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开沟通能力，是无法谈论项目管理的。这在谈及项目经理必须具备的技能时，好像也经常被人提及。

对于“沟通”这个现如今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语，大家有没有认真地思考过？

若要把握事情的本质，从事情成立的条件、背景、构成要素等多方面来考虑，会比较有效。比如，当被人问到“该如何解决沟通问题”时，我们可以通过梳理达成沟通的条件，把看似模糊的沟通问题变为更具体且有可能解决的问题来处理。

沟通问题，是我在澳大利亚工作时曾面临的难题，所以我非常认真、深入地思考过。

我从上学时开始英语就一直不太好，虽然毕业后直接进了外企工作，但英语水平也不可能因此突飞猛进。在我看来，比起提升英语水平，掌握信息技术的相关技能更为紧要。所以，虽然认识到了自己的英语能力不足，我还是决定先放一放，以后再说。

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比别人更早地掌握了一种新技术，并开始慢慢抓住了做好工作的要领。尤其是在我进入公司第4～5年时的那个项目，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那个项目中认识的人，如今和我依然像家人一样来往。最高峰时，我在那个项目中带领50名项目组成员一块儿工作。我觉得那是一项采用了当时在日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技术的项目，非常有挑战性。值得庆幸的是，那个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

因为亚洲的其他国家也渐渐开始使用那项技术，所以有人提出建议，希望派几名该项目的参与人赴澳大利亚工作。

我从小就喜欢挑战不可能，喜欢挑战自己能力极限的珍贵机会。若是面对自己有能力掌控的事，即便错失，我也可以给自己制造第二次机会。但如果是面对自己控制不了的机会，一旦错失，恐怕要遗憾终生了。所以，当公司询问大家意见时，我毫不犹豫地举手报名。挑战不会让我失去什么，而如果放弃挑战，我就未必能再次碰到同样的机会。

但我的英语不太好，听力尤甚，简直不可救药。那个项目毕竟是在澳大利亚开展的，所以通过英语面试是必要条件之一。新入职的员工不在公司的考虑范围，因为公司希望外派员工具有开枪就打的能力。这是我非常自信的领域，这样我在日本积累的经验就有了用武之地。只要能克服语言这一难关，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在新项目上大放异彩，但我担心自己过不了语言面试那关。

而且，面试是通过电话进行的。若是当面对谈，我还可以观察对方的表情，或使用肢体语言，这样即便英语不好，我也能通过其他方式传达我对这份工作的热情。在入职第一年的培训中，我和语言不通的台湾室友相处得很融洽，所以我对此很自信。

可电话面试就不一样了。我看不到对方，自然也无从得知对方的表情。而我最不可救药的听力，竟然成了决定面试结果的关键因素。虽然当时我的脑海里并没有本质思维的概念，但我深入思考了面试的本质。不单站在被面试方的角度思考，还设身处地地站在面试官的角度思考，也思考了“为什么要进行面试”。

那次面试的目的，是确认我是否满足悉尼项目所需人才的标准。语言（英语）能力对于开展项目固然重要，但说到底，英语只是所需技能的一部分而已，而且比起英语，技术能力、项目经验应该更为重要。所以，我觉得，若能向面试官充分展现我拥有的技术能力、项目经验以及渴望参加项目的热情，还是有一定胜算的。

“在电话面试的过程中，想办法不让面试官询问我能否用英语交流就可以了。”根据以前的工作经验，我几乎可以完全预料到面试官选择项目组成员时可能提的问题。我先用英语写出这些问题，然后请英语好的朋友帮我修改了一下。

我准备的内容至少能说上30分钟。因为当时拨国际电话，尤其是东京、悉尼之间的通话，费用非常昂贵，所以我推测面试电话的时长不会超过30分钟。

电话面试需要我在指定的时间向指定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坦白地说，从未用公司电话拨打过国际长途的我当时没少掉链子。眼看着指定的面试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无比焦急，好不容易弄清楚拨打方法后，我赶紧打了过去。面试官首先用我不太听得惯的语调介绍了自己，并没有一上来就提问。

