大众服务，谋利要谋天下利。孔子反对学问好就摆架子，隐居深山，要三顾茅庐四处说情才能出来。“学而优则仕”原本深义存焉，但后人有误读曲解，将读书作为升官发财撞大运的捷径与敲门砖，显然这与孔子思想背道而驰。

在中国文化精神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影响下，中国文学有一重要的传统，即“文以载道”。“文以载道”出自宋代理学家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周敦颐此说由中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的“文以明道”发展而来，经周敦颐的解释而得以完善。“文以载道”的意思是说“文”像车子，“道”像车子上所载之货物，货物通过车子的运载，方可到达目的地。因而“文以载道”强调文章要有用，要服务于“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的内涵很丰富。老子《道德经》中的“道”，或指方法论的“道”（道路），《说文》：“道，所行道也。”或指本体论的“道”（自然规律），前人名之为天道，如四时之通行、日月之代明、星辰之躔次等皆是。或指价值观的“道”（道德），先民谓之为人道。韩愈《原道》篇：“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从道路引申到人所当行的路、当做的事，以及自然界、人文界的一切现象和法则，一切事物的原理和方法。

显然，“文以载道”是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观点，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文学思想，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文学创作、写文章，都要把“载道”这一崇高目标放在首位，要能载“道”，含有“道”的实质。“道”是内容，是目标理想，是价值取向，是民族精神。“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径。俯贻则于来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陆机）“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这里要求的都是士与文学要有大担当、大用处，这就是“文以载道”。

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强调关注现实，关注脚下的这片土地，以治国安邦平天下，以实利实效为目的。中国文学曾经深深地打动、感染、触发过天下无数心灵的作品，通常是那些关注现实的作品，是《诗经》中的《伐檀》、《硕鼠》，是杜甫的深刻地反映民间疾苦及乱世中身世飘荡的“三吏三别”，是明清小说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即使像屈原那样创造了《离骚》、《天问》等浪漫主义杰作的作家，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问题的纠集上来。屈原是了不起的诗人，有人说《天问》是我国科幻文学的开山之作，提出了很多关于宇宙天体的问题。但是最后，屈原还是要回到现实，回到他的楚国土地上来。仰望星空并不能解析脚下大地的种种矛盾困境，最后只能遗恨地沉到汨罗江去了。

现实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情怀，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学的传统。这种传统造成了古代作家的两种性格：如果能够伸展他的抱负、为皇上为天下所用，就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以朝廷、国家、民族的利益作为他的价值追求和抱负，这是一面。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大量作品所表现的正是关于现实的、民族的、社会的问题，是以儒家的“经世致用”为整体价值取向，从中体现出作家的精神性格与文学功效。但还有另一面，另一种性格：一旦作家的愿望没有实现，遭遇逆境，就会用道家思想来安慰自己，出现像谢灵运、陶渊明、李白这样的作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回归自然隐逸山林去释放他的天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王维），寻找他的精神安顿。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中还有山水诗、性灵派，还有纯粹表现个性、张扬自我的文学。显然，这类作家走的是另一个极端。

中国古代有两大文学作品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传统：一是代表着黄河流域文化文明的《诗经》传统。《诗经》反映的是北方中原地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与审美表达，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诗经》里面的风、雅、颂整体上体现的是现实主义。二是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南方长江流域的文化传统，显然这是与主流的北方中原文化思维不一样的浪漫主义。《诗经》、《离骚》的互补共生开启了中国文学传承数千年的艺术版图，从整体上说，中国文学的总体价值取向是以黄河流域《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为主脉的。

这种传统自然会深刻影响到近现代文学，乃至影响到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似乎有种天生的使命意识、社会责任意识以及“以笔为旗”为民族服务的意识。我们试以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为例进行解析。《稻草人》是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短篇童话集，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原创童话作品。这里我们要具体分析的是其中的一篇短篇童话《稻草人》。

《稻草人》的艺术结构是三段式的描写，以20世纪初期中国破产农民的不幸遭遇为题材。故事中的稻草人看到了老农妇在庄稼成熟的时候被遍地蝗虫吞噬了成果；看到了渔民的孩子冻饿在船上；看到了命运凄惨的下层妇女哭泣着跑去投河的不幸遭遇。这一切都被稻草人看到了，听到了，但他既不能呼喊，又不能跑去拯救，唯一能做的是挥动他的破扇子，而这把破扇子还需借助风的外力才能舞动。这就非常深刻地写出了稻草人内心的焦虑和痛苦。如果他没有看到、没有听到，就不会难过，但是他看到了、听到了，但他无所作为。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无奈地、痛苦地倒下了，倒在了一片黄土地上。“稻草人”是一个象征性的童话人物形象。这个人物有良知、想作为，但是他的手、足都是被捆住的，只能默默地插在田中央，静止，不能动。这就是稻草人的痛苦与定位。《稻草人》写出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巨大的精神痛苦和焦虑。1982年，叶圣陶曾“夫子自道”，解析了“稻草人”的象征意义。他说，他写的“稻草人”正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却又没有力量、没有办法可以改变环境、帮助别人的人，是旧中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是不自觉地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苦恼。（见1982年6月15日《文汇报》）——这就是“稻草人”深刻的象征意义、文化意义：现代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既要服务社会、要解救民族生存困境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而又无能为力、心有余而力不足、内心痛苦焦虑的矛盾纠结，在“稻草人”身上找到了最好的诠释。《稻草人》体现的正是中国几千年来所传承的一种“家国文化”思想影响下的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与文学传统。

因此我们要很好地理解稻草人这一形象，这是了不起的艺术形象，代表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经典的形象。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性格，有什么样的担当、什么样的痛苦，我们都可以从这个形象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