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儿童文学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1978年10月，由当时的国家出版局、教育部、文化部等中央单位在江西庐山联合召开“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座谈会”，据那次会议统计，十年“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全国仅有两家少儿出版社，二十多个儿童读物编辑，全年总共出版了192种少儿图书，而且多数是旧版重印，其中属于儿童文学的寥寥无几。三十年后的2008年，我国已拥有34家专业少年儿童出版社，国内570余家出版社中有520多家争相出版少儿读物，并有140多种少儿期刊和110多种少儿报纸，少儿图书的年出版品种已由三十年前的不到200种发展到现在每年一万多种，年总印数由三千万册发展到六亿多册，也就是现在杨红樱一个作家作品的总印数三千多万册就等同于三十年前全国的少儿图书总印数。文学的生产力是作家，我国儿童文学作家队伍已由三十年前的二十位发展到今天拥有老中青三千多人、骨干作家一千多人的庞大生力军。今日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儿童文学、儿童读物生产、出版大国，并正在向强国迈进！穿越这一组三十年的数字对比，改革开放折射出儿童文学的七色之光组成的绚丽画卷，让我们深深地为之鼓舞与感动。

如果说新时期的成人文学是奔腾激荡的大江，那么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就像欢快涓流的小河。小河虽然没有大江那般的壮阔、雄浑，但它也在不断地奔涌，不时掀起属于自己的新潮。它毕竟前进了，毕竟勇敢地超越了自我，开始倾注于多维的、自为的文学品格和自我价值的建构。

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冲破了先前公式化、概念化、工具论的樊篱，经过十余年的锻造，它终于获得了满蕴时代精神的美学素质，并催化为具有思辨特征的观念成果。新时期的儿童文学，也不再是先前那种“小狗叫，小猫跳”的“猫狗文学”，它已是一个适应不同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同化机能的多层次的艺术载体，肩负着培育我们民族未来一代精神性格的神圣使命。中国的儿童文学从未感受过这一时期那样幸运的喧闹与变革，亢奋与困惑，创新与求索，它在走向少儿世界的同时稳健地走向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艺术个性的自觉。

从教育工具走向多元价值

八九十年代儿童文学拓展之一：突破了“教育工具论”的束缚，确认儿童文学具有多元的价值功能和美学目的，提升作家的使命意识与人文关怀。

过去的儿童文学观念，长期习惯于以某种过于机械的、单向的线性眼光来扫描文学现象。作为我们这个东方古国的传统信条之一，“树人”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而我们的民族对于教育的理解从来就是单向的输入——“教化”。这种传统信条一经移入儿童文学，就被普遍看作是启蒙读物，其功能唯在“教化”儿童（汤锐《中国儿童文学的生动标本》）。传统的“教化”信条与共和国特定时期视文学从属于政治的“阶级斗争的工具”相默契，儿童文学就简单地成了功利性的教育儿童的工具，甚至认为这是儿童文学的唯一价值与本质特征。“教育的方向性”与“中心任务配合论”长期左右着儿童文学的创作走向，造成如同茅盾在60年代初所批评的那种“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语言干巴巴”的局面。

八九十年代儿童文学的第一回合是回归文学与回归五四。新时期刚开始时，儿童文学的新潮理论将重心放在力纠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工具论的束缚，当时提出的一个具有儿童文学自身特色的新潮命题是：“儿童文学是文学。”儿童文学应“返本归位”，回到文学版图中来，正如曹文轩在《〈新潮儿童文学丛书〉总序》所说：“所谓‘新潮’，只是指文学要从艺术的歧路回归艺术的正道。”以后理论界又重新评价了陈伯吹的“童心定律”，并展开了诸如儿童文学的趣味性与教育性、成人化与儿童化、少年小说与少年性心理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探讨。与此同时，还考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风行一时的“儿童本位论”的历史真相，提出实事求是评价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问题。这些在今天看来平常稀松的话语，在当时却被视为匪夷所思的“新潮”。8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周作人与儿童文学》（1985）、《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6）、《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1987）、《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1989）等现代儿童文学文献与史著，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其价值主要是为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那里寻找理论资源，寻找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精神。这些著作的出版，一方面向学术界揭示了现代儿童文学丰富的理论内涵与艺术积累，让人们看到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传统绝不是某些鄙视者心目中的“小儿科”，也不是后来的理论简约到“语言浅显，情节生动”“教育儿童的文学”所能比拟。另一方面也为新潮理论的新观念、新方法、新话语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参照，例如关于儿童文学是“属于第三的世界”的观点，关于童话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等都曾从中获得过启发。经过一大批儿童文学新锐作家、理论家的合力拓展，旧有的思维定式终于得到转变，他们不再臣服于单纯的教化信条与偏狭的创作模式，而是直接从生活的感性、知性的层面上升到文化的、哲学的深层结构，向未来公民的精神性格和民族心理的积淀层次作深广的探究与开掘。新时期儿童文学强化了对文化背景的兴趣，对认识功能、审美意识、代沟调和、人格形塑、游戏精神乃至未来民族国民性的探求和深思。儿童文学的状况如何，儿童文学作家张扬什么，追求什么，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一代的“国民性”。儿童文学应当担负起改造国民性、提高未来公民精神素质的重任。在突破“教育工具论”的进程中，儿童文学的创作“生产力”不断得到释放。因循守旧的板块结构终于被总体骚动、局部深入的艺术新格局所取代，统率这种新格局奔突向前的则是少年小说与新潮童话两股热流。

率先破门而出冲击儿童文学保守苟安局面的是少年小说。在刘心武《班主任》的冲击波影响下，一批年轻的作者以感应生活的敏锐与执着求真的精神，为刚刚复苏的小百花园地催生了一派生意盎然的新绿。1979年，王安忆的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以其主题的深刻与毫不吞吞吐吐的写作姿态，引起了儿童文学界的第一阵骚动。这篇“问题小说”在少年读者以及家长、教师中所激起的异乎寻常的反响，将儿童文学由描写“伤痕”而直接拉入了“反思”。紧跟着，《泥泞的春天》（王一地长篇）、《乱世少年》（萧育轩长篇）、《吃拖拉机的故事》（罗辰生）、《弯弯的小河》（程远）、《被扭曲了的树秧》（刘岩）、《失去旋律的琴声》（方国荣）、《再见了，我的星星》（曹文轩）、《台阶上的孩子》（明连君）……竞相推出。这些作品一反以往的虚饰与陈套，直面人生，拥抱现实，引起了小读者和他们家长的广泛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