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观察了在人类中出现的新生活的内在特性；它在我们的存在和我们在世界的位置中遇到的种种阻碍还没有涉及。不过现在我们也必须对它们进行阐述，因为首先是它们的出现和对它们的种种分析决定了人的生活独有的特性。阻碍尤其产生于三个方面：精神生活与其方式和条件的关系，精神生活的不成熟甚至自身的模糊不清，精神生活在宇宙以及人的领域中表面上的软弱无力。现在依序观察这些阻碍和对阻碍的克服。

【精的生活与人的存在】

前面阐述的信念的一个要点是，向生活立于自身的转变不可能通过逐渐提升产生于纯自然。它也极少有可能产生于人类聚合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惯于让所有的精神活动为单纯人服务。因而在这里若没有生活的挣脱和自主行动是不行的，若没有66自身的稳固化它就不可能完成构建。这种必然性表现在所有的劳动门类；若不能获得一个独立的起始点，科学的思考以及艺术的创造皆不可能进行。不过这种突然中断充满危险，会带来一种巨大的诱惑，正在奋力向上的精神常常被其征服。生活若是必定能攀上一个新的巅峰，甚至在特殊的时代状态中获得一种具有撼动力的力量，那么完全鄙弃经验世界而从这一巅峰尽力发展整个生活显然是可以理解的；似乎首先是这种完全凭借自身能力的发展确定无疑地为精神生活的完全独立和纯粹的特色提供了保证。在宗教中是这样做的，在伦理学中是这样做的，即使在哲学中也是这样做的。然而无论哪个门类的情况都表明，在这种脱离经验世界的情况下，在这种试图凭借自己的活动造出一个新王国的情况下，人的精神生活自身会面临贫乏化和陷入无形态的危险。神秘主义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遭遇，它意欲将生活完全变成对永恒存在的一种内省，而在此过程中很容易陷入一种空虚，也很容易从极高的跃升回落人一种孤独感；宗教伦理将对神的爱变成了唯一的任务，而对人的爱即便未被毁掉也被淡化，在此情景下它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在转向自由翱翔式的推想时，哲学意欲让思维自身的活动产生完整的真实，当然借此它获得了一种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但却无力赋予这一体系一种完全真实的内涵和力量，它的遭遇还是如此。普遍的情况表明，若不想让生活贫乏化和僵滞不前，精神生活超越最近的世界就不能成为一种脱离。因而须从已经达到的巅峰返向经验世界，须在两者之间编织起一条条连接线，须将经验世界尽可能地拉向自己身边，须在对它的分析中从内在方面深化自己；在我们人身上，精神生活并非纯粹的自我展开，而是在种种强大的阻碍中前行，它并非愉快的思维游戏中的轻松创造，而是劳动，艰辛但却富有成果的劳动，形成一种真实中的劳动。然而我们不可能直线67前行，而是必须从两个方面努力工作，这并不是说将我们的生活变成高层次和低层次的复合体，例如将认知变成感性和理性的产物，而是精神保持优势地位，由精神出发实现联系，在由精神构成的一种生活空间内实现联系，低层次将尽量被置入这一空间并在这一置入过程中得到改造，在这一生活空间中推动高层次继续前行，在为此做出的成就中获得自己的价值。

然而此时会出现巨大的纠纷，其缘由为低层次绝不会顺从而完全化入前述的运动，它面对上升的趋势坚守着一种独立性，顽强而固执地让生活停留在自身之处而使高层次遭受损害。人的感性本性绝不会简单地遵从精神的引领，而是常常在居优势地位时也将种种精神力量拉向自己，也就是说并没有很多的人的意愿，而是迫于必要性。于是我们得承受一场持续不断的战斗，为出于天性的自我保存而进行的战斗，一场我们不可能摆脱的战斗；这场战斗常常会激烈得需要付出所有的努力。不仅个体是这样，而且各民族和整个人类亦如此。支配着人之存在的一般水平的并非思想，而是利益，也就是物质利益；即使在各种重大的内部变革中它们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在历次宗教改革中，恰恰是近代以其经济学的思想方法使这一点得到了承认。同样可归结到这一点的还有，在为存在进行的战斗中会不乏冲突，会不乏为人类发展而努力的人之间的竞争，随着他们催人醒悟的力量的衰落，生活很容易变得乏味无聊。感性的生命维系作为人类存在最强有力的驱动力维护着自己，这一事实一再从所有的掩蔽中显露出来并证实自己的优势；从这一点看，精神生活似乎纯粹是一种镶边，一种不可能自己存在的镶边。在人类的存在中，面对感性自私的利益的喧嚣，精神生活显得那么谦卑，不得不十分艰难地争得某种地位!面对精神生活的一切发展，自然存在的各种形式坚守着空间和时间，控制着我们的追求，这一事实68使这种考虑继续得到加强。并立而存的感性存在以稳定的现实性环裹着我们，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隔离开来，而所有的精神行为要求的则是源自整体的活动；同样我们会发现自己被置于时间的前后相继之中，在那里没有任何业绩和状态是持久的，在那里一切都在流动，事物之洪流势不可挡地继续滚滚向前，今天被认为是合理的，明天很容易被打上不合理的印记。在理想、信念和趣味方面，人的存在显现出一种迅速的更迭变化，而精神创造则认为自己的内涵超越了时间，若不坚持这种要求，追求的所有力量必将丧失殆尽。照这一切来看，精神生活在人身上似乎不可能实现独立的存在，最终必将败于另一个世界。精神生活发出的光穿不透日常生活的浓雾，即便没有完全消失，也是过于短暂和无力，不可能温暖我们的生活，不可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一盏可靠的指路明灯。它向我们显现的更多的是我们能力的局限和我们与真理间的遥远距离，而不是我们能够获取真理的确定性。

