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00年时，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是统治着整个古代近东地区的无上君王。根据色诺芬的记述，居鲁士是一个极具领导智慧的统治者，他从不会采用常见的“胡萝卜加大棒”手段来激励自己的国民（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是色诺芬记述了这段历史。这些历史事件都是发生在他在世之前的几百年时间里，因此，他的描述显然也折射出了他对这些历史事件的个人诠释。但是，色诺芬是一个富有经验的统帅，能够辨别出什么样的决策才是优秀的决策）。以下就是色诺芬所讲述的居鲁士大帝的故事，当时他只是“居鲁士”（而不是大帝）而已。

曾经有一次，居鲁士的父亲问自己的儿子什么样的方式才算是激励自己追随者的最好方式。居鲁士回答道：“在充分考虑过这些事情之后，我认为我从这些追随者身上看到，最能激励他们来顺从我的方式就是，让那些归顺我的人得到表扬，感到荣耀，而让那些不愿意归顺的人受到屈辱。”

虽然居鲁士的父亲对于这种通过强制手段来获得下属顺从的方式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但他同时又告诉自己的儿子，还有一种更高级的方法，可以让人们在归顺的同时“带着极大的愉悦感”。而且，他告诉自己的儿子，在人们认为一旦顺从反可能遭受伤害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回应可能受到惩罚的威胁，或者得到礼物的诱惑。但是，采用后一种方式，即使是在面临威胁时，仍然可以争取到人们心甘情愿的顺从。居鲁士继续解释说，这种方式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他所要做的，无非是照顾好下属，甚至要比下属自己照顾自己还要周到，然后领导者在考虑自己利益之前要确保先考虑下属的利益。

面对这样一个能够将自己的利益撇在一边，而先照顾到别人利益的领导人，还有谁不愿意追随其后呢？有谁会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更多呢？对此，你又是怎么想的呢？你觉得，你公司里的员工会有同样的感觉，愿意支持这样一个能够更多地想到他们，同时还能考虑到组织利益的领导者吗？

德鲁克论色诺芬

当然，色诺芬关于领导力的论述不只这些，还有很多值得企业领导者好好学习的内容。色诺芬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完全不同的地方，进行着其关于领导力的实践，他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其中最核心、最基础的理念是不变的，到今天仍然是不过时的真知灼见。德鲁克深入地研究了色诺芬领导力的基础，将之与自己的亲身体验，与诚信、承诺和职责等原则相结合。这些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至臻完善，即便是有关领导力的最新研究和著述也不可能有所增益。不管你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领导力挑战，不管你身处哪种类型的组织，从德鲁克最推崇的这本领导力著作中，你都能获益匪浅。

[1] 又译《长征记》。

领导力的七宗罪

彼得•德鲁克为领导者设立了极高的伦理道德标准。他一视同仁地看待领导者和普通人，认为前者之所以“特殊”，仅仅是因为他们被赋予了一定的组织和社会责任。他也深知，领导者只不过是一些平常人而已，他们有时候也会犯错，而且他也很清楚，世界上有不少领导者并不能完全符合他所设定的高标准，但是，这些高标准在德鲁克看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接受一个领导岗位的内在要求。

有些领导者没能真正履行自身的义务，这些义务可能来自其专业，可能来自其所在的组织，也可能来自其所领导的那些人，甚至可能来自社会本身。有些领导者在人们期望他们达成的真正目标面前迷失了，忘记了自己成为领导者的根本和初衷。还有一些领导者不能真正理解他们所接受的责任到底意味着什么，将个人利益置于受其领导的人的利益之上。当然，也有一些领导者经不住领导岗位所带来的权力和特权的诱惑。这些领导者所犯下的种种错误总是让德鲁克心痛不已，他经常在自己的著作中讨论这些问题。他真心希望通过暴露和面对这些问题，让更多的领导者受到警醒和触动，不再落入这些陷阱中去。

