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认为，按照其“四端”与“四德”理念，符合“仁”的政治，才是能够一统天下而王的政治。在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如何结束漫长的诸侯割据，武力征伐，社会动荡，是当时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主张以现实的利益为主导，提倡以法治国，实行严法酷刑，用强大武力实现天下统一。孟子对这种流行的观点和做法，斥之为“霸道”：“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王道”的政治应该是“仁政”，以理想的仁道为主导，提倡以德治国。孟子说：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

孟子认为以仁政得天下，以不仁失天下，是古往今来国家废兴存亡的定律。从天子到诸侯公卿贵族，再到普通的士庶百姓，行不仁必定带来灾祸。王道的“仁政”，之所以能“治天下可运之掌上”，相反“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关键在于民心聚散。孟子的“仁政”，正是从“仁”的道德理念出发，讨论如何解决政治问题。

孟子的“仁政”学说，确认了由“仁”到“仁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由于每个人内心都有恻隐之心，也即“不忍人之心”，当君主不忍见他人之困苦时，必然就有“仁政”的施行。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不忍人之心”就是同情心，也是“仁”的善端。用“仁”的道德理念治理国家，就能使得社会安宁。“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尧舜的王政就是仁政，从而天下得以大治。相反，不行“仁政”，行暴政，违背“仁道”，就会失去天下。所以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yipindushu.com

孟子的“仁政”学说，指明了“仁政”的精神条件，也是首要条件，即执政者必须存有“不忍人之心”，然后以此心推己及人。恰如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正是孟子沿袭了孔子“为仁之方”的“忠恕”理念，不同的是孔子重在于个人修养方面，而孟子推广到了政治和社会领域。

孟子的“仁政”学说，标明了民贵君轻的人民主权原则。在孟子看来，只有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才能成为天子；得到天子的认可才能为诸侯；获得诸侯的赏识才尊为士大夫。诸侯危害社会民众，那么诸侯就该更换了。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

不论天子如何更换，朝代如何更迭，民众永远是国家社稷的基础，无法被取代或“变置”，有民才有国，有国才有君，所以“民为贵”，排在前面，“君为轻”排在后面。孟子还提出诛杀违背仁义的君主不叫弑君，譬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不是犯上作乱的“弑君”，而是维护天下正义的“征诛”。“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上天只是选了一个人做“天子”的职位，如果天子是有道之君，民众就拥护他；如果天子是无道之君，民众就推翻他。为此，孟子大力倡扬禅让制度，认为天子的职位通过这种道德的、和平的方式，让给天下最贤能的人，这是公天下。而天子的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或兄弟，则是私天下。“民贵君轻”，仁爱民众，重视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孟子对中国上古社会就一直流传的民本思想的发挥。

孟子的“仁政”学说，阐明了“仁政”的具体内容。

首先是为民置产。孟子认为“仁政”必须要有经济物质条件，给百姓“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充分解决民生问题。他说：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

老百姓有了“恒产”，便有“恒心”，就不会“放辟邪侈”，才有良好的社会秩序。置恒产需要遵照均衡的原则，孟子说：“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但孟子提倡的置恒产还要求落实旧传统的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孟子•滕文公上》）这在当时已经是落伍了。孟子看到了物质经济对民心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其次是薄赋省刑。征发徭役不能误农时，年成不好要减轻赋敛，抽税要控制在一定限额内。“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减轻赋税和兵役劳役，取于民有制，使民有时，救济贫困，照顾鳏寡孤独等，孟子称这叫养民，实际上就是让民众休养生息。

再次是兴办学校，用道德教化社会。孟子主张发展文化，加强道德教育，驱民向善，达到统治者明了人伦、下民亲亲相爱的目的。“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从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社会风气必定很好。若不如此，“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梁惠王上》）。

最后就是尊贤重能。实行“仁政”必须要有政治条件，应当用贤能之人。学习远古天下为公、民主选举的政治理念，使“贤者在其位”，“能者在其职”，以专家的身份实际掌握政权，治理国家。只有任贤使能，实行“仁政”，才能团结人民抵御外侮，统一天下。

