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曾得罪过的人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时，要想感化他们，最通常的做法就是完全服从。然而，有时表现得勇敢和顽强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我很少伤怀。虽然很多人对这种脆弱的情感推崇备至，但我从不欣赏它。人们经常会给明智、良知套上这件外套，我必须要说，这纯碎是一种愚蠢的装饰。

意大利人很直接，他们把邪恶称作伤感，因为在他们看来，伤感是一种懦弱而卑鄙的情感。

情感最炽热的时候，是难以传达痛苦和相思的。在这个时刻，我们的心灵被压得喘不过气，身体也因为爱的炽热而变得虚弱。这就是为何那些爱到极点的人会突然失去感觉，冷却下来。

记住，那些能够从容享受的情爱都是微不足道的。

人类总是盲目地追求未来，而错过眼前的幸福。与其如此，还不如安于现状，把握好手头儿还有的。未来难以预测，比过去更难驾驭。

人类的本性促使我们不断完善自我，让我们注重行动甚于注重理论。人们总是不安于现状，不断追求未来，欲望和口焦虑成为我们的助推器，让我们不再关注现实的问题。可悲的是，到了令人满意的未来，我们可能已不存在。

柏拉图曾说过：“做你自己的事吧！要有自知之明。”

这句箴言道出了人的责任。当一个人准备做自己的事时，会发现他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认识自己，明确自己接下来要干什么。

一个人有了-知之明，就不会游手好闲，而是自修其身，明确前进的方向。愚人即使得到想要的东西也不会餍足，而聪明人却能满足现状，自得其乐。

梭伦曾说，人们在活着的时候无法获得幸福，只有那些生活过并已经死亡的人，才有幸福可言，即使他声名狼藉，即使他累及子孙。

为此，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过质疑，正如他质疑其他事情那样。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总是刻意去做能让自己愉快的事情，但一旦我们闭上双眼，就和世界没有任何关联了。从这点来看，梭伦的观点应当修正为：人决无幸福可言，因为在不存在时他才能获得幸福。

我认为每个人都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不论是对葬礼，还是对生活中的其他活动。

哲学家卢贡曾明智地嘱咐朋友，让他们把自己的遗体安葬在他们认为最适合的地方。至于葬礼的铺排，既不要吝啬，也不要铺张。在这件事上，我愿意入乡随俗，信赖我所托付的人。西塞罗说得好：“在葬礼这件事上，我们自己应该洒脱一些，多为亲戚着想。”奥古斯丁也曾说过：“葬礼的用心和讲究，更多的是对活人的安慰，而不是对死者的保佑。”苏格拉底临终时，克里托为他如何安排葬礼，苏格拉底说：“随您便。”

如果我必须要早些操心葬礼这类事，我觉得最洒脱的做法莫过于模仿某些人在生前就享受的坟冢排场，饶有趣味地观察自己死时的模样。能够冷漠地对待自己的感官身体，在活着的时候想象自己死去的模样，岂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有位贵族得了极严重的风湿病，当医生劝诫他不要再食用咸肉时，他风趣地说，病痛越是猖獗，我就越想有个出气筒，每当我用恶毒的语言诅咒火腿和咸肉时，我就倍感轻松。

这就好比我们抬起手打人，如果没有打中，打在虚空之中，就会有一种痛感。同样，我们在看到赏心悦目的美景时，不要让自己的视线变成茫茫一片，而是要固定一个目标。

当心灵悸动时，如果没有一定的目标，就会迷失，因此，我们必须为心灵提供发泄对象。普鲁塔克在描述那些迷恋宠物的人时说道：“如果我们的爱缺乏正当的对象，不但会劳而无功，还会变得轻浮。在心灵冲动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去做某件事情，甚至有可能违背自己的信仰，给自己制造一个自欺欺人的假象。

在罗马人看来，欺诈只能得逞一时，要让敌人输得心服口服，就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这场战役不是依赖诡计和运气，而是一场公平的竞赛，是靠谁的手腕子硬。

我很容易相信他人表现出的诚意，但我一旦发觉对方是出于绝望而不是发自肺腑时，我就会让自己提高警惕。

我们难以超越自身力量和才华的极限。无论是结果还是过程，都不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唯有意愿受我们控制。

人类的规则必需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虽然履行承诺的权力不掌握在他手中，他的心灵和意志也必须兑现自己的承诺。

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肥沃富饶的土地上长满无用的杂草，要想将它们充分利用起来，就要辛勤播种。人的思想也是这样，如果不让大脑生长自电健康的思想，就会被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所取代，从而迷失方向。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记性不好，就别撒谎。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在语法学家那里，说假话和撒谎是有区别的。说假话是指那些不真实自己却信以为真的话，而撒谎一词是来自拉丁语，含有违背自己良知的意思，因此它涉及贬义，专指那些口是心非的人。

这些口是心非之人要么凭空捏造，要么进行掩饰和歪曲，在从事这些龌龊之事时，难免会露出马脚。事实的真相烙印在我们的记忆中，会驱逐那些荒诞不羁的虚构，让我们忘记那些被歪曲过的细节。

撒谎是一种应该受到诅咒的恶行。人类靠语言来维持彼此的关系，如果我们能更加洞彻撒谎的危害和丑陋，就会对待它比其他恶行更不留情面。

我发现，人们经常会因为孩子无伤大雅的错误而惩罚他们，其实，只有撒谎才是我们必须时刻防止的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