七宗罪及其与领导力之间的关系

彼得•德鲁克并没有把那些时常引发领导力灾难的性格（品格）缺陷归结为“原罪”。但是，它们确实能够让我们回想起罗马天主教廷在早期用来警示其教徒的七宗罪。当然，德鲁克所提出的领导力“原罪”与教廷的七宗罪并不完全吻合，但是二者之间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七宗罪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在当今主要被人们视为源自于基督教教义的宗教信条。有人说，它们主要是基于古代人对以色列人在逃离埃及后与七个迦南部落之间的斗争故事的诠释。也有人在《圣经•箴言》、《圣经•旧约》中找到了它们的根源，这两部分宗教著作都分别列举了上帝最为痛恨的七种罪过。究竟是哪些罪过构成了这七宗罪，不同的来源有着不一致的说法，尽管如此，它们都指向了一些极为重要的共同信仰。因此，我们不难将这些古老的智慧与德鲁克时刻提醒大家要避免的事项关联起来。避免犯下这些“原罪”就可能拯救很多本可以表现得卓越的领导者，或者可能避免他们的组织陷入灾难。在我看来，它们确实是一些不可饶恕的“原罪”，而且它们所造成的后果很多时候真是致命的。

傲慢真有那么糟糕吗

人们通常认为，傲慢是所有“原罪”中最严重的一种，但是表面上看，它似乎无关痛痒。我的妻子通常将之称为“自大自全”。领导者因为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或者正在取得的成绩而感到自豪，这其实是可以理解、能够接受、无可厚非的。而当领导者的这种自豪感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进而认为自己是如此与众不同的，以至于一般的准则已经不再适用于自己的时候，那么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

傲慢很容易让一个人犯下其他六种“原罪”。有时候，即使是一点点傲慢的态度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一切色欲究竟从何而来

曾经有一次，我听一个已经退休了的大型企业的领导人谈论他在位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我所面临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说道，“那些新提拔的管理者，我这么说可能是有些夸大其词了，但事实是，我们一旦将某个人提拔成高层管理者，他立马就会觉得自己俨然成了上帝送给女人的礼物（而女人则成了他们的尤物）。”

这个人说这番话的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公司的高管基本上都是男性。当然，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女性高管身上。有些领导者总觉得他们已经“到达了某个层次”，因而有权利享受一些性福利，将之视为高层领导者的额外福利。在《白石期刊》（White Stone Journal）进行的一次在线调查中，在被访者自己填写的所犯过错中，色欲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还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我最大的弱点”。 犯下这一“原罪”其实并不罕见。而且，它确实会造成很多非常不幸的后果。在任何一个工作场所中，性交易通常都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嫉妒、亲疏有别和缺乏信任。这种交易不仅会给人造成伤害，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造成损害，而且也会与组织之外的个人产生冲突。

性作为人类的一种本能，注定会长期存在。但是，性若不是只限于办公室之外的相爱关系中，那么就必然会带来无尽的麻烦。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们试图掩盖教士们进行性侵害的丑闻，空军的高级将领为发生在得克萨斯培训基地的已经蔓延成灾的空军培训师性不端行为而到国会去作证，这一类新闻报道我们经常能够看见。有谁不记得大卫•彼得雷乌斯将军的愚蠢行为呢？这个彼得雷乌斯，正是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所说的将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战斗英雄而载入史册的那位将军。

要避免类似的问题发生，你必须为自己的性冲动找到其他更合适的发泄渠道，或者最简单不过的办法，就是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到工作上来。做不到这一点，你可能会丢掉本来做得好好的领导岗位。

贪婪绝非好事

所谓贪婪这一“原罪”其实就是要求过度。贪婪通常都是源于手中所掌握的权力。领导者当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可是很不幸的是，你一旦拥有了权力，也就意味着，如果你不谨小慎微的话，就自然会慢慢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这种情况通常都是从接受一些小恩小惠开始的，但是后来慢慢演变成了接受免费度假、贷款以及其他更大的利益。

绰号为“公爵”的兰迪•康宁汉，本是越战期间的一个真正的战斗英雄，因为在作战中受伤而荣获了海军十字勋章，这是因战功而被授予的仅次于国会荣誉勋章的荣誉。他是少有的几个王牌飞行员之一，曾经在战斗中击落了敌军五架以上飞机。康宁汉在海军陆战队待了21年。离开海军后，他被选为国会议员，在议员位置上一待又是15年。但是，2005年11月28日，他被指控犯下了很多罪行，后来他一一承认了这些罪行，并被迫辞去了国会议员的职位。他承认，自己从武器承包商那里收取了多达240万美元的贿赂，最终被判监禁8年零4个月。

在美国历史上，这可以算得上是因为受贿罪而给予一个前议员的最长的刑期。在接受审判的那一刻，他说道：“我误导了我的家人、我的下属、我的朋友、我的同事和广大公众，我甚至也误导了我自己。对已经发生的所有这一切，我深表歉意。事情的真相是，我触犯了法律，隐瞒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且让我所在的国会蒙受了极大的耻辱。”