但是，我有一个自己预先准备好的剧本。我的计划是，先向面试官问好，然后立刻说上一句“Please let me introduce myself”（请让我介绍一下自己）。对方100%会回答“Yes”，他是不可能说“No”的。

在接下来的30分钟内，我开始朗读自己预先准备好的文章。虽然我的英语不太好，但朗读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我流利地读完了所准备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我深思熟虑后总结而成的，全是面试官想听的。

对方时不时地附和着“Oh”或“Good”，听起来反应不错。但是，面试官并没有向我发问，因为每当他对某个点产生兴趣而想提问时，我都会直接讲出他想要的答案，并且必须保持这样的节奏。因为我根本听不懂他提的问题，所以只能想办法让他不提问题。

我的朗读非常流畅地完成了。虽然我的英语水平很差，但当时读完后的状态好到让我产生了自己英语超棒的错觉。可是，在朗读完所有内容的最后关头，我犯了一个特别大的错误。这很像年轻时稍微有些得意忘形就会被父母教训时的反应，但不同的是，这次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可能是朗读完心情大好的缘故，我竟然在结束时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Any question？”（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我煞费苦心地写下了不让面试官提问的剧本，又煞费苦心地通过朗读让面试官没有机会提问，可是最后关头却疏忽了—问了句“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说出这句话的瞬间，我感到自己的后背一阵发凉，甚至觉得等待面试官回应的不到一秒钟时间宛如几分钟。

谁知面试官只回答了一句：“Great！”（好极了！）

是因为做了长时间的充分准备还是因为内容好？虽然我不确定究竟是哪个原因奏了效，但是面试非常顺利地结束了。最终，我被悉尼的新项目选中了。

运用一番小伎俩如愿被项目录取的我，却在加入项目以后发现自己宛如进了地狱。

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1995年1月16日，我抵达悉尼。第二天早晨，我从新闻上得知阪神-淡路大地震的消息后，立即往关西老家打电话，可是打了多次都没打通，我焦急不已。我还记得当时自己连如何拨打国际长途电话都不知道，颇费了一番功夫。值得庆幸的是，老家和家人并无大碍。但很多朋友因地震遭了殃。

刚到悉尼的头两周要先安顿好住处。寻找住处期间，我先临时住在酒店里，其间，有人向我介绍了与公司合作的房地产中介公司，帮我寻找合适的住处。因为当时的客户是澳大利亚的一家知名企业，我得知其公司颇具代表性的办公楼位于悉尼市中心核心地段后，决定住在市区。虽然步行前往需要多花些时间，但毕竟走20分钟便可抵达，所以上下班问题不大。

正式进入项目的第一天到了。当时电子邮件还没有普及。前一天，上司给我发了一条语音留言，大意是告知我上班地点等信息，这时，问题来了—我完全听不懂上司的语音留言内容。

第二天就要上班了，我却面临着不知上班地点在何处这个致命问题，而且总感觉客户公司所在地和我之前料想的地点不太一样。其实，我完全可以将语音留言转发给某个英语较好的日本朋友，然后由他翻译给我，可是慌乱中的我仿佛一下子短了路，竟没想到这个方法。

我采取的解决方法非常原始—一大早去离住处最近的车站，然后放语音留言给车站工作人员听，并询问他应该坐到哪一站下车。下车的站点离我的居住地很远，我慌慌张张地上了车，一路焦急不安地抵达了目标车站。我将客户公司的名称告知车站工作人员，然后询问具体地点。

可是，车站工作人员告诉我该公司在那儿附近共有五个办公地点，这又让我慌了神。无奈之下，我只能再次采取最原始的方法—从最近的一处开始确认。我来到最近的一个办公地点的前台，报出项目名称后，发现前台有些疑惑，便立刻返回车站，询问另一个办公地点，再前往确认。值得庆幸的是，第二处就是我要找的地方。原本不到一个小时就能抵达的地方，我却用了两个半小时才勉强抵达。到新项目上班的第一天早晨就这么惊心动魄。

