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文件被抢走的事实深深地印在史密斯的脑海中。在拉贾拉特南被捕一年之后，史密斯通过电话交流内幕消息被执法部门抓到。史密斯并不知道，在拉贾拉特南被捕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了执法部门的视线。2008年，当FBI监听拉贾拉特南的手机时，他们就发现，史密斯曾经向拉贾拉特南传送过内幕消息。2010年夏天，执法部门获得法院授权，可以对史密斯的手机进行监听。7月28日，史密斯收到线人的内幕消息，这名线人告诉他英伟达公司（NvidiaCorp.）的季度收入将会低于预期，而这一电话正好被执法部门记录了下来。就在同一天，史密斯卖出了10万股英伟达公司的股票，市场收盘后，英伟达公司对外宣布下调公司季度收入预期，与那名线人说的一样。

2010年12月，史密斯向执法部门报告了文件的处理情况，以及他与伦甘随后见面的情形。那一年年初，大概是春天，伦甘给史密斯打电话，要求跟他见面。伦甘和史密斯的关系一般，所以伦甘的这个提议很让人奇怪。当两个人在曼哈顿区的星巴克见面时，史密斯很快就弄清楚了伦甘的真实目的。伦甘想从史密斯那里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他哥哥拉贾拉特南被捕的当天，史密斯并没有看到伦甘拿走了哥哥大量的笔记本。伦甘还想确认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2008年5月，打给摩根士丹利的一位名字正好也是史密斯的人的监听电话里，所涉及的证明材料，并不是向史密斯透露两家科技公司并购消息的某位银行家，而这两家并购的公司名字都是字母I开头。伦甘想搞清楚，电话里面提到的这个史密斯，只是为华尔街某家投资银行工作的分析师，而不是在摩根士丹利工作的银行家，这个史密斯并不是内幕交易线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史密斯的电话监听记录表明，他所收到的内幕消息就是来自摩根士丹利。但是，如果这个消息是来自分析师而不是银行家，那么，这就很难界定为内幕消息。很显然，伦甘就是希望当执法部门询问史密斯在监听电话中的这个内幕消息的来源时，史密斯可以借助同名的理由来帮助帆船掩盖证据。

在离开前，伦甘向史密斯转达了拉贾拉特南的问候，并且希望史密斯明白，他不需要担心什么。史密斯一直都非常尊敬年长的拉杰·拉贾拉特南。每次晨会的时候，史密斯都像老师的宠物一样，坐在靠拉贾拉特南很近的前排位置上。与老板拉贾拉特南的习惯类似，史密斯也有一个自己的笔记本，他也在尝试发展内幕线人。

自然而然，当得知拉贾拉特南被捕的消息后，史密斯比任何人都紧张。因为在史密斯的办公室里，有一堆笔记本，上面记录的都是公司消息和他与分析师对话的内容。当史密斯获悉拉贾拉特南被拘留后，他将一整本的记事本都扔到垃圾桶里去了。当天晚上下班后，史密斯将办公室使用的个人笔记本电脑带回了家。多年以来，同事们都告诫史密斯说，用个人笔记本电脑工作会后患无穷，这表明，他有必要将自己的个人通信记录与公司服务器分开。当回到纽约郊外的家中时，史密斯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扔到了垃圾堆。一段时间后，帆船集团的一位技术部门的员工问他要笔记本电脑，史密斯没有告诉他实话，只是说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

申请保释

尽管帆船集团办公室的日子非常混乱，但没有人比拉贾拉特南更难过了。被捕时，拉贾拉特南没有任何防备，他从来也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自己被抓了会怎么样。所以，他也没有准备任何预案。拉贾拉特南甚至都没有一个刑事辩护律师可以求救。于是，拉贾拉特南想到跟丹尼斯·弗里德曼（DennisFriedman）联系，丹尼斯·弗里德曼是格信律师事务所（Gibson，Dunn&Crutcher）并购事务部门的联合主席。拉贾拉特南曾经和弗里德曼合作过，弗里德曼多年来已为多家科技公司的并购案提供过咨询服务。

