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至1971年,我在军队服役。当时,我常在五角大楼里与人们讨论越战。我无法让自己不去想这类事情,因为我自己是个军人。我总是主动与人们谈起战争,他们总是说:"好,是的,派克医生。我们理解你的关注,我们的确非常理解。但是你知道,我们属于军事装备部,我们的责任就是督管武器生产,并及时把它们运送到越南。关于这场战争,我们无能为力。战争是政策部的事,去跟他们说吧。”
于是,我又去找政策部的人谈。他们回答说:"是的,派克医生,我们理解你的关注,我们的确非常理解。但是,政策部只是负责政策的执行而不是制定。政策是由白宫制定的。”如此看来,整个五角大楼对这场战争也无能为力了。
这样一种职能分割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内,不管是商业机构还是其他政府机构,不管是医院还是大学,或者是教会。当任何一个组织机构变得如此庞大且划分得如此细致之后,就会出现次级部门、次次级部门,这一组织机构的职能也就支离破碎了,力量也随之被削弱,结果就是形同虚设。这样的组织机构形态,也就成为一种难以避免的不幸。
这种分割也会出现在作为个体的人身上。人类天生具有一种非常杰出的能力,他们能够把相互关联的事物分割在各个密闭的空间里,使它们彼此无法接近,结果导致巨大的麻烦。我们都非常了解那些每周日早晨去教堂的人们,相信他们爱上帝,以及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包括人类。还是这些人,到了星期一早晨,他们竟可以漠视公司将有毒废水排入河流的事实。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把宗教分隔在一个空间,把公司的生意分隔在另一个空间。这样的人被称作"星期天早晨的信徒"。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做法,却是不完整、不全面的。 "完整”这个词来源于词根“联合",意思是力求一种整体效果,与“分割”恰好相对立。分割容易,但联合就难了,而没有联合就不可能有“整体”。联合,就是要求我们勇敢面对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思想以及生活压力。 所以,当你综合考虑问题,并愿意承受随之而来的痛苦时,你就应该经常问自己:我忽视了什么?结果并非总是令人愉快的。因为或早或晚,你都会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要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负责。 【什么被忽略了】 我第一次开始分析"什么被忽略"了,是在朝鲜战争时期。那时我刚刚14岁,每天早上,我都兴致勃勃地跑出去买一份寻找自己的归宿《纽约时报》。一天,我看到一篇报道,37架米格战机被击落,而美国空军无一损伤,这是美军的一个巨大胜利。第二天,我又看到另一篇令人兴奋的报道,41架米格战机被击落,美军战机安全返回基地;第三天,43架米格战机被击落,美军只损失了一架飞机;第四天,43架米格战机被击落,美军战机安然无恙;第五天,43架米格战机被击落,一架美军战机受轻伤。当我为美军遭受的些许损失而悲伤的同时,我更为这样的战果而高兴。《纽约时报》的报道称,这样的结果源于美军飞机的精密制造工艺和苏联战机的粗制滥造。报道还说,美国飞行员受过良好训练,而中国和朝鲜飞行员则忍受着饥饿,无力反击。《纽约时报》的报道还说,苏联与中国都是欠发达国家。 年复一年,这样的统计数字还在继续,我开始感到奇怪:欠发达国家怎么能生产出那么多米格战机?粗制滥造,仅仅是为了让美军去击落?慢慢地,我明白了,有些东西被忽略掉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轻易相信《纽约时报》的报道了。 另外一个教训来自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我跟妻子莉莉一起读兰德的《天摇地动》,这是一本大肆宣扬极端个人主义的书,我受此影响甚至想成为一名右翼共和党人。但我同时也隐约感到有些东西让我不安。大约在我读完这本书10天左右,我发现在这本长达1200页的全景式小说中,竟然没有一个小孩出现。小孩在这本书里被忽略掉了。恰恰是从那时开始,兰德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毫无节制的利己主义哲学在我心中彻底崩溃了。不用说,一旦有了小孩和社会上其他需要扶持的人,兰德导演的这台极端3走少的有路人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戏,就唱不下去了。 我从事心理治疗多年,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这就是:“病人没说的话,远比他说出口的重要。"在医学院临床实习时,每当我听到病人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我马上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当病人大谈现在和未来,而丝毫不谈过去时,你可以百分百地肯定,他们的问题在于过去,一定有什么东西把他们与过去隔离开了。假如病人一个劲儿地谈论过去和未来而不谈现在,那么问题很可能就出在现在。假如病人只是谈论过去和现在而不涉及未来,你就可以推测他们的障碍与未来有关,可能涉及希望或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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