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0年代到70年代，对于美国儿童文学来说，历史小说极为出色。历史小说同样沿着拓展题材和主题的轨道发展，却没有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种种流弊。60年代以前的历史小说多是传奇模式，表现历史英雄的行为和业绩。到了60年代，历史小说的触角开始伸向以前从未接触到的领域，撩开历史的面纱，使小读者看到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历史戏剧。历史小说所取得的成就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局面：1961年的纽伯里奖的得主是司各特·奥·台尔的历史小说《蓝色的海豚岛》，1974年的纽伯里奖的得主又是历史小说——波拉·福克斯的《月光号的沉没》，两位作家又分别于1972年和1978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为美国儿童文学带来了世界级的殊荣。

司各特·奥·台尔出生于美国洛杉矶，是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的后裔。曾就学于西方学院、威斯康星大学、斯坦福大学和罗马大学，做过摄影师和书评工作，还在美国空军服过役，后来成为新闻记者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历史权威。《蓝色的海豚岛》是他为少年儿童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曾获1961年纽伯里奖，1972年又以该书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事过几年，他的另外3部中篇儿童小说《国王五世》（1966）、《黑珍珠》（1967）、《月下歌声》（1970）均获纽伯里奖。他的儿童小说还有描述一个迷上莫比·迪克的南塔基特船长的《黑色独木舟》（1968）、《旅行到杰里乔》（1969）、《托泼埃尔·庞培的宝藏》（1972）、《北极星巡游》（1973）、《大孩》（1974）、《戴伊不敢猎的鹰鹫》（1975）、《齐娅》（1976）等，作品极其丰富。他在80年代的最新作品是《萨拉·毕晓普》（1980），描述一个在美国革命期间在新英格兰的荒野里保卫自己的女孩的故事。司各特·奥·台尔的儿童小说取材于历史，以高度的叙述技巧，在小读者面前展开新奇、遥远、陌生、神秘的生活，具有深深的吸引力，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蓝色的海豚岛》的素材是一段历史记载：1835—1853年期间，在离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岸很遥远的圣尼古拉岛上，曾有一位印第安姑娘，孤零零在岛上奇迹般地度过18个年头，司各特·奥·台尔据此塑造了卡拉娜生活在蓝色海豚岛的故事。蓝色的海豚岛外形就像一条侧躺在海洋怀抱中的海豚，岛的四周有成群的蓝色海豚，以卡拉娜的父亲为首领的印第安人一直在这里安居乐业。但时时闯进俄国人，他们来猎捕海獭，还不肯按约定分给印第安人。在一次冲突中，俄国人杀死了卡拉娜的父亲和大部分印第安男人，剩下的人被迫乘船到美国东部去谋生。卡拉娜为了等弟弟而留在岛上，后来弟弟被野狗咬死，只剩她一人生活。她独力修建住所，制造武器和捕猎用具，和野狗斗争，捕猎海中的动物，历尽艰险磨难得以生存。卡拉娜是一位鲁滨孙式的少女形象，她的奋斗精神和带有浪漫色彩的冒险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光彩。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蓝色的海豚岛》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它不是描写某个历史事件，而是追溯印第安人的一段历史经历，沿着“人与自然”的主题展示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通过印第安人被阿留申人残杀的不幸遭遇，抨击了战争与掠夺，显示出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和正义性。在作品情节中，存在着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这两种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正是那个历史时期印第安人所面临的生存问题。

大自然的环境是作品整体的一部分。小说前半部，它只起到烘托人与人的矛盾的作用，渲染印第安人的灾难气氛。阿留申人残杀印第安人的情景由于暴风雨的到来而显得格外黑暗可怕：

北部深海掀起的波浪向海豚岛滚滚而来。这些波涛在岩石上撞得粉碎，连吼带叫冲进了岩洞，白色的水花高高溅起。天黑以前，肯定有一场暴风雨。

……

我们在暴风雨中奔跑，瓢泼大雨扑打着我们的脸。

这里的大自然环境显然是作为人为惨剧的背景来描写的，用浓笔涂抹出一种色彩。到了小说后半部，大自然变成一种对立面，一种对抗力量，变成人搏斗的对象。同样描写暴风雨，却细致得多，一笔一笔刻画，构成威胁人生存的危险情景，显示人与大自然搏斗的生命精神：

