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德的第一个层面就是道德伦理的精神层面。礼的精神实质、普遍原理、普世价值,就是仁德理念、义德准则、人道精神,礼正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时代下,依据对这些根本的道德法则认识程度而制定的,因此礼的具体规范是该时代道德行为的标尺,意在培养善良人格,塑造社会的一代新人。
礼是道德理性对人外部行为的规范,“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记•文王世子》)。礼同仁义一起,构成“通天人,合内外”的完整道德人格。
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礼记•郊特牲》)
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礼记•礼运》)
人的善与恶,兴起于人心,但人心难以察看,若要让人道德齐一,唯有制礼行礼才能培养善良人格。对一个人来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不懂礼、不行礼的人不能成人,因为没有完整人格,遇事没有原则,这样的人自然也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礼要实现“和”的功用,就包括了个人的身心和谐,人格完善。对于一个善良的人格而言,礼是不可或缺的。“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礼记•乐记》)君子的一举一动都要守礼,每时每刻都不能违礼,“礼以治之,义以正之”(《礼记•丧服》),“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礼记•仲尼燕居》),即便是在春秋乱世,孔子尚且坚信“礼”只是暂时失效,“道”只是暂时缺位,在继周之后的治世,必然仍为有礼之世。人世道德昌明,必然是礼的复归。人间正道长存,必然是礼的变革与完善。因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是君子“克己复礼为仁”的信条。yipindushu.com
礼是社会生活的仪轨,以便凡事皆有所遵循
礼德的第二个层面是社会习俗层面。礼是通过“化民成俗”(《礼记•学记》)的方式,裁制社会生活的各领域,是社会生活的仪轨。“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礼记•冠义》)礼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这些看似极为简单的衣冠、服饰、颜色、言语等日常生活的细节着手进行的。《周礼》和《仪礼》是在周代初期创立的一套典章、制度、规矩、礼仪,相当于现代国家制定的法律,内容非常系统而完备。但礼毕竟不是法,却胜于法,潜移默化地达到法难以实现的效果。
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用所为生难知也。……以礼义治之者积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倍,礼义积而民和亲。(《大戴礼记•礼察》)
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诸侯朝,万物服体,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礼记•仲尼燕居》)
虽然礼不一定是“禁于将然之前”,法也未必全是“禁于已然之后”,但礼的规定比法更为全面和积极。《仪礼》就相当于周代社会生活的民法典,例如婚礼,包括了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诸多极其繁细的规定,通过这些婚礼的规定,使得迎娶有确定的行为模式。礼德作为社会习俗是靠大家共同认可、自主遵循的。
礼德对社会生活的调整,旨在“致天下之和”(《礼记•祭义》),在千差万别的社会生活中,实现和谐的人际关系。古代的天下观相当于当今的社会观,礼乐就是社会民间的自我管理方式,《礼记》这样描写礼对社会生活的意义:
乐至则无怨,礼至则无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礼记•乐记》)
社会的各种关系,主要包括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礼运》的“十义”除了最后的“君仁”和“臣忠”两条是政治上的关系要求,其余八条社会关系,“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都是属于民间的社会关系,通过礼乐教化,把个人融入到既定样式社会关系之中,可以让社会民风淳厚友善。礼最看重的社会关系就是人的家族血脉观念,所谓“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礼记•礼器》)。礼成为社会生活秩序的根本保证,守礼就能国泰民安,“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礼记•乐记》),废礼则神人共愤,社会失序。
孔子创造性地从夏商周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提取礼的人道精神,阐发了仁义理念和准则,试图在春秋诸侯国中推行这套理论,结果失败了。荀子则反过来把仁义理念和准则具体化、现实化为切合时代需要的新礼,但他跟孔子一样,他们所在的动荡时代还不具备实施这套理论的条件。直到汉代,由孔子、孟子、荀子所开拓出来的礼学体系,才开始向礼制转化,成为汉代之后历代政治生活的典章制度和真正法律化的行为规范。
