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经历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从1911年至1945年，两场肇始于欧洲的世界大战先后爆发，几乎席卷全球，对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社会产生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影响。长期以来，以英、法、俄为一方的“协约国”和以德、奥为另一方的“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1914年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历时4年之久，给交战各国造成巨大的破坏，不仅使各国的经济陷入极度混乱之中，更使各国人民遭受巨大的牺牲，陷入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之中。20世纪30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又使当时的世界政局发生了剧烈变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因。德、意、日三国的法西斯势力在垄断资产阶级扶植下上台执政，对外大肆侵略扩张。随着1939年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和五分之四的人口卷入了这场战争。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由苏、美、英、中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结成的反法西斯同盟战胜了德、意、日法西斯力量，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看作世界现代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战后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之后，昔日称雄世界、无比辉煌的大英帝国先后经历了国力衰弱的阵痛，都要用很长时间才能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这两次战争极大地冲击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促使人们对现存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进行前所未有的反思。与此同时，毁灭性的战争及其严重后果也促使英国政府比以往更加重视儿童与青少年教育，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客观上为战后英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社会保障和物质条件。英国议会于1918年通过了新的《教育法案》，将年轻一代接受义务教育的最大年龄定为14岁，而且14岁以后离校的儿童还应当继续上学，要每年接受320小时的学校教育，直到年满18周岁。这一法案对于提高英国低龄儿童的读书识字率具有积极的作用。1941年，丘吉尔政府任命巴菲特为教育大臣，由他主持制定了于1944年颁布实施的新版《英国教育法案》。这部新法案将接受义务教育的离校年龄提高到15岁；同时把政府的教育制度的实施划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3个阶段。这部新法案体现了对于幼童和青少年教育的重视，在理念上不再将他们视作旧文化价值的继承者，而是面对新的未来的“谷种”。客观地看，战后英国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由此延续至今，影响深远。从总体看，对适龄儿童及青少年教育的重视对提升他们的文化水平及阅读水平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英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得到大众接受提供了有益的外部环境。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英国文坛上正是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方兴未艾的时期。其中意识流小说无疑是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之一，其重要作家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詹姆士·乔伊斯等人。伍尔夫的现代主义创作发自于她对“爱德华时代”那些注重文学叙事的“物质主义”的小说家的不满和批评。现代主义作家的共同特点是致力于通过全新的反传统的叙述形式和语言风格进行写作，致力于打破传统文学的叙事技巧，故意淡化故事情节，采用大量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大力营造时空交替和心理时间及象征暗示，不遗余力地追求语言运用的创新和变异，以呈现错综复杂的现代意识和感受。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由于英国童话小说主潮的儿童文学性及其儿童和青少年读者本位写作的内在特性，也由于以刘易斯·卡罗尔为代表的维多利亚时期童话小说作家们所奠定的坚实传统，英国童话小说的创作仍然秉承着张扬幻想、解放想象的童话审美理想而沿着自己的轨道继续前行。事实上，战争的冲击和战后的变化使许多人心中的怀旧情感和逃避愿望变得更加急迫，更富有吸引力。这些情绪自然会在儿童图书的创作中通过童话叙事得到适宜的表达，如动物童话小说和玩偶动物小说创作就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休·洛夫廷（HughJohnLofting，1886—1947）的《杜立德医生》系列（TheStoryofDrDo-little，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及以玛杰丽·比安柯（MargeryBianco）的《天鹅绒兔宝宝》（TheVelveteenRabbit，1922）和A.A.米尔恩（A.A.Milne，1882—1958）的《小熊维尼·菩》（Winnie-the-Pooh，1926）为代表拟人化的玩偶动物小说。此外，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Masefield，1898—1967）的《午夜的人们》（TheMidnightFolk，1927）和《欢乐盒》（TheBoxofDelights，1935）和P.L.特拉弗丝（P.L.Travers）的《随风而来的玛丽·波平丝》（ManyPoppins，1934）、《玛丽·波平丝回来了》（1935）、《玛丽·波平丝打开了门》（1936）成为别具一格、风格隽永的童话小说；J·B·S·霍尔丹的《我的朋友利基先生》（1937）；J·R·R·托尔金的早期幻想小说《霍比特人》（TheHobbit，1937）；厄休拉·威廉姆斯的《小木马历险记》（1938）；T·H·怀特（T.H.White）的《石中剑》（TheSwordintheStone，1938）；20世纪40年代的重要作品有皮皮（BB,D·J·Watkins-Pitchford）的《灰矮人》（TheLittleGreyMen，1942），等等。