周围的空气突然把我紧紧围住。有一种微弱的声音，好像一些巨兽在从牙齿缝里往肚子里吸气。万里无云的天空发出隆隆的响声，愈来愈近，灌满了我的耳朵。接着，在那海滩上的一片亮光和那些光秃秃的大小礁石外面，离它们还有一英里多远的地方，只见有一排巨大的白色浪峰在向海岛铺天盖地涌来。

这浪峰仿佛在海天之间慢慢移动，但实际上它是大海本身。我把戴在眼睛上的眼罩摘下来。我在惊恐之中沿着沙坑奔跑。跌倒了，爬起来再跑。头一个波涛打来，我脚下的沙子都在颤抖。溅起来的海水像雨一样泼在我周围。泼来的海水里尽是海草的碎片和小鱼。

沿着弯弯曲曲的沙坑我能到达山洞，登上通向后山的小路，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水已经涌到我膝盖周围，四面八方都有一股水势在拖住我。峭壁出现在我前面，尽管岩石上很滑，有海草青苔，我还是找到一个抓手立脚的地方。我就这样一步步地挣扎着往上爬。

浪峰从我下面经过，吼叫着向珊瑚湾冲去。

一时声音消失了。于是，大海开始寻找它原来的位置，一股股长长的、带泡沫的水流迅速往后退去。这个浪潮还没有退完，另一个大浪却又从南边冲来，也许比头一个还要大。我抬头往上看，上面是笔直的峭壁，我再也不能往上爬了。

我用脚踩在一块窄窄的石棱上，一只手插入石缝，脸凑在峭壁上站着。越过肩膀我看到波涛正在过去。它来得不快，因为另一个波涛还在往后退。起先我以为它不会打到这里来了，因为两个波涛在沙坑外面突然相撞起来。头一个

波涛往海里直泻而下，第二个波涛则在拼命地往岸上冲。

它们像两个巨人一样，互相碰撞。在空中升起一股水柱，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又倒向另一边，发出一种像在战斗中折断了许多大镖枪的响声。在太阳红光的照射下，两个波涛溅起的水花就像泼来了一阵血雨。

第二个波涛慢慢地赶着头一个波涛往后退去，又慢慢地盖过了它，然后以胜利者的姿态，拖着被征服的波涛向海岛冲去。

波涛猛扑峭壁。长长的水舌在我周围涌流，我既看不见也听不见。水舌在舔所有的缝隙，在拉扯我的手和夹住石棱的光脚。它们沿着石面在升起来，越升越高，都快触到天了，这才气力不加，跌落下来，嘶叫着经过我的身旁，又汇入了冲击山洞的水流。

忽然周围一片寂静。在寂静中我听得到自己的心跳，我这才知道我的手还抓在岩石上，这才知道我还活着。

这幅惊心动魄的人与自然相搏斗的画图，真实地拍摄了光彩动人的历史瞬间，它的动人力量丝毫也不逊于千军万马奔腾在古战场的宏伟场面，因为它的主体是人，处于画面中心地位的是年轻的女孩卡拉娜。

