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一般是指《周礼》、《仪礼》、《礼记》三部有关礼的著作。通常认为《周礼》、《仪礼》是周公所作，后人做了增订。《周礼》被看作是西周的行政法法典，《仪礼》则被视为是西周的民法法典，两者论述内容都极为广博精微。《礼记》有西汉戴德、戴圣叔侄两人传下的版本，被后世称之为《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记载了孔子和弟子们对古代礼制的总结和诠释，是儒家礼学最精辟的理论著述，其文笔极为精彩，其思想极为精致，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称精美绝伦。“三礼”从礼制条文到礼治精髓，已经极为完善，实现了礼的规范化、制度化。“三礼”记载的内容被中国历代传承，浸染到人心深处。

礼的系统化、规范化，始于周公“制礼作乐”。如果说夏朝主要是依靠国君的威望和命令治国，商朝依重鬼神天道治国，那么周公则是在总结前代治国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响亮的德政和礼治治国理念。周公制礼的思想大纲是“尊尊”和“亲亲”，尊尊是个人与国家的尽忠原则，亲亲是个人与宗族的孝道原则，前者是政治层面，后者是伦理层面。《周礼》和《仪礼》内容包括以血缘宗族为前提的社会等级制度，还包括分封、世袭、官爵等一整套国家典章制度。它们有些是源自于远古的原始巫术礼仪，有些是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习俗，有些则是来源于夏商朝代的政治传统。而《礼记》是在《周礼》和《仪礼》基础上的规范整理和学术发掘。“三礼”都是古代对礼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体现了道德理性对情欲的节文，彰显了贯穿在繁文缛节之中的人道精神，表明了中华传统道德发展的文明历程。

节文与理性：“理之不可易者也”yipindushu.com

礼制有大量的行为限制，乃至对个性的约束，但根本上礼源自于人的理性，是人类文化的道德理性使然。孔子注重人的性情的真实流露，说中直之人更切近于仁，同时又主张对性情要“以礼节之”（《论语•学而》）。《礼记》记载：

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礼记•坊记》）

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记•乐记》）

另外《礼记•檀弓》也论及为了调和自身诸多情欲，如思亲之情、饮食求乐之欲等，使之遵循一定标准而不相互冲突。孟子也说：“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辞让之心”就是“节文”的表现，是礼的发端。荀子更是以为人性恶，没有节制的人必然为欲望纷争不断，所以圣王“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论》）。朱子则解释道：“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论语集注》）礼是道德理性对人外部行为的规范，礼的性质和功用是“节文”，即通过具体行为的规范，节制人之欲，文饰人之情。

如果说礼的“节制”完全是源自于道德理性，那么礼的“文饰”则带有诗情画意，是艺术化的道德情感。然而就礼的发生而言，只有到了道德理性成熟之时，才有礼的产生，因为道德情感可以是自然本能的流露，如亲子之情，而道德理性则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充分酝酿才能达成。因此《礼记》的《礼运》篇，专门通过阐释人类社会礼的运转演变，论证礼的起源和必然，提出了“大同”和“小康”学说。《礼记•礼运》认为礼并非古已有之，把社会历史的演进划分为“大同”之世和“小康”之世两个历史阶段，这正是礼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

“大同”之世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时代。一方面，社会的财产是全天下人所公有，社会的管理完全是选贤与能，所有人共同推选天下共主为天子，天子之位凭借德行进行禅让。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不需要礼义等级制度：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礼记•礼运》）

可见这里所描述的“大同”之世就是指尧舜禹的氏族时代，“大同”的社会就是人与社会，人与人完全均等和谐的社会，没有制定礼义等级制度的必要，所以礼还没有产生。“天下为公”，是全民政治、民本思想的体现。“选贤与能”是在民本思想基础上，注重政治效能和水准，以求政治的清明和文化的进步。

“小康”之世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礼记•礼运》）的时代。从“大同”进入到“小康”，礼义等级制度就成为正常社会运行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天下主权和治理被一家一姓所掌控，父子相传，兄弟相及，君主权位被世袭继承，而不再禅让和推举天下共主。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依靠礼义制度来维持：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礼记•礼运》）

所谓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六君子，无一不严谨地求之于礼义制度的，用礼义表彰民众正确的言行，鼓励民众信用的遵守，用礼义的标准考察官员的尽忠职守，罢免祸害民众的官员，全社会提倡仁义礼让的道德。这种社会被称为“小康”之世，虽比不上“大同”之世，但有礼义可循，社会安定，仍是所应追求的治世。

《礼记•礼运》对礼的产生过程所做的探索，虽然“大同”“小康”是比较抽象的社会，但大体上反映了我国远古历史变迁的进程。《礼记•礼运》肯定了礼义制度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比孟子的心性论和四端说更加客观。《礼记•礼运》重申了礼义制度的必然性，比荀子的性恶论和圣贤制礼论断更为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