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处于几乎任何事情都无法顺利推进的状态。因为项目规模较大，项目组成员位于不同的楼层办公，所以畏惧打电话沟通的我只好手持楼层平面图寻找同事，当面与之沟通。沟通时，我还需要一边拿着文件，一边比画，如果只靠口语表达的话，我根本无法跟同事顺利交流。

在这样的节奏下，工作不出问题是不可能的。经理口头下达的指示，我听一遍几乎无法听懂。想必，那位本以为给项目组招到了一位能在面试时详尽说出自己原本正想提问的问题的优秀日本员工的印度经理，一定感到诧异不已吧！

不过，即便听不懂经理安排的工作内容，我也能猜出一二。因为担心自己无法准确理解领导的指示，所以我只好在领导下达指示之前主动推进各项工作，这样一来，领导只会在发现我做得不好的时候指出来。因为无法准确理解领导指的是哪项具体工作，所以我只好把与之相关的工作都做个遍。虽然工作量因此大幅增加，但因为我主动完成了不少项目经理都未曾注意到的工作，所以我还得到了表扬。

此外，这毕竟是技术类工作，所以即便我的英语不好，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参加项目2～3周后，便基本掌握了整个项目的技术全貌。与大多数日本人一样，虽然我们不擅于对话，但是我们的阅读能力很不错。我也正因为看得多，所以常常能发现项目中存在的技术风险。只是我无法很好地用英语把这些风险讲出来。虽然我已经拼命解释了，但那些技术难题用日语讲都很深奥，更别提用我那“听起来谜一般的蹩脚英语”了，对方好像连我在谈论什么话题都没搞明白。

参加项目一个月后，我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之前一直处于顺利推进状态的系统开发测试突然推进不下去了。虽然当时我负责的工作与系统开发测试并无直接关联，但我还是察觉到了出现问题的可能。原本与我们构建了良好关系的客户也因此开始一脸严肃，经理以上级别的所有项目组成员被紧急召集到一起探讨对策。

听说在某次紧急会议上，客户公司的项目经理说了这样一句话：“莫非这和创一（我的名字）曾经提到的事情有关？”

可能是我曾用谜一般的语言讲过这件事的缘故吧！坦白地说，我不记得自己直接向项目经理提过心中的担忧，但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年轻人曾用谜一般的语言拼命讲述内心的担忧的模样，深深刻在了项目经理的脑子里。

我立刻被叫到了经理以上级别的会议现场。虽然并非经理级别的我从未出席过之前的会议，但我马上明白了叫我前来的目的。

当他要求我“解释一下”时，我一边使用白板，一边努力解释自己的看法。在此之前，我无论讲什么，总会在最后加上一句“That’s OK. Don’t mind.”（没关系的，别担心。），草草收场。这次被项目领导叫到会议现场，在大家听懂我谜一般的语言之前，我是绝不会放弃的。

经过一番苦战，我终于把自己对于引发问题的原因的理解都告诉了大家。

他们接着问我：“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回答说：“如果这个问题和我以前遇到过的一样，那么，给我2～3个小时，我就能解决。”

结果，我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解决了那个问题。不仅如此，我还制作了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的对策和发生时的应对手册。

第二天早上，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项目组的成员们开始听懂先前我那不被大家理解的谜一般的语言（虽然我认为自己说的是英语）了。我的英语水平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突飞猛进，那究竟是什么发生变化了呢？

前一天，我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解决了所有项目组成员都未能解决的问题。这件事几乎传遍了所有项目组成员的耳朵。这让我从一个用谜一般的语言拼命表达自己想法却无法被大家理解的可怜的日本人，一举变成用了不到两个小时便解决了大难题的英雄。