礼是政治秩序的规整,以便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管理,首要的是基于道德理性和明文条例的礼治,既不能粗蛮地归为人治,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法治。礼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源,在古代文献中有大量这样的印证:“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国之干也。”(《左传•僖公十一年》)“礼,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礼记•礼运》)“制度在礼,文为在礼。”(《礼记•仲尼燕居》)可见,正是通过礼的明文条例规定,确立政治生活的秩序,礼的制度安排意在让人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譬如《周礼》,不仅是周代极为全面的行政法,还是系统的政治伦理学说,《唐六典》就是仿《周礼》而制作,后世沿用至清。对于政治秩序来说,礼就是广义的法,而中国历代的刑律则是根据礼的精神和原则制定出来的,刑是相对礼窄得多的法,所谓出于礼则入于刑,这从《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等刑法中可以看出。礼法不能偏废。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荀子也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故非礼,是无法也。”(《荀子•修身》)在荀子看来,礼治就是更为根本的法治。《大戴礼记•礼察》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在探讨社会国家的治理时,儒家把礼义制度、道德教化、宽厚仁道放在第一位,认为刑律、惩罚、苛政只能暂时抑制恶行,无法净化出人的良好品性。
孔子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按照周礼的制度规定,天子的舞队为“八佾”,即八行八列六十四人的阵型,诸侯为六佾,大夫为四佾,士为二佾(十六人)。而鲁国大夫季孙氏在家庙摆下八佾之舞,以大夫僭越天子之礼,所以孔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荀子•修身》)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礼记•乐记》)
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礼记•礼运》)
儒家主张以礼乐治天下,行政与刑律不过是推行礼乐的手段而已。礼把个人视为社会一分子,所以中国社会一般不会产生极端个人主义,而是注重群体的治理和善政。尽管礼的具体规范性内容必须因时变革,必须因事经权,新礼的创造和礼的适用都需要智德的分辨,但礼德精神实质,即彰显仁德理念和义德准则不变,礼德普世价值,即人道精神不变。变革和革命不是否定礼和道德本身,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某种礼和道德,越是反映人道精神的礼,越具有生命力,而违背人道精神的礼就必然成为人的枷锁,必然要求打破旧礼,但打破旧礼之后的新社会,也还需要礼,一种适应时代和形势、更贴近人道精神的新礼和新道德。
“礼”无疑是非常系统的宗法等级制度的“成文法”,有上下等级尊卑的秩序强制性,但其中又包含有氏族共同体的原始民主性和人道性质,对民族融合、国家统一起着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同时又与时因革损益,在继承中创新,可谓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和传统道德的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
原典选读
尚礼精神警言典例
1.孔子论礼德
【原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
【诠解】这里援引了孔子论礼的三段言论,思想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第一段说明孔子肯定礼德的历史继承性以及周礼的普遍价值。首先,孔子认为周礼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夏、商两代文化损益因革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显然是辩证的文化观和道德观。其次,孔子从周礼中发现其具有一定普遍性和可恒久性的成分,这就是周礼中的人道精神和人文价值,这种历史眼光、哲学眼光是很少有人能企及的,是孔子的卓异之处。
第二段告诉人们:行政命令和刑罚制裁是强制性的手段,它的效用看起来迅速、有力和明显,但不能深入、持久。民众因畏刑怀威而不敢为非作恶,但为非作恶的动机未除,因其并未以此为耻。道德启示和礼乐教化却不然,它们是疏导性的,其效用看起来不那么迅速、有力和明显,却因能够唤醒人的道德心、羞耻感,从而自觉约束自己不犯过错,其行为就会自觉符合社会规范而不出格。孔子认为道德教化的作用比“刑”“政”手段更具根本性、重要性。
第三段说明孔子认为礼德可以调节社会关系,使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有序化,从而达到群体和谐,故曰:“先王之道,斯为美。”
《礼记•乡饮酒义》
【原文】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
【诠解】这里介绍的是两条“古礼”。在古代农村乡社,逢收获季节或重大庆典,要举行乡饮酒礼。在这种场合,尊老之氛围极为浓厚:六十岁的人可以设座,五十岁的人则要站立。这里没有权力大小、财富多寡的考量,只有年龄大小的参照。这种礼仪无非只是为了表达“尊重长者”的美序良俗。在餐桌上,六十岁老人设俎豆为三(三盘佳肴),七十岁老人设俎豆为四(四盘佳肴),八十岁老人设俎豆为五(五盘佳肴),九十岁老人设俎豆为六(六盘佳肴)。这里没有食量大小的考量,只有年龄大小的参照。这种礼仪无非是为了表达赡养老人的美序良俗。《论语•乡党》也记载了这样一条古礼:“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宴结束了,有人会高喊:让持杖老者先行。老人走后,年轻人跟着鱼贯而行。这种礼节和上述礼节一样,都透露出古代社会生活中淳朴的民风,保留了原始的民主精神和人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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