弗里德曼招来公司白领犯罪与调查部门的联合主席吉姆·瓦尔登（JimWalden），跟他一起去联邦广场26号的美国FBI总部，会见拉贾拉特南。星期五上午9点左右，瓦尔登来到了市中心的FBI总部，这时他看到拉贾拉特南的后援队伍已经形成。拉贾拉特南的妻子阿莎自然是最着急的那个。当然，队伍里还有拉贾拉特南的弟弟伦甘。在那一天里，后援队伍的其他人也陆续出现：拉贾拉特南的助手里克·舒特，帆船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乔治·劳，拉贾拉特南的妹妹，哈莱姆儿童区（HarlemChildren）的首席执行官杰弗里·卡纳达（GeoffreyCanada），以及其他的一些人。当天下午3点左右，拉贾拉特南被带到一名美国治安法官（magistratejudge）的面前，并宣布了一系列保释条件，此时，大概有20多名朋友和亲戚聚集在5A法庭，这是一间狭小、低矮的屋子，位于珍珠街（PearlStreet）500号联邦法院的5层。当天下午的审判是由美国治安法官道格拉斯·伊顿（DouglasF.Eaton）主持的。

下午3点过后，随着金属门那里传来的一阵响声，法庭的一扇门打开了，两名副执法官带着拉贾拉特南和库马尔并排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几分钟前，拉贾拉特南和库马尔才刚刚从外面的囚室里释放出来，他们俩是在进法庭前的几分钟才见了面。这是拉贾拉特南和库马尔一个星期前从婚礼上回来的第一次见面，当时他们正在拉贾拉特南位于南滩的豪华公寓里度假。

从那天早上的晕厥中恢复过来之后，库马尔看上去有些憔悴，脸色铁青。后来，库马尔责骂拉贾拉特南将他拖入麻烦的旋涡之中。拉贾拉特南的妻子阿莎承认自己在拉贾拉特南和库马尔被捕后，给库马尔的妻子马尔维卡写过道歉信。阿莎在信中写道：“真的很对不起！”拉贾拉特南也感到很愤怒，他生气的是FBI特工们对待他的方式。自从拉贾拉特南第一次被捕并被带到市中心之后，他们竟然都不允许他使用淋浴间。

拉贾拉特南和库马尔都没有戴手铐，但当他们跟各自的律师一起坐在被告席时，他们的身后都站着一名联邦执法官，以防他们突然逃跑。

负责办理库马尔保释手续的是美国联邦助理检察官乔恩·斯特里特（JonStreeter），他代表政府履行相关程序，提出库马尔需要缴纳500万美元的保证金。库马尔的保释保证书上有库马尔妻子马尔维卡和儿子阿曼的签名。库马尔家的房子被拿来作为保证金的担保物，该房产的担保价值为250万美元，这个房子还剩下50万美元的货款没有还清。库马尔的护照在被捕时也被特工没收了。

“如果你试图办理新护照，或者购买任何一张离境的汽车票、火车票或者飞机票，都将被视为违反保释条款。任何尝试这样做的举动，都会因为违反保释条款，而让你再次被捕。”在库马尔以被告的身份离开法庭从事文字工作之前，伊顿法官这样警告他。然后，伊顿转向拉贾拉特南。“考虑到潜逃风险，我们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负责办理拉贾拉特南保释手续的曼哈顿区的美国联邦检察官乔舒亚·克莱因这样说道。克莱因建议拒绝保释。因为拉贾拉特南不仅有潜逃的动机，他还有潜逃的手段。克莱因解释说：“拉贾拉特南是斯里兰卡国籍，同时，他还拥有美国国籍。他在斯里兰卡拥有房产，拥有经纪人账户。实际上，只要拉贾拉特南选择飞往斯里兰卡，他完全可以在那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作为拉贾拉特南辩护律师团队中的一员，吉姆·瓦尔登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向法庭描述了一个与克莱因所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的形象，他说自己的委托人一辈子都跟自己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在最近的5年时间里，捐出了2000万美元的善款，还要照顾自己年迈的双亲，“他父母的年纪，一个是81岁，一个是77岁，这两位老人没有住在离家较远的养老院，而是由他亲自照顾……在当今社会，拉贾拉特南是值得尊敬的人，他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员。”瓦尔登还说，来自哈莱姆儿童区的负责人杰弗里·卡纳达这样告诉他：“瓦尔登先生，我并不想多说什么，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敢打赌，不管哪天，只要有需要，拉贾拉特南就一定会出现在法庭上。”