卡拉娜的形象正是在与自然搏斗中树立起来的。她在蓝色海豚岛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都强烈地感受到自然的力量，都显示出克服自然困难的生存意志和创造力量。通过她与自然的冲突，我们看到自然在强硬地左右人们的行动，有时需要人类使出全部力量与之斗争。尽管这种斗争并不能完全征服自然，但人类还是勇敢地斗争着，永不屈服。这就是作者创造鲁滨孙式姑娘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无论是阿留申人对印第安人的欺诈和挑战，还是卡拉娜在蓝色海豚岛的生存努力，都使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历史时代。当作者在复活历史的时候，特别注意描述当时的文化习俗，让印第安人的文化习俗体现出历史的真实。作品中写到印第安人对名字的禁忌：“在我们部落里，人人都有两个名字，真正的名字是秘密的，很少使用，还有一个是普通的名字，因为如果别人经常使用你的秘密名字，它就会用得太滥，失去魔力。”因此，印第安人把他们首领的死归结为把自己的秘密名字告诉了俄国人，“由于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名实姓，大大削弱了他的力量，以致在同阿留申人和卑鄙的俄国人的战斗中没能回来。”书中还写到部落禁止妇女制造武器的迷信，如果有妇女制造了武器，那么就会遭到惩罚：“风会从世界各个角落四面八方吹来闷死她，大地会震动把她埋在震倒的岩石下面，大海会在一次可怕的洪水中升起，把岛都淹没。”印第安部落的巫术也被作者提及，他们有驾驭风和海的巫师，通过巫师可以跟好几代以前的祖先商量问题。这些禁忌、迷信和巫术的出现增加了作品的历史感。特别高明的是，作者一方面利用它们作为历史的真实因素，另一方面又打破了对它们的信仰，用女主人公卡拉娜的行动去证明它们的荒谬，完全消除了给小读者带来不良影响的可能性。

当司各特·奥·台尔撩起历史的面纱，让小读者看到真实的历史生活时，所遵循的不仅仅是真实的原则，还有科学和进步的原则。他的另一部优秀的儿童历史小说《黑珍珠》也是如此，以“恶魔魟鱼”的传说开头，却以“恶魔魟鱼”传说的破除为结束，或者说，以传说为故事的框架，以真实的生活为故事的内核。

作品中的小主人公拉蒙这样开始了他的叙述：“在我们拉巴兹城，或者在遥远的海滨一带，或者在加利福尼亚海湾的崇山峻岭里，人人都听到过‘恶魔魟鱼’的传说。”大人们用“恶魔魟鱼”来威吓不听话的孩子，拉蒙的妈妈和他那些小伙伴的妈妈都这样做。当拉蒙年满16岁后，他请印第安人罗尚带他去礁湖采珍珠，罗尚告诫他千万不要去魟鱼洞，魟鱼洞里的珍珠属于“恶魔鱼魟”，采走了珍珠会受到魟鱼的惩治。罗尚进出礁湖都要掀掀帽子以示对“恶魔魟鱼”的敬意，而且不敢讲话，因为“恶魔魟鱼”会听到。“恶魔魟鱼”还会变成人到拉巴兹城，在教堂里进进出出，当它外出归来，它在鲨鱼和小鱼群里的朋友会把海上的见闻告诉它。印第安人的迷信没有吓倒拉蒙，拉蒙到礁湖采到了一颗握满一手的特大特美的黑珍珠，他的父亲把黑珍珠献给圣母，祈求圣母保佑船队出海平安。船队出海了，遇上大风暴，全军覆没，只生还一个塞尔维亚人。拉蒙猜测父亲的死也许真的是“恶魔魟鱼”的报复，就把黑珍珠从教堂偷出来，扔回礁湖，悄悄跟在他身后的塞尔维亚人跳进水中捞出黑珍珠，迫他一起去卖黑珍珠。塞尔维亚人叫他不要相信关于“恶魔魟鱼”的传说，告诉他船队覆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父亲相信有圣母保佑而没有躲进避风港。他们的船开出不久，一条巨大的魟鱼就跟着游过来，塞尔维亚人与魟鱼英勇搏斗，同归于尽。拉蒙得以生还，把黑珍珠放回教堂。结尾写道：

外面，金色的阳光洒在屋顶上，钟声还在城市上空回荡。钟声也在我心里回荡，因为这是崭新的一天，从这一天起，我成为大人了。我成为大人，不是在我成为“赛拉查父子珍珠行”合伙人的那天，也不是在我找到“神珠”的那天，而是在这一天。

空中回荡着钟声，我在金灿灿的阳光中走回家去。一路上我在动脑筋编一个讲给我母亲听的故事，因为她不会相信发生的事情。如同我不相信她以前讲的“恶魔魟鱼”的故事一样，她也不会相信我现在讲的“恶魔魟鱼”的故事。

