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对于子女的爱，表现在完全接受子女的成长情况。但是父母对于子女的限，则设定在子女的品德行为方面。父母必须提高警觉，在品德方面，应该要求子女不要逾越规矩，不要破坏秩序，更不可以横行霸道、惹是生非。

但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有些父母坚决奉行“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古训，严厉要求，并且毫不手软，孩子痛得哇哇大叫，父母还连声吼叫“都是为你好”。这种方式，出发点可能很好，但不懂得儿童心理，所用的方法也不妥当，可以说效果并不明显。

做人最要紧的是生活，但现在人们却更重视知识，甚至因为追求知识而影响到生活。父母不知道教导子女如何生活，却急于要求子女早日学到很多知识和技能，实在是本末颠倒、不知轻重。甚至我们现在已经把家庭变成学校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课前准备和课后复习，几乎丧失了家庭教育的功能！

有一篇《美国儿童在压力中》的文章，提起今日的美国孩童所承受的压力比以前要大得多。似乎只要母亲一怀孕，就等于小孩子已经注册进入托儿所。所造成的后果是目前十岁到十二岁的儿童罹患哮喘、晕眩、胸腔疼痛、胃病等心因性疾病比十年前增加不少，九岁或十岁时就开始喝酒或吸食大麻的也很多，十五岁到十九岁的女孩当中将近有四分之一在十六岁以前就有过性交的经验，少女未婚生育，少年自杀的事件，都在快速增加。

我们当年把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翻译成美国，实在不如日本人聪明，日本人把它称为“米国”。因为大多数人喜欢望文生义，看到美国，便认为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似乎什么都美，都值得学习，以致有一位老太婆，到美国去旅游，一个月之后回到中国，便不断地向大家赞美，说美国小孩比中国小孩聪明。她说：“你看，人家美国小孩才几岁大，英语就讲得溜得不得了。不像我们的小孩，学那么多，英语还是说不好！”这些年来，我们热心学美国，好像好的学不来，坏的全学会了，何苦来哉！

父母将自己的子女和人家的子女相比，而且要求子女一定要赢过别人；学校明知道孩子具有个体差异，也认定孩子拥有不同的能力，却盲目要求人人都及格。实际上，如果孩子有某方面的特殊能力，就应该给予其不一样的教育刺激。不幸的是，很多儿童在课程上被逼得太紧，要求得太高。孩子们被迫去顺从环境，而课程却不一定能够顺应儿童的需要。

按理，学前教育所重视的，应该是游戏而不是学业。但是外行的父母，却急于打听幼儿园教不教写字，当一听到都在游戏时，父母就不把子女送来。

父母当然可以在家里教子女认字和写字，也可以带子女上街，引导子女注意广告看板、商店招牌。但是，不应该强迫子女非学不可，或者一定要学得正确。父母的责任，只在培养子女的兴趣和指导其方法，以使其养成良好的习惯。至于子女长成什么样的人，做成什么样的人，父母一定要充分加以尊重。

法国哲学家卢梭曾经提出自然主义的教育概念，认为儿童比教师、学校、教材更为重要。这种“儿童中心主义”主张，学校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儿童现有的经验、活动与兴趣上，使之成为决定学校活动的唯一原则。后来，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创立“儿童之家”，进行儿童教育的实验，他特别强调游戏法，认为游戏可以包含一切学习活动，用来培育儿童快乐、自发和创造的精神。

把儿童当作儿童，而不是成人。因为宇宙是一个变动的环境，知识和经验的价值，不能够求证于过去的历史，反而应求证于当时生活的需要，看看能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一书中说得十分明白：“我们的教育，正在起变化，把重心改变了。这个改变与哥白尼把宇宙的重心从地球移到太阳，是同样的一个革命成果，在教育上，儿童变成太阳，一切的教育设施，都应该环绕着太阳运行，所以儿童是中心，教育应为儿童而存在。”

虽然哥白尼的理论并不完全正确，但是所引发的改革精神仍然值得赞叹！

父母最好看清楚孩子发展的速度彼此不一致，有些孩子发展得较快，有些则较慢。而且孩子各方面的发展也不一样，有些孩子会认不少字，会写不少字，有些还不会。孔子早就提醒我们，必须因材施教。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当然应该依照子女的实际状况，而不应苛求。何况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彼此分工合作。我们依此推知，上天需要各种各样的人，而不是大家都一样。上天把子女托付给父母，最好依照子女的天分，让子女在快乐的生活中自然地成长。