这一切既无法否定，也不能推置于一旁，依旧不变的事实是，在我们这里，精神生活只能在另一种甚至是一种异样的介质内得到发展。不过只要仔细观察生活状态，马上就会发觉，一种反作用已开始发挥效力，不但贯穿人的思考和意愿，而且还贯穿于生活本身的教育和深化培育中：迫于必需和出于自身维护，人选取的东西在整个生活自身的进程中不断变化，而且为了人不断地完美化；起初仅属于外在的东西会获得一种内在性，原本只用作工具的东西会变得自身充满价值；在整个生活空间，智慧都在攀升和加强。

我们从爱和友谊方面观察一下人与人的个人关系。被称作爱的东西起初与自然本能紧密相连，常常具有相当粗略的特性，只是附带有精神特征，他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愉悦自己的工具。然而在聚合中，生活逐渐发生了一种变化，他人自身也获得69了一种价值，“我”可以服从促使他人幸福，甚至可以牺牲自己。友谊的情形也是如此。能够将人引领到一起的大都是功利和安逸的种种外在原因，能够将人聚合在一起的大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不过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一旦时间比较持久常常会转向内在，每一个成员都会获得一种对他人的关注，甚至从他人获得一种愉悦；亚里士多德就曾描述过，生活进程常常将起初仅仅是功利和安逸的东西变成其本身充满价值和完美的东西，从而使人超越了自己本来的动机。按照这位思想家的表述，即使在低层次的人的内心也有某些神性在发挥作用，这种神性要比这类人本身强大得多。

我们与我们的劳动活动所涉及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参与了这种提升。我们常常出于自我保存的缘故开始劳动，在生存竞争中出于被迫为它要求报酬；在此过程中对事物的促进起初可能完全无关紧要。然而由于劳动活动本身的内涵，我们渐渐觉得它变得可爱而充满价值，它的进展成为中心问题，为使它达到预定目标会驱使人付出绝大的艰辛和牺牲。特别是在劳动超越单个行为成为终生活动时更是如此，特别是在它变成一种特殊职业因而为所有的活动指明确定的方向和任务时更是如此。这构成了对所有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最可靠的防御；人与精神生活的种种目标有着一种紧密联系，人的存在获得了一种内在的提升，这一点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

在与人和对象的这种关系中，力量和生活从外在变成内在，从自然转为精神，于是个体自身也具有了一种引导其向上的强大力量。这就是个体的特性，个体的个性。它起初是一种自然的传递，低层次和高层次在其中毫无区别地共同流淌；保持和贯彻这一断定符合自我保存的自然本能，因而很容易赢得人的兴趣和吸引人的活动；不过由此而引发的活动会渐渐远远超越这种70初始状态。各种精神要素会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来，逐渐汇聚成一个整体；这种情形出现得越多，一项崇高的任务便显现得越清晰，它会使人高尚化，使人的行为朝向种种精神目标，以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抗衡较低层次的自我，以本质的整体抵御表层的散乱。因而个体的特性是作为生活借以攀升的柱石显现的。

不过这种从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的提升以及人的这种对自己本能的超越也延伸入人类整体，在这里对适应精神生活阶段和为其发展服务的新生活形式的形成发挥着作用。人类的聚合活动就显示出这一点。使人汇聚在一起组成大大小小的群体的首先是外在的并存和维护生命的迫切要求。然而共同的经验和战斗以及共同的成就和困难使这种外在的联系逐渐变成一种具有内在特性的共同体，在这里形成一种具有独有特征的整体生活，支配着个体的劳动，遏制着个体的利已主义；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自己是整体的一员，由整体承载，在整体中得到增强。一种源于整体和内在的生活和活动在这里得以实现，因而在人类内部给精神生活提供了一个场所，为精神生活赢得了一个突破点，就像费希特在其致德意志民族的讲话中以感人的方式所论述的那样。不过民族和祖国在明确的界限内所显示的东西，也就是生活的整体和内在的形成，即使对于整个人类而言也成为了目标，一种内在的关联浮现在我们的努力之前，作为强大的驱动力对个体的灵魂发挥着作用。