拉蒙之所以认为从这一天起自己成为大人了，就是因为他已经从“恶魔魟鱼”的传说中走了出来，消除了从童年起就留在心中的一团迷信的阴影，能够独立自主地处理好黑珍珠的归宿。

可见，拉蒙的成长过程就是破除对宗教和神怪迷信的过程。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死使他不再相信靠圣母保佑就可以平安无事，塞尔维亚人的死使他不再相信所谓“恶魔魟鱼”的真实存在。通过拉蒙的成长过程，体现了自己掌握命运的信念，反映了人类文明史上必经的一个历史过程。作者在《黑珍珠》中所表现的显然是一种科学的、进步的历史观。

在《黑珍珠》中，拉蒙的成长、佛密令海一带采珠人的生活、“恶魔魟鱼”的传说，都紧密地组织在一起，使之浑然一体的正是那颗特大特美的黑珍珠。围绕着黑珍珠，作者展开了多姿多彩的历史生活画卷，真是美不胜收，产生了无穷的艺术魅力。出现在作者笔下的有：拉蒙潜入魟鱼洞采摘巨蚌的艰难而有趣的情景，拉蒙拿到黑珍珠后归途上遇见魟鱼的险恶历程，黑珍珠的消息传开后拉巴兹全城欢腾的场面，拉蒙父亲为出售黑珍珠与四个珍珠商人谈判、讲价的交易情境，黑珍珠献给圣母玛利亚的盛大庆典，魟鱼追逐塞尔维亚人的种种奇观。司各特·奥·台尔用一支生花妙笔，把这些意趣无穷的场景描绘得精彩非凡，一件接着一件，始终保持着艺术的张力，像磁铁一样紧紧吸引住小读者，把他们带到一个没有生活过的年代，带进一个不熟悉的生活世界，获得认知和快感。

无论是《蓝色的海豚岛》中的印第安姑娘卡拉娜，还是《黑珍珠》中的白人少年拉蒙，他们都不是历史名人，而是普通人，然而通过他们所展示的生活都极不平凡，都有神奇的美感因素，都有深刻的人文内涵。司各特·奥·台尔的作品大大开拓了儿童历史小说的范围，而且以其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以其历史真实性和传奇趣味性兼而有之的特色，以其广阔的自然和生活的场景，以其独创的少男少女形象，为美国儿童历史小说树立了一座高峰，使他成为美国当代儿童文学一位举世瞩目的闻名作家。

能够与司各特·奥·台尔的作品相提并论的只有女作家波拉·福克斯的《月光号的沉没》（1973），该书同样获得两项殊荣：1974年的纽伯里奖和1978年的国际安徒生奖。波拉·福克斯生于纽约，曾在大学任英文教授。这位女小说家并不专门写儿童历史小说，也并不专门为少年儿童创作。她的成人作品有《可怜的乔治》（1967）、《铤而走险的人》（1970）、《西海岸》（1972）、《寡妇的孩子们》（1976）等。最早的两本儿童小说是《莫里斯的房间》（1966）和《可行之地》（1967）。前一本书写的是一位8岁的男孩献身于收集破烂的故事；第二本书讲的是刘易斯的几天生活，急躁的父母把他交给了一个古怪的看孩子的女人，她让他到处乱逛。这两本书包括了波拉·福克斯最精彩的著作中的全部主题。她描写孤立的孩子——通常是小男孩——与别人相处时有点困难，但是经过一些不寻常的经历后，他们开始与人交往了。福克斯以后的儿童小说基本上沿着这样的路线行进。《到巴比伦有多少英里》（1967）写的是一个黑人少年与三个姨妈之间，从不理解到理解的故事；《铁面男孩》（1968），写的是一个游离于家庭之外的少年格斯变成家中可信赖一员的故事；《遥远的地方》（1980），写的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维多利亚·芬，在父亲去世后，从波士顿漂泊到新英格兰的一个小镇的故事。

