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管理活动自有人群出现便有之，与此同时管理思想也就逐步产生。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产生了许多成功的管理经验，形成了丰富的具有特色的管理思想，可以分成儒家、道家、法家和商家等主要几个管理思想流派。

（1）儒家的管理思想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反映伦理道德的“仁、义、礼、智、信”，其管理思想贯穿着这些精神。孔子认为管理者应具有“仁者爱人”的道德观，并把“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大学》），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道理。

强调和谐与中庸是儒家要实现的重要社会管理目标。孟子主张“以和为贵”，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以达到群体关系的安定和谐。强调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的性善论观点。在儒家管理思想中，一贯强调忠于职守、推己及人的管理理念，强调人本位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很高的社会实践意义。

儒家管理思想中除了强调和谐统一外，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满足人的需要，并加以必要的控制。荀子提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简单地说就是：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引起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思想要诣。

（2）道家的管理思想

道家管理思想集中在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中。“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指法则和规律。老子认为：“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因此，自然界无为，道法自然也是无为的，人循道也要无为，“无为而治”是道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无为”的思想首先从宏观的角度要求组织对个人少干预或不干预；其次是强调人的行动及其指导思想必须顺应自然，符合自然规律，不能凭主观意志行事；再次是要求管理者要善于管理大事，将具体工作交于组织成员自主完成；最后是政策要有稳定性，不可朝令夕改。唐代的著名学者柳宗元在《郭橐驼种树》这篇文章中对道家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而从事国家或社会管理的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述，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运用道家思想治理国家、与民休息的治国政策主张。

（3）法家的管理思想

法家管理思想核心是“法治”，即认为只有以成文法或不成文法为标准，以赏罚为手段，才能进行有效管理。法治管理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韩非主张“立法为教”，反对“人治”。《孙子兵法》是体现法家管理思想的重要著作，其中的许多观点都对今天的管理工作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孙子兵法》强调计划的重要性；其次强调组织、指挥和协调；再次强调激励对管理的重要作用。

在法家管理思想中还强调“法、术、势”的合理分析和运用。所谓“法”是指规律与法则，“术”是指方法及手段，“势”是指环境或条件。法家的管理和决策思想，在古代军事活动中应用比较广泛，唐代著名将领李靖强调在军事作战中要“避风占角”，主张对敌我双方实力进行充分掌握和客观分析，以自己的优势打击敌军的劣势。这在今天对企业进行经营决策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法家管理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以“法”管“事”，而不论是对谁，作为管理者更要以身作则。法家管理思想主张用客观、具体、铁定的法律进行管理，通过铁面无私的奖惩制度，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确保每个人在各自工作位置达到最高或最大限度的工作效率，同时对没有达到甚至是消极怠工、腐败浪费等现象进行最严厉的惩罚。管理的核心是以奖惩赏罚的强制手段来求得公平这一社会理想，赏罚的公正来源于完整的可靠资料。法家管理思想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管理信息如果沟通不畅，在高压条件下的管理就可能缺乏人情味，长此以往会对人的心理和身体产生麻木不仁的结果。

（4）商家的经营管理思想

商家也称为货殖家，也称“治生之学”，是先秦时期一个颇有特色的管理思想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计然、范蠡（据说是传说中的“陶朱公”）、白圭等。商家的重要经营管理思想是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预测行情，并及时决策。范蠡用计然之策，“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意思是预先估计市场需求，按时令准备好充足适用的商品。白圭在总结其成功经验时，把“乐观时变”放在第一位。所谓“乐观时变”，就是善于观测年成的变化，据以预测市场上对农副产品需求的变化。白圭认为，商业经营者不但要善于“乐观时变”，而且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意思是说在看准行情之后，要能够及时决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先于竞争者进行抢购或抛售。

商家学说中认为商品价格是否合理是决定商业经营成败的重要因素。经营者必须要掌握价格变化规律。计然指出商品价格变化的规律是：“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价格上升到顶点就下降，而下降到最低限度就会上升。在市场价格变化面前，范蠡的观点是，经营者的反应要“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意思是货物价格高时，就要大量抛售，货物价格低时，就要大量买进。先秦商家对于商品经营主张要贯彻薄利多销原则，白圭提出：“欲长钱，取下谷”。意思是，要想盈利，就要经营低价格的下等谷物。对于组织商品购销，白圭确定的基本方针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所谓“人弃我取”，就是对那些人们并不急需又暂时供过于求的、价格最便宜的商品，应当予以购存。所谓“人取我与”，就是对那些消费者迫切需要的又暂时供不应求的、价格昂贵的商品，应当予以销售。

先秦商家都非常重视商人素质的作用。司马迁把陶朱公的经营之道归结为善于“择人而任时”。从经商之道来说，“择人”比“任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陶朱公本人就不是单纯讲利而是讲义的，甚至仗义疏财，以致人称他为“言好行其德者”。白圭提出了做商人必须具备的四个基本条件：智、勇、仁、强。所谓智，是指观察和分析各种“时变”的能力，市场上变化莫测，如果“智不足与权变”，就不可能在竞争中取胜。所谓勇，是指看准时机后能够当机立断、敢冒风险的能力，如果“勇不足以决断”，就会在经营中坐失良机。所谓仁，是指能知取予之道，要舍得为取而予。所谓强，是要求商人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如果“强不能有所守”，就不可能获得经营成功。

国外古代的管理思想

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古代埃及人动用10万多人力，费时20年建造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大金字塔。完成这样庞大的工程，不仅需要技术方面的知识，而且要求高水平的组织、调度和管理。在公元前期2000年前，古代巴比伦颁布的“汉穆拉比大法典”，对诸如个人财产保护和方式、臣民应遵守的规范、货物贸易的原则、最低工资标准、家庭纠纷与犯罪的处理等的规定，都体现了出卓越的管理智慧。

比较科学的管理思想产生于古代希腊和罗马帝国时代。这时的古代城市国家开始有了政治、商业、军事活动及各种组织。特别是古希腊人认识到了体力劳动的效率与劳动分工之间的关系。公元前370年，古希腊学者色诺芬（Xenophon）曾经对劳动分工作了这样的论述：“在制鞋工厂中，一个人只以缝鞋底为业，另一个人进行剪裁，还有一个人制造鞋帮，再由一个人专门把各种部件组装起来。这里所遵循的原则是：一个从事高度专业化工作的人一定能工作得最好”。今天看来他提出的管理思想与后来泰勒的科学管理学说非常接近。

公元前284年，古罗马建立了层次分明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实行了一种把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连续授权制度，即罗马皇帝将整个罗马分成101个省，这些省由13个区管辖，13个区又归为4个大区。由皇帝授权助手领导大区，大区授权给总督管辖各个区，总督授权给省长管辖各个省。省长只管民政，这样既实行分权管理，又防止了地方拥有反抗中央的军事力量。

早在15世纪，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M•马基埃维利（Machiavelli Niccolo）提出了四项领导原理：一是领导者必须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二是领导者必须具备维护组织内部的内聚力；三是领导者必须具备坚强的生存意志力；四是领导者必须具有崇高的品德和非凡的能力。马基埃维利的四项领导原理是对当时出色领导人活动的概括和总结，现代领导科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与这些原理基本相同，也可以看作是对其的继承和发挥。

在1776年，苏格兰的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发表了其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他在这部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其中也涉及了许多管理思想，这些管理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认为分工问题是管理中的首要问题。他把劳动分工能提高生产效率的原因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增加了每个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二是节省了从一种工作转换为另一种工作所需要的时间；三是发明了许多便于工作又节省劳动时间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