对于领导者来说，懒惰是不可原谅的行为

犯了懒惰这一“原罪”，人们就会不再有意愿去行动。有时候，这背后的根源就是懒惰。更多时候，是因为不愿意去从事那些在这些领导者眼里看来是降低自己身份的工作。我经常看到领导者袖手旁观，不亲自参与那些必须完成的关键工作，尽管这些工作并没有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但是，在本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施以援手的时候，他们却只是站在一边，“监督”别人工作。

在德鲁克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他指出，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们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其职位以及其肩上所承担的各种责任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的。德鲁克说过，这些责任意味着，这种工作只有首席执行官能够做，也必须做。 在德鲁克看来，这些责任包括与组织外部的相关群体进行沟通，以及做出如何处理与这些相关群体之间关系的重要决策。很不幸的是，有些首席执行官竟然会彻底放弃了这些责任，也放弃了很多其他责任，而这种失败背后的原因在于他们过于懒惰。事实是，所有的领导者，不管来自哪个国家，都必须时刻承担起各种责任，时刻做到积极主动，时刻采取切实行动。

暴怒是行事之敌

暴怒这一原罪主要是因为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愤怒。在一些特定的时候，愤怒可以在领导力中占据一席之地，那多半是因为这么做确实管用，确实能够达到某种目的。正像肯尼斯•布兰查德和斯宾塞•约翰逊在《一分钟主管》 中教育我们的那样，你可以用一分钟的时间来纠正自己的态度，跟自己说“我很气愤”，然后告诉对方你为什么会生气。愤怒可以激发其他人的心理和生理资源，利用这些资源来采取某种行动，解决某个问题。

但是，领导者需要使自己避免总是周而复始、毫无节制地爆发怒气，因为这样一来，势必会给自己的领导力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愤怒会摧毁人们的士气，同时又无法确保在纠正问题时达到长期有效的结果。而且，人在愤怒的状态下，会丧失自我调控的能力以及客观地观察他人的能力。真正有效的做法应该是，领导者要时刻控制自己的愤怒，只有在合适的时间，才让怒气宣泄出来，并使这种宣泄收到良好的效果。

领导者应该赶走嫉妒这头绿眼怪兽

一旦犯下了嫉妒这一“原罪”，一个领导者就会让自己的嫉妒之心彻底摧毁正确的判断和正直的品格。嫉妒通常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决定和行动，从而使那些被嫉妒的对象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因此，一个领导者一旦开始嫉妒他人，就很可能不愿意提升一名称职的下属，试图破坏他人的名声，或者通过贬低他人的名声或地位来让自己感觉更好。对于被卷入的个人和组织而言，这种情况显然是极为有害的。但是，这对于领导者自身来说，其危害则更大，因为这最终会损坏该领导者的形象，大大地阻碍其领导力的发挥。

好的领导者与追随者相比更不贪食

说到贪食这一“原罪”，绝大多数人会将之与饮食挂起钩来，其实对于领导者而言，这一“原罪”具有更不祥的含义。在所有的“原罪”中，贪食是最让德鲁克感到束手无策的“原罪”之一。过多地要求任何东西，其实都可以被视为是犯下了这一“原罪”的现象，而这也正是所有麻烦的开始。

德鲁克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曾经为管理者看似很高的工资报酬辩护过。他深知，为了登上职业的最高峰，这些高层管理者曾经经历了千辛万苦。但是，后来，高层管理者的工资开始水涨船高，德鲁克对此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指出，高管们的工资变得如此之高，很显然已经过分了。美国企业的报酬比，也就是高管和低收入工人之间的收入比，已经达到了世界的最高位。这种收入差距不是一点点，而是几何级的差距。德鲁克自己觉得，这种现象在道德上也是绝对说不过去的，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最终会为这种现象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此言确实不虚，2001年，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和非管理岗位员工的平均收入之比已经高达525：1。 那时，德鲁克建议，这种收入比不应该超过20：1。

有趣的是，德鲁克将高层管理者无端地抬高收入的做法，和工会组织在生产率没有得到提高的前提下仍然要求更多福利的做法相提并论。他预见到，我们将不得不面对管理层和劳工组织的贪婪需求所导致的后果，并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看着猪在狼吞虎咽，从来就不是什么赏心乐事。”他曾经这样说过。事实上，最近这几年，我们确实一直在承受着人们的贪婪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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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必须做的事很多，坚决不能做的事也不少。这里所讨论的七宗罪与领导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都是德鲁克认为领导者坚决不能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