在克莱因和瓦尔登争辩的过程中，瓦尔登同时还对政府的这件案子进行了抨击，在内幕交易方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只会用他们拿不到消息这样的借口来定案。“检察官错误地理解了很多话，比如‘用你的通信录’‘保持沉默’‘我们需要优势’等，因为他们并不真正理解拉贾拉特南先生所从事的行业是如何运转的。”瓦尔登向法庭申述说。

瓦尔登建议500万美元的保释金用拉贾拉特南的房子做担保。但克莱因觉得保释金太低了。伊顿法官赞同克莱因的观点，将保释金的标准定在1亿美元。在拉贾拉特南及妻子，以及其他4个人在保释保证书上签字之后，伊顿法官当庭释放了拉贾拉特南，但要求拉贾拉特南保证，在任何时候，只要法庭要求，他就会立即回来。伊顿法官同时还限制拉贾拉特南的活动范围，以纽约为中心，活动半径不超过50千米。瓦尔登向伊顿法官请求再放宽一些活动范围的限制。

“告诉我原因是什么？”伊顿法官问。“拉贾拉特南先生的女儿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他经常会去那里看他女儿。”瓦尔登解释说。“所以，您看看，能不能将活动范围至少扩展到费城地区？”瓦尔登继续问道。“可以，那活动范围半径就设定为150千米。好吧？”伊顿法官同意了。“我们非常感谢您，阁下，谢谢！”瓦尔登表示。

那一天，拉贾拉特南原本准备飞往伦敦参加一部电影的首映式，结果，当这一天结束时，他竟然连去费城都需要申请。

荒谬的努力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回到帆船集团办公室的拉贾拉特南像是换了一个人。拉贾拉特南的眼睛里似乎看不到其他任何人的存在，跟以往充满活力的步伐不一样，他现在走过走廊的时候，步伐沉重，双肩无力。帆船的员工们对拉贾拉特南的这一步态感到很惊讶，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这样走路过。

晨会中，拉贾拉特南显得非常愤怒，肆无忌惮。拉贾拉特南宣称自己是无辜的，所有他交易过的股票，都是通过“拼花式”（mosaic）研究选出来的，这种投资方式就是通过分析某只股票各个方面的消息，最后形成一个明确的投资策略，根本不是依靠所谓的内幕消息。奇怪的是，回到办公室后，拉贾拉特南试图处理那些还没有做完的事情。在拉贾拉特南被捕的一个星期后，他为史密斯买了一台传真机，希望史密斯以后能够用传真机处理相关研究资料。有时候，这些研究资料里面夹带着一些机密消息。通过传真机传送消息比电子邮件传送消息要好，因为这样不会留下电子痕迹。史密斯并不知道传真机传送的内容是否也包含一些内幕消息，不过，他理解老板的意思：他最终还是把传真机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拉贾拉特南知道自己不可能重振帆船集团，于是，他开始快速降低公司负债。拉贾拉特南解雇了很多员工，并将核心员工转移到一间破败的办公室，办理相关的清算业务。在一间狭小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拉贾拉特南重新建立自己的堡垒。拉贾拉特南告诉自己的同事，如何对各种各样的消息进行“拼接”，这一思路就是支撑他投资决策的关键。有时候，拉贾拉特南的亲信们觉得他的这种努力很荒谬。2008年9月23日，拉贾拉特南将所有的钱都买了高盛集团的股票，豪赌政府出台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AssetReliefProgram，简称TARP）。拉贾拉特南跟朋友们说，他给华盛顿特区的咨询师付费后，对方告诉他，TARP将会很快实施。为了能够让市场休养生息，直到几个星期之后，TARP看上去才像一个可行的建议。

与此同时，在保释听证会的背后是一群积极工作的检察官们，包括乔恩·斯特里特、乔舒亚·克莱因和从2006年就开始跟踪调查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安德鲁·迈克尔森，他们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这个案子上了。检察官们从另外一个重要的渠道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这个信息渠道就是麦肯锡公司。

尽管麦肯锡的高级合伙人之一的库马尔被捕太出其不意，但麦肯锡还是迅速让库马尔停了职，库马尔后来在一个半月内彻底离开了公司，并且麦肯锡还在公司内部发起了针对库马尔罪行的调查活动。11月，在库马尔被捕不到1个月的时间，来自Cravath，Swaine&Moore律师事务所的麦肯锡律师前往圣安德鲁广场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将他们发现的线索提交给斯特里特、克莱因和迈克尔森。