父母可以启发、辅助、教导子女，却不应该要求子女接受各种指示。从前那种严格要求子女接受各种指示，严格要求子女服从长辈的教育理念都应该做出合理的调整。儿童天真无邪的特性、热忱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爱好实验的探索，都是十分宝贵的潜力。父母只需要以正确的态度、良好的方式、有效的方法给予适当的启发，至于子女将来怎样发展、可能有哪些成就，那是子孙自己的福分，根本用不着我们操心。

发挥所长要有共同守则

厘清教育中变与不变的道理

1920年，杜威博士来到上海，随之杜威的理论几乎全盘支配了当时的中国教育。中国各地含有实践性质的学校有如雨后春笋，都本着杜威的理想而设置。这种盲目移植的现象，是在任何国家都未曾见到的，而所引发问题的严重性也更为明显。

我们冷静检讨，这种方式充其量只是抄袭，还谈不上模仿，因为模仿需要深度用心，抄袭则不用动脑筋，人云亦云。而且这只能说是杂糅，根本算不上融合，因为融合必具有自己的逻辑，而杂糅则是莫名其妙的产品。

杜威的教育理论实际上过分偏重“可变性”。留美多年的曾约农教授明确指出：“今日一般观念，已不免拿一个‘新’字来做‘进化’二字的脚注。断定一切旧的都不如新的。换句话说，只知宇宙在‘变’，时代在‘流’，而不知‘变’中有‘常’，‘流’中有‘住’。”

变是事实，我们承认宇宙是一个变局。但是，宇宙自然真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吗？笔者上课时，多次要求同学放学回家看看妈妈有没有变。结果发现就算一切都在变，幸好妈妈的爱始终没有变。如此，这个家才温暖，回家也才觉得安全。

我们赞成教育必须是变动的、应变的、向前的、进步的、推陈出新的，一切墨守成规、故步自封的教育都应该加以反对。但是，我们更相信孔子所说的：生活法则不可变而生活的方式可以变。大家用心分清可变与不可变的界限，才是知变又知常的良好方式。

16世纪以前，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大多相信“过去比现在好”，这和我们常说的“一代不如一代”的观念非常相似。大家都相信，人心和人的作为都是一天一天败坏，今不如古。16世纪时，西方许多哲学家已经相信人类生活是进步的，并且大力提倡古不如今的观念。这种“明日比今日好，今日比昨日好”的假定，固然暗合人性本善，实际上却也偏向于“人类无限的完美性”。正如法国圣西门（Saint-Simon）所说：“黄金时代不是隐藏在我们背后（指过去），而是展现在我们的前面（即未来）。它代表着完美的社会秩序。我们的祖先尚未见到它，有朝一日，我们的子孙将会到达斯境，这有赖于我们为其开辟坦途。”

这一番话，其实在愈变愈好的“变”中透露出必然完美、务必达成的“常”则，也就是有其“不变”性。没有不变，哪里有变？这种变中不变的道理，由于《易经》的启示，我们中国人早就深刻体会、铭记在心了。不幸的是，由于近四百年来科技的落后，我们便觉得样样不如人，以致把祖先的宝贵遗产全都忘记了。

如果只看到变的一面，否认不变的事实，就会产生“道德不但可变，而且必定要改”的错误观念。民众曾经寄望“教育愈普及，社会愈有秩序，大家愈富有，社会愈能安宁”。现在几乎人人有受教育的机会，大学生满街都是，结果社会愈乱；人人都有钱，才发现家家都闹穷。有钱就花，没钱也要先花，弄得大家不安宁。可见基本的道德修养绝对不能变。我们在人格修养方面，一直认为今不如古，果然一代不如一代！

我们可以这么说：从物质文明来看，由于科技发达，带给人类很多好处，当然古不如今，愈来愈进步。但是从精神文明来看，由于重利用而轻正德，以致科学愈发达，物质文明愈进步，精神文明反而愈来愈倒退。

父母在物质方面要顺应时代的潮流，不必故步自封，不一定要子女和自己采取相同标准，吃尽同等的苦头。但是在精神方面，应该坚持各项不变的生活法则，先进德以修己，然后才能利用万物，发挥各人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