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工作是一种社会联系和团体联系。在雇员社会里，工作是人们接触社会和团体的主要途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作来决定的。当一个人讲“我是医生”或“我是水管工人”时，就表明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表明了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团体中的作用。

也许更重要的是：从远古以来，工作就已经成为满足人归属于某个团体的需要（归属感）的一种手段，以及与同类建立起有意义的关系的一种手段。当亚里士多德讲人是社会型动物时，他实际上是在讲：人需要利用工作来满足他对团体的需要。

的确，很少有人只是由他所属的工作小组来决定自己在社会和团体中的作用，绝大多数人都还存在着工作以外的社会和团体。人们经常可以发现：一个在工作小组中社会地位不高的人，在其他地方却是一个“大人物”。例如，一个不显眼的工人，在童子军或教会中却是一个大人物。但是，即使对于这个人来说，他的交际、团体身份和社会联系，也大都来自于工作。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是他除了自己狭窄的家庭联系以外的惟一联系，而且常常是比其家庭更为重要的一种联系。对于尚未结婚的年轻人和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们来说，更是如此。许多公司雇佣成年的妇女来做兼职工作，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成年妇女是最忠诚的雇员。这些成年妇女的丈夫有他们自己的工作，而子女们已经长大外出，于是工作场所就成了她们的团体、她们的社会俱乐部和逃避孤独的手段。

例如，在贝尔电话公司里，有许多女员工为了成家而离职，但过了十几年以后，她们又都可以从事兼职工作了。在文书工作的高峰时期，特别是在发行新的股票或债券、邮寄股息或年度财务报告等财务工作的高峰时期，她们被雇佣来从事工作。当有这种工作时，通常都是很急促、很紧迫的，工作时间很长而报酬并不太高。但是，许多人都抢着要做这种兼职，而且工作时的士气很高。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有几个月没有这种工作，这些“老姑娘们”就会打电话来问：“还要多长时间我才能来工作，我想看看我那些同伴，想知道她们在忙些什么，我很想念她们。”

类似地，每个公司在欢送其退休员工时也会有同样的反应。“我所怀念的不是工作，而是我的同事和朋友。”“我想要了解的并不是公司现在干得怎么样，而是以前同我一起工作的那些人现在在干些什么，现在在哪儿，现在他们怎样了。”某家大型公司的一位退休的高级副总经理坦率地说：“请不要寄给我年度报告，我对销售额已经不感兴趣了。请告诉我一些轶事。即使是那些我以前不能忍受的人，我也很怀念他们。”

最后的那些话表明了工作联系的巨大力量，表明了工作联系优于其他团体联系的地方。工作联系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喜好，即使不存在感情需要，它仍会发挥作用。人可以同另一些远离其工作、自己从来没见过的人一起工作，也可以为与自己既没有友谊，也不喜欢的人工作，而且可以工作得很好。更有甚者，即使对一个他很不喜欢，但却尊重其工作技能的人，他也可以与之一起很好地工作。但是，他的同事也可能是他的亲密朋友，他们在工作时间以外还会尽可能地在一起，一同去打猎或钓鱼，共度假期或夜晚余暇，共享自己的生活乐趣。工作关系具有客观的外在焦点，即工作本身。工作关系能够造成尽可能强大的社会联系和团体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既可以是含有个人关系的，也可以是不含有个人关系的，这取决于各人的愿望。

也许，这可以说明：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特别是在原始人群中，为什么工作小组总是按照性别来划分。男人一起工作，女人一起工作。在历史或人类学材料中，我们很少发现两性混合的工作小组。男人打猎，女人守家；男人造船，女人种农作物。在欧洲，挤牛奶的工作传统上是由女人来做的，而在美洲，这项工作则由男人来做，但从来没有两性混在一起来做的情况。

经济方面

4.工作是一种“生计”。在社会实行了最原始的劳动分工的时候，工作中就已经包含了经济要素。当人们不再是自给自足并开始交换其劳动果实的时候，工作就造成了人们在经济上的联系，但也造成了经济上的冲突。

这种冲突是无法解决的，人们只能在这种冲突中生活。

对于工人来讲，工作是一种谋生手段，是其经济存在的基础，但它也为国民经济创造了资本。工作可以提供使经济自己持续下去的一种手段，并提供赖以弥补经济活动风险的手段和未来的资源，特别是提供未来工作所必需的那些资源，以便未来的工人可以据此谋求生计。在任何经济中，都需要工资基金和资本基金。

但是，资本基金与工人在此时此地的生计需要是直接竞争的。资本是客观必要的，并不是由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而产生的。

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进行如下争论并没有什么用处：在资本基金的需求——即盈余需求——和工资基金的需求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古典经济学家争辩说：从长期来看，资本基金同工资基金二者是互相协调一致的。员工对资本基金的需要，跟他们对工资基金的需要一样大。工人比任何人都更需要有应付不确定性风险的保障，比任何人都更需要未来的工作岗位。

美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的迅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投资，即资本基金的持续增长。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最初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后来在哈佛大学工作，他对美国的资本形成的研究就证明了上述观点。但是，“工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资本基金的受益人，很少就是资本基金的贡献者。在一个产业部门中积累的资本，如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纺织工业中所积累的资本，往往为新的产业部门(如化学工业)提供了资金，而不是在纺织工业中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而且，资本基金所创造的工作岗位和收入，是未来的，但对其所做的贡献却必须是现在做的。

此外，在不同类型的工人之间，还存在着收益和牺牲之间的相对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原来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许多年之后成了知名的参议员。以保罗•道格拉斯为代表的劳动经济学家在有关实际工资的研究中指出：工会活动，对一国经济中实际工资的总体水平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这种论点可能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某类工人(如建筑业的员工)可以通过使另外一类工人做出牺牲而使自己在工资上获得重大利益。

换句话说，虽然工资基金与资本基金最终的确并无冲突，但与个体并没有多大关系。对个体而言，的确存在着真实而直接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