尽管指控书中并没有出现麦肯锡的名字，只是有对麦肯锡的高级合伙人库马尔的指控，但麦肯锡仍然面临因为公司员工犯罪而被连带起诉的可能。政府部门在决定是否对一家公司进行起诉时，要考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公司里谁应该对错误的行为负责，以及错误行为是否很严重。10年前的案子让麦肯锡的律师记忆犹新，麦肯锡的客户安然公司的总审计官亚瑟·安德森（ArthurAndersen）被控从事分解与安然公司相关的重要文件。尽管后来最高法院撤销了这一指控，但安德森给安然公司造成的危害却是事实。亚瑟·安德森被停职。正是因为有亚瑟·安德森案这个先例，所以，聪明的公司都知道，早点跟政府部门配合没有坏处，尽管站在麦肯锡的角度来看，公司被起诉的风险很小，但早点合作还是最明智的选择。一般来说，当公司准备跟政府合作时，他们都会将那个被起诉的员工看成是公司管理层不曾想到的“坏苹果”。与检察官合作，也是麦肯锡的一贯策略。

克拉瓦斯律师所的律师们准备了厚厚一叠电子邮件和其他文件，将这些交给检察官，表明他们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线索。这些发现让人感到震惊。麦肯锡的律师发现曼珠·达斯实际上是库马尔家的保姆，迈克尔森对曼珠·达斯这个名字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多年前她曾出现在帆船集团的投资者名单上。尽管库马尔曾经向摩根士丹利宣称达斯生活在印度，但麦肯锡的律师有证据可以证明他在撒谎。麦肯锡通过调阅达斯的入境卡，发现她正是以库马尔家保姆的身份来美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

自从两年前开始关注库马尔以来，检察官们第一次清晰地掌握了拉贾拉特南通过库马尔家的保姆向库马尔汇钱的重要证据。这一证据可以给库马尔沉重的打击，让他彻底伏法认罪。

尽管库马尔非常小心，不会轻易用他的邮箱收发邮件，但总有些邮件是通过麦肯锡的账户收发的。在其他情况下，库马尔会借口向麦肯锡印度办事处发传真，将一些重要的信息传递给拉贾拉特南。现在，有这么多麦肯锡的邮件证据在手里，检察官们信心十足。

与此同时，阿尼尔·库马尔变得越来越焦急。当库马尔第一次被捕时，他就聘请查尔斯·克莱曼（CharlesClayman）作为自己的刑事辩护律师。事实上，库马尔根本可以不担心自己的律师费用。拉贾拉特南为他提供了联合抗辩，也就意味着拉贾拉特南可以把库马尔的律师费用一起承担下来。但当某个朋友问库马尔为什么不接受拉贾拉特南为他提供的联合抗辩时，库马尔含糊地回答说：“你不知道我到底知道什么。”

在征求最亲密朋友的建议之后，库马尔更换了律师。库马尔为自己找来了最大牌的律师，71岁的罗伯特·摩维尔卢（RobertMorvillo），白领证券欺诈辩护领域的王牌。当拉贾拉特南被保释出来后，他同样找到摩维尔卢，希望他能够成为自己的辩护律师，但那个时候，摩维尔卢不得不拒绝他。因为他们公司的一位合伙人，拉里·伊亚索（LarryIason）已经将摩维尔卢派给了马克·库兰德，库兰德原来是贝尔斯登的高管，后来创建了自己的对冲基金，那一天，他正好也被捕了。当库兰德另找了一位新律师后，摩维尔卢正好有了空档，可以作为库马尔的辩护律师。

跟很多刑事辩护律师的出身一样，摩维尔卢最开始，也是在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他的上司是传奇人物罗伯特·摩根索（RobertMorgenthau）。在摩根索的手下，摩维尔卢晋升为证券欺诈小组的负责人，后来，他又成为刑事部门的领导人。1973年，摩维尔卢从政府部门辞职，选择到更能赚钱的私人部门工作。在当时，为白领罪犯辩护是被很多“白鞋公司”所不齿的，但摩维尔卢另辟蹊径，专门为政客和商业精英辩护，他们中就有AIG的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Greenberg）和玛莎·史都华（MarthaStew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