也就是说，大家对我的看法，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虽然他看起来有些可怜，但这也不至于有太大影响”变成了“如果听不懂他说的话，发愁的反而是自己”。因为周围人对我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所以哪怕我说的还是一如往常的谜一般的语言，听话人也会为了听明白我所讲的内容，调动起自己所有的知识储备和想象力。正是这一点成功实现了我与大家的沟通。尤其是知识水平高的人，他们往往具备高超的理解能力，所以只要他们有沟通的动机，即便对方在语言方面能力有所欠缺，他们也总有办法和对方沟通清楚。

这就好像我们常听某些在国外的学术交流会上发过言的理科大学生、研究生说：“本以为大家听不懂我那蹩脚英语所讲的内容，可没想到大家不但都听明白了，还与我深入地讨论了一番。”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对于从事相同领域研究的人来说，即便说话的人在表达时用错了措辞，听者也能明白对方想要传达的意思。

此后，项目组成员与我的双向沟通大幅增多，也多亏了这一点，我那谜一般的英语也开始慢慢向“真正的英语”转变。英语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沟通效率的提高，我的沟通量也因此大幅增加，这又进一步加速了我的英语水平的进步。良性循环就此开始。

在进入项目组的第三个月，我几乎感觉不到用英语沟通有什么压力了。六个月后，除了特别复杂的问题，我基本上都可以用英语思考、沟通了。

这时，我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沟通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所用的语言本身。反过来说，如果说话人具备表达的意愿、内容，听话人具备能理解该内容的背景知识且想要理解清楚的意愿，那么，双方就算在语言表达上存在问题，也是有可能实现沟通的。

语言水平难以在一朝一夕提高，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努力提高对方达成沟通的意愿。或许，“不能听明白您在说什么，很抱歉”和“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是我的损失，甚至有可能让我错失良机”这两种状态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我们面对无法顺利沟通的问题时，总有把原因归咎于语言的倾向。

达成沟通的要素不只有语言。

根本要素在于语言，抑或其他？不弄清楚这一点，就无法开出正确的处方。在国外发生的沟通问题明明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根本原因，如果一概而论地把解决对策认定为“应该好好学习英语”，那未免有些太过牵强。

在沟通问题上也适用RCA。语言不是导致沟通问题的唯一原因。

仅归咎于“无法顺畅沟通”，是无法准确把握“问题是什么”“根本原因是什么”的。仔细想来，仅仅认为是“沟通出了问题”但事实上是其他原因所致的情况并不少见。

举例来说，一个人刚出国工作时，因为没有可以谈心的朋友而感到很孤独，但这并非因为没有沟通对象而引发的沟通问题，也谈不上是因为没有想交谈的内容而引发的沟通问题。

如果对方不赞同自己的观点呢？我认为，沟通时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并不存在问题。观点不同是在任何场合都可能发生的，因为立场、文化背景、信仰、利害关系等因素不同，对于自己来说再正确不过的事情，对对方而言未必正确。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某些原因使对方误解了自己想要传达的内容而未能获得对方的赞同，那就属于沟通问题了。

是传达方式有问题，还是对方在基础知识上有所欠缺，再或是因为对方觉得是否听得懂都无所谓而没有认真听？原因不同，解决方法也会随之改变。

思考沟通的本质时，从达成沟通的组成要素出发，去找出问题的本质，制订解决方案。

在国外发生的沟通问题，原因未必只在于语言水平。

明白沟通的本质以后，对于英语学习方法的思考也会随之改变。

当然，发音标准、词汇量丰富是再好不过的，但是，如果因为自己的发音不好、词汇量欠缺就放弃沟通的话，那就是本末倒置了。

就算真的发音不太标准或词汇量不够丰富，这也只是达成沟通的众多要素中的一个。只要说话人有传达的意愿，而对方也对被传达的内容感兴趣，有倾听的意愿，那么沟通就一定能够达成。所以，在前期，努力让对方明白“自己想表达的内容是很有价值的”很重要。