仁之养：尽心知性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只要穷尽自己的本心，就能发现自己善良的本性，然后不断地积累和扩充自己的善性，从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贤之人。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孟子提出的这套道德修养的方法叫做“尽心知性”。

孟子首先肯定了“仁”是出于人天生固有的本心，每个人都可以求仁得仁：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孟子•告子上》）

“才”是指材料、材质的意思。就是说不善的人，实际上不是他没有可以为善的材质，也不是没有心性四端，只不过是没有得到扩充，或压抑丧失。孟子基于这种先验道德观念，又提出了良知说。良知就是人先天的善良认知，良能是人先天的善良本能。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

仁义就是这样的一种良知良能。人“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同作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以及性善论，都是一致的，都强调了人向善的可能性。

尽管人本性善，有“良知良能”，但人还必须努力穷尽本心，认识本性，才算是从人性的潜意识之中提升出自觉的德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只要穷尽其心去寻找，去挖掘，就能发现自己身上的天赋“良知良能”。他以丧葬为例：

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孟子•滕文公上》）

人类最早并不埋葬亲人，而是抛于荒野，但见到野兽、蚊虫吞噬尸体，产生不忍之心，开始有“孝子仁人”掩埋亲人。孟子维护厚葬，认为是“尽于人心”。他说：“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孟子•公孙丑下》）“能思之心”是人的“大体”，是人区别于禽兽的人性所在。“反身而诚”，直视自我的内心，就能知晓人之为人的人性，而人性是上天所赋予我的，所以我也就知晓了上天。因此，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所谓“知性”，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人所特有的人性。失去这种特有人性就与禽兽相同。一个人只有做到了“尽心知性”，发现了“良知良能”，使得“四心”“四德”充分发挥出来，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不断提高，才能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贤。

其次，人必须“反身而诚”，穷尽本心，才能认识到自我本性，发掘到“本心”“四端”。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思诚”意味着不断地“反身而诚”（《孟子•尽心上》），意味着不断追求人之为人的心性认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道德情感和心理，孟子称为人的四种原始本心，即“道德本心”、“四端”。“四端”是人类社会历经长期交往，在人性中积淀下来的社会道德潜意识，相对于个体的人来说，是出生之前就先天蕴涵在人性之中的，“我所固有之”。孟子强调“四端”还仅仅是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的道德情感萌芽。人们必须扩充心中的“四端”，才能分别产生仁、义、礼、智四种最基本的道德。“四端”属于人性的“本心”，是内隐的；“四德”是自觉的、有意识的道德观念，是外显的。人如何从“四端”“本心”扩充、发展出“四德”理念？孟子认为这是一个心性修养的问题。君子或圣人就是成功实现了心性修养的提升，而成为君子或圣人。如果不能发现“本心”“四端”这种萌芽，或者丢掉、抛弃，或者没能扩充，就成为小人或恶人。

再次，在尽心知性，发现了良知之后，就要扩充良知，不断将“本心”提升到“四端”，进而跃升至圣人境界。他立足于“自我修养的发展模式”，认为美德的获得是对先天的“仁之端”的自我思考的结果，强调自求自得的修养方法。求仁在于强恕，勉力实践恕。“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他又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所谓修仁行义，事在于我，我求则得，我失则失。人皆有善端，将善端扩而充之，由衷地施行仁义之极，就丝毫不勉强，自然合于仁义，到达“人伦之至”，进入圣人的道德境界，因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这是一个“有为”的过程。“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可见，关键在于“有为”还是“不为”，只要“尽心”，就能“知性”，就能达于圣贤。

总之，“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可以理解为：天赋予人良知良能，人通过自省内在的“道德本心”，就能认识人的善良本性；人自觉地保存和扩充道德本心，遵循天赋予的善心善性，是天意天命所在；人只有不断修身养性，使自己符合仁、义、礼、智的准则，才能获得内心安乐，掌握人生命运，找到生活意义。在此，孟子论述仁，先说到心性，再说到天，从天到仁有心性做中介，而董子论述仁，则直接以天来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