人类特有的共同体的形成超越了空间的并存并立，同样，由于一种独特的人类历史的形成，时间的前后相继也被克服。因为有些东西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人身上，但或许有可能出现在人在历史方面进行的精神活动中，这与依旧限于自然范围的种种作用的单纯依次排列和积累完全不同。因为人这种独特的历史并非追随时间的波流，而是一种与单纯时间的抗争，是努力在事件71的洪流中争得恒久的东西。唯有如此才能够产生一种独特的人类历史。外在的东西飘忽而去，人可以在内在方面坚守；若不能将内核与表层相互区别开来，若不能将精神与单纯的人性相互区别开来，若不能保持住前者，人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尤其是那些个巅峰，它们穿过一切时间性和人性完成着向恒久真理的跃升。正像我们常常意欲保护各个所谓的古典时代的不朽一样，我们也试图在历史中区分什么隶属于单纯的时间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沉落，而什么能够作为超越时间的真理内涵促进所有的时代。历史以此成为一种精神真实的展开，而这种真实为应对表层不断变换的各种潮流提供了一种依靠，面对纯瞬间的现时它甚至呈现出一种涵括时间的现时，在这种现时中，一切伟大和构成本质的东西可能表面上会沉落，而内在的却依旧存在，会不断发挥新的作用。这种精神现时是所有真正的形成的处所，它能够在时间内超越单纯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完全隶属于这个时代，而时间与永恒的相遇就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一命题遭受了这种独特的人类史的驳斥；这种人类史本身就是支配着现时存在的纯时间与精神生活所要求的永恒之间的一种中介。在此情形下显而易见的是，社会和历史的形成产生着新的纠纷，因为社会容易限制个体的自由，而历史容易压制现时的本原生活。这些引发一场场战斗的危险就存在于精神生活自身的领域里，而它们能够使超越单纯的并立并存和前后相继成为完全的事实；即使在这里产生的种种纠纷，增强的也多是人对纯自然的超越，而不是使人对这一点产生疑问。

因此在人的存在领域里，生活本身显明的是一种教化和培育作用；在我们与精神生活之间编织有大量的网线，这种作用化作宽阔且常常呈隐蔽状的洪流，充溢着整个存在。所有对人发挥的作用，所有对个体乃至人类整体的教育活动，都有赖于这种向72上的运动，都有赖于生活的攀升；这是对一切忧郁的悲观主义最令人信服的批驳；如若在这里没有一种优于所有的人的率性而为的强大力量参与其中，这种作用就无法战胜所有的阻碍并卓有成效地继续突进。因而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我们坚信人的领域中存在着一个精神世界的证明，我们可以从这种信念出发恰当地理解那种运动。无论每天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四周发生什么，在这里须把握住一个整体，须完全克服对精神生活的能力的怀疑。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柏拉图为何会论说低层次的人心中对永恒的一种向往，为何会在宇宙中探寻这种追求的阶梯。只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然单纯的继续发展，而是意味着通过精神生活力量实现的一种跃升；自然若不是建立在一个较深层次的基础上并从中获得一种跃升的动力，它就不可能走上并遵循这条道路。因而自然和精神生活绝不会如一开始可能显现的那样截然分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双重的，既对立又联系在一起。首先精神生活与自然界限分明，不可能与它混杂在一起，否则精神生活就不可能独立，就不可能具有纯真的特色。然而在得到适当的巩固之后，为了自身的进一步深化，精神生活需要返向自然；此时它不再是某种异质，而是某种同类的东西，它会与精神生活联在一起，会联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精神劳动的主要场所永远是无法眼见目睹的世界，然而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世界唯有掌握和适应我们四周的存在才能达到完美。

简洁易懂地表述精神与自然的这种关联超出了科学的能力，不过在艺术中或许能得到这种表达。因为在艺术中，感性显然能成为精神的容器，能够为精神的进一步深化服务，如话语、声音和色彩能够表现和增强最内在的活动，同样，对于人来说，精神也需要这种表现，只有这样人才会觉得精神完全成为现实。

艺术表明了两个世界的关联，用歌德的话来说，艺术为存在的永恒和谐提供了最为可靠的保证。它在鸿沟两端架起的桥梁对生活整体起着促进作用，否则生活的整体就不可能得到巩固、获得快乐。精神生活的世界特性由此得到进一步证明。因此尽管在生活的全貌中依然还有如此众多的人未受到精神活动的触动，还在抵抗它的影响，但一种深化已在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已超越了单纯人的观念和意愿，这一事实无疑能够防止人们产生对精神生活对我们是否也意味着一种强大的力量这一问题的怀疑。只有固执地抱住个别不放和在树木之前看不见森林的人在此才会看不到生活的强劲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