福克斯的中篇历史小说《月光号的沉没》与这些小说的主题都不相同，它揭开了美国历史上最丑恶的一页——贩卖黑奴。当福克斯把这一页向孩子们展示时，所采取的视角也是孩子式的，靠一个13岁的白人孩子杰西的叙述，把同龄小读者带到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中去。那是1840年的岁月，爱吹笛子的穷苦少年杰克，被绑架到一艘贩奴船“月光号”上，由此亲眼目睹了贩卖奴隶的全部过程。“月光号”从新奥尔良出发，到非洲贝宁湾的奴隶集散场，用酒精、烟叶和武器换上98名黑奴，再运到古巴去卖掉。到达港口时，遇到美国缉私船，又遭到大风暴，“月光号”沉没在大洋中，得以生还的只有杰西和黑人小男孩纳斯。杰西长大后，在南北战争中，参加了林肯领导的反对南方奴隶主集团的军队，为解放奴隶而战。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出色的是福克斯的心理描写技巧。杰克被绑架到“月光号”上后，就置身于大海之上，置身于一群几乎丧失人性的船员之中，陌生的生活环境使他小小的心灵产生许多新的感受。对船、对风、对大海、对航行、对船员，杰克都有自己独特的感觉和理解：

在海上看到另一只船是多么新奇啊！远方出现一张绷紧的船帆就像写在广阔天空里的一个不认识的字一样；一只装载着像“月光号”这样船员的船，也许其中还有一个像我这样的船员。

……

对我来说没有习惯不习惯的问题，我在一块不断运动的木头上，过着只知道吃睡的一个生物的普通生活，但这块木头的命运却受风的变化来支配，它随时都可能被海上的暴风雨和汹涌的巨浪所吞没。

但大海并不总是蔚蓝色的。黄昏时，太阳可以把海水染成像甘蔗秆那样的黄色，像欧椴那样的绿色，像小虾那样的粉红色和橙黄色。

……

虽然我觉得绝大多数水手是一些常常表现得很残酷的粗鲁人，但我不得不佩服他们爬上绳梯横索的无畏精神，他们悬挂在桁架上就跟小鸟栖息在大树枝上一样安全。

这些还只是一个男孩在海上做普通航行时就会产生的一般感受，具有形象和趣味的美感。黑奴的非人遭遇在杰西的心中所引起的心理反响则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内涵，蕴含着孩子的善良和同情心，更能打动人心，是作品的主旨所在：

我怀着愈来愈强烈的恐惧心理眺望藏在汹涌的海浪后面的海岸，幽灵般的白色浪峰在黑夜中隐约可见。我想到笼罩在没有月光、不时下着零星小雨的天空下的奴隶集散场，现在已空无一物，我想到那些非洲国王们到彼此的部落里去抓男人和妇女——据我所知还有儿童——用他们交换酒精、烟叶和武器，在这几个晚上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抛进这只船的船舱里。突然，像投在船帆上的影子一样，我清楚地看见在新奥尔良花园里默默无言地站在门旁的那个黑人妇女——“星星”。我对自己说，正如我们的牧师说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坏的地方。

“很坏”二字表达了孩子的价值判断，对贩奴行为的否定和憎恶。在贩奴船上6个月的地狱生活给杰西留下的印象是那样深刻、清晰和永久：

每当我路遇一个黑人时，总要回过头去看看他，想从他走路的姿势来想象他以前的形象，即他如何被驱赶着来到一条长舟上，被带上镣铐摔在船里，然后穿过汹涌澎湃的海浪被运到一艘等待着他们的大船上，赤裸着身子被装进拥挤的货舱里，又经过了许多场暴风雨和许多天的烈日曝晒，九死一生地来到奴隶拍卖场，像破布一样被拍卖以前的形象。

……

每当我听到一支曲子或一支歌，我就会再一次看见奴隶们的舞蹈，好像他们在我脑子里从来没有停过一样。黑男人、黑女人和黑孩子随着曲子的节拍，舞动他们受尽折磨的手足，灰尘在他们忧伤的拍打声中升起，笛子的声音终于湮没在他们的铁链的铿锵声中。

这些饱蘸着血和泪、痛和苦、耻辱和折磨的历史性镜头已经留在杰西的脑海之中，也将永远留在每一个小读者的心中。被打开的历史一页，永远也不会合上，这就是历史小说《月光号的沉没》的作用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