此外，还有一种因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变化。记得在我成为埃森哲董事总经理（旧称合伙人）的2003年前后，公司开跨国电话会议时，与会成员大多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至少在我周围以英语非母语的人员为会议核心成员的情况极为罕见。

如今距离那时已过去十余年。现在（2017年），埃森哲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是一名法国人。管理层也有很多英语非母语的人士。我所在的机构开电话会议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英语非母语的人士成为会议的核心成员。

比起标准的英语，发音有些许奇怪、常直言不讳表达的非母语式英语的使用比例正在大幅上升。毕竟埃森哲公司起源于美国，所以那时公司内大部分员工为英语母语人士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埃森哲公司内英语非母语的人才的比例正在不断增加。

埃森哲公司是一家真正的全球性企业。我认为，在这样的公司，英语非母语的员工的数量将在未来继续增加。在这样的公司召开国际电话会议时，参会人听到的将绝不仅是英语为母语的人士所讲的英语。

我本以为踏入社交场合必须具备美妙的发音和丰富的词汇量（说到底，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揣测），但是在社交场合与人沟通时，比起掌握标准的发音和丰富的词汇量，更重要的是说出让对方认为有价值的内容，以及让对方觉得自己所讲的信息对他而言是有价值的。

不少人在工作中尚能用英语应对，却无法在工作后的聚餐上熟练使用英语。我曾看到借口“自己已经在工作中说够英语了，所以聚餐时还是……”而喜欢几个日本人聚在一起聊的情况。虽然我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心情，但是这样做未免太可惜了。

如果你已经在工作上凸显了自己的存在感，那么他人应该已经对你产生了兴趣。可是，如果你未在工作上充分体现自己的存在感，那么在聚餐时想办法给他人留下印象便是很好的机会。

我的撒手锏是日本美食和日本清酒。如今，日本美食和清酒在国外颇受欢迎，所以愿意了解它们的人很多。但是，能够用英语把日本美食和清酒介绍清楚的人并不多见，甚至有外国朋友误以为清酒就是类似伏特加的蒸馏酒。因为我能用英语介绍清酒的酿造流程及其异于红酒之处，所以我常常成为公司聚餐会的主角。如今想来，比起在会议上，自己在聚餐时更容易成为主角。但是，这种日本人很少见也是事实。

饮食是各个国家的人都喜欢的，也是多数人感兴趣的话题。除了日本清酒、日本美食，我还用英语介绍过日本人的姓名和汉字。比如，给孩子起名时如何起名能让姓名的笔画数无论怎么算都是吉数，我的名字是如何取出来的，等等。我还记得，在我讲这些内容时，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虽然日语分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种，但是对于身处只有表音文字的英语圈的人来说，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充满神秘感。

这毕竟是难得的机会，所以我建议大家从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中选出一两个能引起外国人兴趣的话题，然后提前用英语准备一下。让外国人首先对你这个人产生兴趣，然后对你说的话产生兴趣，这绝不是什么歪门邪道。

此外，遇到赴日工作的外国同事或领导时也应该慎重应对。觉得“反正他们早晚都要回国，所以差不多应付一下得了”，或表面上笑脸相迎实则口是心非都不可取。因为我有在国外工作的经验，所以我心知肚明：若用上述态度应对，即便自认为伪装得不错，也会被人看穿。一旦接待方心想“反正他早晚都要回国”，被接待方心想“反正他也是口是心非”，那么真正的沟通便再无可能实现。

正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更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建立信任—这样做的人才是真正的具有建设性眼光，正所谓“机会可遇不可求”，遇到了就应该好好把握。不仅如此，如今经济全球化发展势头迅猛，自己也有可能被外派到国外工作，那时说不定会再次遇到曾经短暂共事的同事。

据某项较早的统计数据显示，全世界有5.3亿人以英语为母语，而全世界使用英语的人数约22亿。也就是说，在讲英语的人中，只有1/4的人的母语是英语。英语是商务世界的通用语言，如果今后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的话，那么在讲英语的人中，英语非母语的人士必然会占据更大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