由于受到惨烈的战争因素的影响，从1910年至1945年，寻找避难场所成为英国童话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这一倾向也被一些当代批评家称为“逃避主义”。托尔金在1938年所做的《论童话故事》演讲中就针对童话及幻想文学的“逃避”功能进行了阐述。他认为“逃避”并非一般消极意义上的避世，而是真正的童话故事应当具备的重要文学因素之一。用他的话来说，童话的独特性就在于，听童话故事的儿童能够从想象中的深切的绝望中恢复过来，从想象中的巨大危险中逃避出来，而最重要的是获得心理安慰，从而树立生活的信心。托尔金的这一信念与他的真实战争经历密切相关。C.S.刘易斯曾感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的物质和文化事业造成的巨大创伤，叹息有多少英国乡村少年及其他优秀青年死在炮弹横飞的战场上，与此同时，战争给活着的人们所带来的心理震撼更是难以估量的。在一战期间，托尔金的好友罗布·吉尔森和杰弗里·史密斯先后去世，给生者带来无尽的哀思。史密斯在给托尔金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那些活着走出战场的人，应该延续全体朋友们的烈焰般的激情，说出死者未能说出的话，创造使他们全体引以为自豪的成就。”托尔金没有辜负好友的期望，他通过童话小说《霍比特人》（TheHobbit，1937）象征性地表达了经历磨难的小人物的英雄主义精神，这部小说通过童话叙事折射了托尔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对本时代的幻想文学作品的伦理道德观、价值观及传统的英雄主义等进行了拷问。故事的主人公比尔博在巫师刚多尔夫的安排下，踏上跟随小矮人远征队前往恶龙盘踞的巢穴，夺回被它抢走霸占的财宝的历险征程。整个故事从多层面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展示了一个看似寻常小人物的成长历程及其潜藏的英雄主义。作者为《霍比特人》注入的时代精神和自己的思考，是对寻宝历险的传统主题的拓展，从而一开英国儿童幻想文学变化之风气。

分别创作于两次大战期间的两部童话小说——休·洛夫廷的《杜立德医生历险记》（1920，获纽伯瑞金奖）和皮皮的《灰矮人》（1942，获卡内基奖）寄托着典型的追寻避难乐土的理想。前者讲述的主人公杜立德医生不善于与人交往，继而改为为动物看病。他通过家里的鹦鹉学会了动物的语言，为远近地区家养动物们看病，手到病除，成为深受它们爱戴的神奇兽医。后来他又赶赴遥远的非洲丛林去医治那里患病的动物——由此引发的种种故事无疑将读者独自带进了远离人间残酷战争、充满童趣的理想之国。267《灰矮人》作者皮皮的全名是丹尼斯·沃特金斯-皮奇福德，他曾就读于皇家艺术学院，后从事绘画和写作，长期生活在英国的中南部。《灰矮人》的故事背景就设置在作者所熟悉的中南部，只是虚构为风景同样美丽诱人的愚人河下游。1942年的英国已经进入了与德国法西斯进行殊死搏杀的二战年代。在惨烈战争的浓浓硝烟中，在德国空军对伦敦等城市进行狂轰滥炸的冲天火光中，作者向人们讲述的却是3个灰矮人前往愚人河的源头去寻找其失散兄弟的历险故事。这3个灰矮人中一个叫“秃子”，一个叫“喷嚏”，一个叫“哆嗦”，他们自己动手打造了一条小船，从愚人河的下游溯流而上，在沿岸如画如诗的风光中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河畔动物居民，也遭遇了凶恶巨人格罗姆的追杀，而他们凭着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应对凶险，化险为夷，终于胜利归来。从童话叙事的角度看，这部小说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寄托了作者在惨烈的二战期间，在英国城乡遭受纳粹空军疯狂轰炸的背景下，致力于寻求安宁与和平的愿望和理想。事实上，战争终将过去，人类还将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谋求生存，走向未来，这才是不可动摇和不可偏离的人间正道。

这一时期以休·洛夫廷的传奇式的杜立德医生系列、米尔恩的动物玩偶式的《小熊维尼·菩》和比安柯的《天鹅绒兔宝宝》等为代表的动物乌托邦故事的创作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此外，苏格兰作家、政治家约翰·布坎（JohnBuchan）创作的《神奇的手杖》（1932），以及发表于1939年的讲述返回过去时间的两部旅行故事——希尔达·刘易斯（HildaLewis）的《飞船》（TheShipthatFlew）和阿利森·厄特利（AlisonUttley）的《时间旅行者》（ATravellerinTime）也开拓了新的幻想题材。40年代出现了不少描写想象世界的作者，如伊丽莎白·高奇（ElizabethGoudge）、沃金斯·皮奇福德（WatkinsPitchford）、克罗夫特·迪金森（CroftDickinson）、埃里克·林克莱特（EricLinklater），朗默·戈登（RumerGodden）、贝弗利·尼科尔斯（BeverleyNichols），等等。从总体上看，如果说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童话小说呈现了奇崛厚重的魔法因素（如“爱丽丝”小说中的地下奇境和镜中世界，内斯比特的“五个孩子”系列中能满足愿望的沙地精、魔法护符、神奇的凤凰以及其他使现实与幻想交替互换的魔法因素），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英国童话小说则表现出从奇崛奔放走向平缓凝重的趋向，同时更趋于童趣化；魔法因素则趋于平淡化或日常生活化，那些具有神奇魔力的物件往往是儿童熟悉的日用品或玩具，如一根手杖，一个模型船，玩具木马，等等；具有神奇魔法的人物及魔法因素也出现了日常生活化（故事可置于现代社会的平民化生活背景之中）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